1950年夏秋时节，淮河流域的皖北、苏北、河南和永定河、大清河流域的河北地区连降大雨并形成一场大范围水灾，洪水泛滥“延绵数百里”，造成耕地被淹、房屋倒塌，给人民群众造成了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对此，党和政府一方面领导人民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另一方面为解决灾民普遍缺乏过冬寒衣的问题，开展了一场“历史上空前地全国人民互助互济”的寒衣劝募运动。

　　1950年9月18日，皖北苏北河北河南灾民寒衣劝募总会（以下简称寒衣劝募总会）在北京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委员，张治中、许广平、杨立三为副主任委员，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便募得寒衣688.75万余套，灾民的寒衣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这场运动成为新中国救济工作“城乡互助”“自救助人”的“辉煌的范例”，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新生人民政权的政治威信。对此，有灾民感慨道：“毛主席领导的天下真和一家人一样！”

　　以往学界在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淮河流域水患以及党和国家防灾救灾理论与实践时，常常以1954年江淮大水治理为起点，对1950年的寒衣劝募运动关注较少，目前仅《中国民政》上有短短一页的介绍性文字，其余则多将其纳入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救济实践的一部分加以论述，缺乏深入系统研究。对此，本文试图通过挖掘档案等新史料，进一步考察这一运动的背景、经过和特点，以丰富我们对新中国救灾工作理论和实践的认识。

一、寒衣劝募运动的背景

　　寒衣劝募运动的开展与以下两个方面背景直接相关：一是水灾严重，受灾地区抗灾救灾能力薄弱；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积极开展防灾救灾工作。

　　（一）皖北、苏北、河北、河南等地连遭水灾

　　1949年夏秋之间，长江、淮河、汉水各干支流流域和华北地区普降大雨，造成严重水灾，给当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严重损害。其中，华北地区水灾害面积约为3400余万亩，患水县共计90个。皖北地区“长江决堤河水泛滥，淫雨成灾，安庆分区被淹二分之一，宿县分区三次水灾被淹三分之一，连其他分区被灾地亩颗粒不收者1300万亩”，全区可收85亿斤，实收约40亿斤，歉收约45亿斤，灾民共450万人。苏北地区“被水淹没，颗粒不收者，计700万亩”，全区可收94亿斤，实收50余亿斤，约歉收40亿斤。当年各灾区向外逃荒灾民前后达200万人之多，不仅“极易发生病疫，又会耽误原地生产，扰乱社会秩序”。

　　然而，旧灾刚过，又添新灾。从1950年6月下旬到7月中旬，淮河流域连降暴雨，超过了1949年和1931年同期降雨量。此次暴雨集中，分布范围广，流域内发生了严重灾情。以皖北为例，自6月26日至7月20日，该地区几乎天天下雨，其中，正阳关自6月27日至7月19日雨量为286.3毫米，超过1931年雨量的28%。7月6日，淮河洪水暴发，致使流域内“沿淮堤闸漫决，广大农村大半陆沉”。水灾最终造成该地区干支流漫溃82处，共被淹土地约3162.75万亩，占该地区面积的60%，受灾人口998.37万，占该地区人口的50%以上，死亡4899人，倒塌房屋89万间。除皖北地区外，流域内的苏北地区、河南受灾也很严重。其中，苏北的“淮阴地区全部淹掉，盐城区一部受灾”，两地合计淹田938万亩，完全无收成583万亩，灾民300万人，受灾严重者100万人。河南受灾面积达1572.17万余亩，受灾人口约为519.52万人。

　　与此同时，受降雨影响，河北境内河水暴涨，10个专区中有9个专区86个县受灾，面积约1700万亩，重灾区约800万亩，“灾不仅重，且多系连年受灾，人民生活极为困难”。可见，寒衣劝募运动所要应对的灾情之严重。

　　（二）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救灾工作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救灾工作。例如，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边区政府便在党的领导下采取“将政府的救济与社会的互助以及人民的自救完全结合起来，融为一体”的方式，开展了“大规模有组织的群众性救灾渡荒运动”。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办法得到继承与发展，党和政府将生产救灾作为灾区的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务。1949年12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以下简称政务院）在《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中提出：“灾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及人民团体要把生产救灾作为工作的中心”，各级人民政府须组织生产救灾委员会，发动与组织人民战胜灾荒；“非灾区也应进行节约，发扬友爱互助的精神，帮助灾区”。1950年1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在《关于生产救灾的补充指示》中也强调要“发动人民互助”。2月27日，中央救灾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在该会成立大会上再次提出：“我们的救灾方针是：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群众互助，以工代赈，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在上述工作方针的指引下，全国防灾救灾工作稳步推进。

　　在1950年汛期到来之前，各级有关部门便已经开始着手开展防汛工作。5月，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召开全国防汛会议，会议根据防洪工程的实际情况规定了各河防汛工作的具体任务，并要求各地以地方行政机关为主体建立统一的防汛机构。6月3日，政务院成立中央防汛总指挥部，董必武为总指挥。随即，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建立了统一的防汛机构。截至7月底，全国各主要河流沿岸使用电讯的报汛站共334处，其中直接向中央防汛总指挥部报汛的有68处，设专台的报汛站40处。6月下旬水患发生后，从中央到地方迅速行动起来，解放军等各种力量参与了抗洪抢险，对灾民进行抢救和疏散安置。随后，党和政府又动员组织进行大力排水、补种晚秋，采取了发放粮食、食盐、燃煤等救济措施，救灾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因灾情严重，且天气很快转凉，筹措过冬寒衣成为迫在眉睫的难题。仅据皖北灾区统计，700万重灾民中至少有580万灾民无过冬寒衣。为此，中央救灾委员会指定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组织灾民寒衣募集委员会，在全国各大城市（华东除外）发动募寒衣运动。由此，一场自上而下的寒衣劝募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二、自上而下深入开展寒衣劝募运动

　　此次寒衣劝募运动主要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严密的寒衣劝募组织网，二是开展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三是针对不同人群开展有重点的劝募工作。

　　（一）建立严密的寒衣劝募组织网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灾事业区别于旧的荒政的一大特点是具有高度的组织性。1950年开展的寒衣劝募运动有领导、有组织、有重点，离不开当时建立的纵横结合的劝募组织网。

　　1950年9月18日，寒衣劝募总会正式成立，当即开始劝募工作。因“灾民甚众，需要寒衣既多且迫”，故寒衣劝募总会成立次日即分电各方：“希各大行政区及华北各省、北京、天津两市救济机关、群众团体、民主党派及各界热心救济人士同声相应，迅速建立寒衣劝募分会，期于两月内完成劝募任务”。对此，各地迅速响应号召，先后建立了相应的劝募组织。27日、28日，北京市寒衣劝募分会、西北区寒衣劝募分会先后成立。10月初，中南区寒衣劝募分会、西南区寒衣劝募分会也相继成立。分会之下还有支会等组织。如北京市寒衣劝募分会成立后，各区在其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内成立支会，各支会下分设小组。

　　与此同时，各机关、人民团体、民主党派等也纷纷建立寒衣劝募组织，以做好此项工作。例如，1950年9月18日，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闭幕，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皖北、苏北、河南、河北灾民劝募工作的决定》，很快，北京市民主妇女联合会便于9月29日“组织了妇女界灾民寒衣劝募支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以下简称民建）总会发表告会员书，要求各地分会“群起发动”，民建北京分会于9月29日召开各处处长工作会议，积极响应总会号召，组成灾民寒衣劝募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除总部成立寒衣劝募委员会外，还分函各地支分部指派专人参加各地劝募工作。

　　此外，寒衣劝募组织还不断向下延伸，突破了此前“在全国各大城市”进行的要求，在一些中小城市逐渐建立起来，特别是在离灾区较近又较为富裕的华东区，一些县也纷纷成立寒衣劝募委员会。例如，浙江桐乡成立了县劝募委员会，炉头、乌镇等四个区镇成立支会，农村各乡则成立劝募小组。

　　由于劝募工作是“临时性的任务”，因此不强制要求专门为此成立新的机构。为此，一些单位依托于已有的较为成熟的组织开展工作。例如，北京市工商联支会决定：“各行业小组为简化组织机构起见，就救济基金征收委员会各行业小组之基础，推进劝募工作”。北京市总工会也决定由“市总直属各工会由工会去作，不另成立机构，但必须在工会组织中指定专人（或部门）负责劝募工作，并在进行工作时密切与党团配合”。可见，无论是否重新成立劝募组织，此项工作都是在严密的组织体系下进行的。

　　综上，从纵的层面看，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建立了总会、分会、支会、小组。从横的层面看，各机关、人民团体、党派也分别建立了各自的劝募组织。根据实际情况，一些劝募组织还依托比较成熟的旧的救济组织。就这样，一个纵横结合的严密的组织网就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来。

　　（二）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

　　在严密的组织体系下，寒衣劝募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宣传动员工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通过会议进行宣传动员。一般而言，在各级寒衣劝募组织成立的会议上基本都会对灾区情况做相应介绍，并做寒衣劝募动员工作。以北京市为例，1950年9月29日，市妇联召开各界妇女寒衣劝募座谈会，由执委张曼筠报告灾区参观实情，得到了大家的同情与支持。第九区支会由最基层的劝募小组召集治安委员、组长座谈后“，分别重点召开市民（较富裕户）会及座谈进行宣传动员”。第六区摊贩管理处召集摊贩组长会说明灾情并做动员，有的组长“回去后便召开摊贩小组会”，动员摊贩进行劝募。

　　其次，充分利用报纸、电台等舆论宣传工具。在寒衣劝募运动期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刊发了大量动员寒衣劝募的文章。例如，民建在《人民日报》发表告会员书，希望大家充分发扬团结互助友爱的精神，踊跃捐助寒衣。又如，《光明日报》刊发《一件寒衣万分友情》等，对寒衣劝募运动做了及时报道。与此同时，广播电台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例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采用了“有一个通稿，由电台每天播送”的方法，“使市民都知道了有‘有四省闹水灾，我们应当救济’这件事情”。又如，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魏喜奎等“用大鼓词的方法，在扩音机上宣传，或利用广播电台进行宣传动员”。

　　再次，通过文艺创作进行宣传动员。1950年10月13日，作家李微含创作出鼓词《夫妻俩献寒衣》，描述了一对夫妻都想捐献寒衣，但又害怕对方不同意，最后误会解开而捐献寒衣的故事，并号召大家“要学他们的好心肠”。曲艺家李岳南也创作了唱词《劝募寒衣》，号召大家“旧絮棉被单，衣裳莫惜怜，当仁不让，见义勇为，不要等明天！”此外，各地还广泛利用戏剧、漫画等多种形式进行劝募宣传，取得了显著成效。

　　最后，为提升宣传动员质量，各地还不断探索丰富宣传动员工作的办法。例如，北京市第十六区专门设立了寒衣劝募宣传周，各学校、工会结合文娱活动进行街头宣传，并广泛使用了街道黑板报等工具。浙江省桐乡县则利用各种机会采取黑板报、漫画、标语等形式向全社会进行广泛的劝募宣传，并将捐得多的、好的、早的单位和个人及时予以表扬，从而推动了劝募工作深入开展。

　　（三）针对不同人群开展有重点的劝募工作

　　区别于旧社会一般性的慈善活动，这次寒衣劝募运动是在新生人民政权领导下的人民群众互助互济运动。因此它的主要募集对象是“有力量而且热心救济的人们”，而“不应只限于重点富户募集”。同时，为了最广泛地团结教育群众，各劝募组织还开展了义演义卖等形式多样的活动。

　　在单位组织内的人群，因其有组织、收入较有保障而成为寒衣劝募的重点对象。以北京市为例，除了城郊区支会和工商业户等类别属于无单位组织之外，其余类别如“中央机关”“市属机关”“市总（工会）直接领导的工会”“各民主党派”等，均属有组织的机关团体。从结果上看，越是组织性强的机关团体劝募成绩越好。中央机关“募集成绩比较突出”，共募集26543套，占募集总数的77.91%。“工人募捐成绩较好”，各工会加起来“相当于工商界的募集”。

　　针对非单位组织内的人群，各地则开展了“有重点的劝募”。例如，北京市一些街区代表及积极分子有的“找重点户募集”，有的“通过社会关系作个别拜访进行劝募”，“个别还有把募集面放宽，挨户劝募”。又如，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和华北妇女节制会的成员“在自己上层亲戚朋友中进行”登门劝募，“作了苦口婆心的说服、教育，使之由不耐烦转为抱歉和欢喜的捐出来”。

　　此外，举办义演、义卖等，将收入作为代金或捐作寒衣，也是被广泛采用的办法。以北京市为例，在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领导下，该市先后共义演33场，全市21家电影院也联合义演了2场。1950年10月2日、3日，寒衣劝募总会举办音乐歌舞晚会，马思聪、郭兰英等著名表演艺术家和铁道部文化列车、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表演了精彩的节目。22日，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二○五师火线剧社联合义演话剧《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以全部票价收入捐献灾区购置寒衣。评剧界女艺人除参加原有各剧社的义演外，还于11月4日自发组织妇女大队进行联合义演。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家庭妇女组织了义卖，“由她们自己的生产部、食品组义卖点心来捐助”。

　　在建立严密的组织网并进行轰轰烈烈的宣传动员后，寒衣劝募运动有领导、有组织、有重点地向前推进，涌现出许多积极分子和感人事迹，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三、寒衣劝募运动的成绩及意义

　　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寒衣劝募运动就超额完成了任务。这场运动不仅解决了灾民的燃眉之急，也配合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改造运动，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新生人民政权的政治认同。

　　（一）超额完成劝募计划，及时解决了灾民过冬寒衣问题

　　1950年9月19日，寒衣劝募总会在致电各地时便提出如下劝募原则：灾区附近，实物为主（不论男女老少，不分新旧，单夹棉毛皮等衣服及棉被等其他御寒物品均可），代金兼收；远地则以代金为主。据此，各地的寒衣劝募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11月底，北京市劝募寒衣运动便胜利结束，共募集各种衣服、寒衣代金折合寒衣11.75万余套，超额完成了原定募集寒衣10万套的计划。12月，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也均超额完成计划。其中，西南地区共募集代金517亿元（旧币，下同——笔者注），超过原定任务（寒衣50万套，折合代金250亿元）1倍以上；西北地区共募集代金39亿多元，折合寒衣7.83万余套，超过原定任务7.5万套，且该区在完成任务后继续募集了7.5万套寒衣。总体来看，此次寒衣劝募运动成效卓著。据统计，全国共募得寒衣688.75万余套，折合人民币3400多亿元，超额完成了原定600万套的认募数目。

　　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各部门通力合作，以保证将募集到的寒衣尽快送抵灾区。为此，许多工作人员不辞辛劳，为寒衣运送工作付出了巨大心血。例如，汉口一位押运寒衣的同志一个人看守两车皮，日夜行车，雨雪不停，连走十天，四五天也未洗脸，只吃冷馒头。又如，南京的一位女同志也自愿要求押运寒衣，一天两夜未睡。正因这些工作人员的艰辛付出，从而保证了寒衣一边劝募一边及时送抵灾区。例如，皖北区11月已收到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和山东、河北、察哈尔、皖南等省区运抵的寒衣44万套、代金164亿元；其中，宿县专区从10月4日就开始收到全国各界所捐献的寒衣等，截至12月15日，据不完全统计，该区已收到各类衣物170余万件。这些寒衣运抵灾区之后，一般都能做到随到随收随发。在发放时，各地通过区乡代表会及村民大会，在调查研究、民主评议的基础上，或结合时事宣传和生产教育，或结合发放生产贷粮，与救济粮一并发下去。最终，皖北、苏北、河北、河南分别获得寒衣335.05万余套、73.23万余套、26.72万余套、86.06万余套，共521.07万余套。

　　此外，各有关部门还严格把控寒衣发放过程，避免挪用。例如，北京市煤矿工会曾致函北京市第十六区人民政府，希望能在此次募集寒衣中“抽出一小部分，配给我困难之职工”，对此，该区政府认为此次募得寒衣“系为灾区所备不能移作在职工冬衣用”。但由于最终募集所得寒衣超过原定计划不少，各地区又有一定留用。据统计，全国共计留用寒衣117.78万余套，以救济当地贫民及外地迁入的灾民。而且，此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共救济朝鲜难民寒衣1万套、代金200亿元。

　　（二）推进了对旧救济福利团体的团结改造工作

　　1950年4月26日，董必武在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上指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救济福利事业，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应该吸收个人和团体参加。一切从事真正救济福利工作的个人和团体，只要他们赞成我们共同规定的方针，愿意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工作，我们就有责任和义务同他们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各级救济代表会议和救济组织……过去某些救济团体须改造的，在全国救济机构成立以后，即应由其领导进行改造”。他还强调：“只有经过这番整理，中国人民的救济福利事业，才能脚踏实地地向着完全符合于人民大众的利益前进”。以此次会议为标志，新中国的社会救济工作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根据上述方针，寒衣劝募运动虽然吸纳了改组后的中国红十字会，但基本排除了具有外国背景的旧救济组织的参与，并自上而下建立了一套由各级党组织领导下的救济组织。这一运动证明了新中国救济福利事业方针的正确性。例如，1950年10月，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第14届年会在上海举行，此次会议是全国各地解放后基督教教会领袖和代表性人物参加的首次大集会，一致通过拥护《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号召全国基督教徒“努力学习新时代知识和响应劝募寒衣救济灾民运动”。可见，寒衣劝募运动对于推进旧救济福利团体的团结改造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新生人民政权的政治认同

　　在寒衣劝募运动中，各级政府和社会团体均强调宣传工作不能“单纯地为劝募而劝募，要大讲阶级感情，革命人道主义和助人为乐的好风尚”。因此，寒衣劝募的宣传动员工作注重阐释人民政权的新理念。例如，话剧《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冀中平原军民亲密合作，互相依靠，与日寇汉奸顽强战斗并最终取胜的故事。该剧“把已经走过的艰难而光辉的道路，介绍给广大人民，是有意义的”。又如，北京市第十六区支会义演了新剧《走形式》《矿下的群众在哪里》等，使6000余名观众接受了深刻的教育。

　　与此同时，劝募宣传还强调对旧社会黑暗统治的揭露。例如，民建中央在告会员书中便指出：“由于过去蒋匪决黄入淮，益使淮流淤塞泛滥，故皖北河南信阳潢川等区灾情尤为惨重”。

　　新旧对比鲜明，既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新生人民政权的来之不易，又增强了他们对新中国的政治认同。广大人民群众在具体劝募工作中亲眼看到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后，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同。对此，北京市第八区有居民感慨：“国民党反动派在的时候，水淹死你，也没人管。今天共产党来了，才能不冻死、饿死一个人”。皖北灾区也有80多岁的灾民感动地说道：“我这大年纪，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政府啊！”

　　总之，通过寒衣劝募运动的宣传动员及具体实践，广大人民群众对新生人民政权的认同感大大增强。

　　尽管由于缺乏经验等原因，此次寒衣劝募运动中一度出现过“任务观点”“平均主义”“干部包办”等不足，但党和政府发现后迅速加以纠正，“并发出通报，引起各地注意防止”，对个别徇私舞弊的干部也视情节轻重分别予以批评教育或处分。总体而言，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寒衣劝募运动获得了巨大成功，积累了宝贵经验。归根结底，这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具体体现。寒衣劝募运动中所展现的人民群众互助互济的感人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是我们今天仍然要继承和发扬的。

　　［作者简介］章舜粤，法学博士，助理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