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是中国所特有的一种社会组织单元。改革开放以前,在中国社会,尤其在城市社会中,几乎每一个人的生存和活动的方方面面,都和所谓的“单位”有紧密的联系。尽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对于相当多的生活在城镇中的人来说,单位的影响仍然在他们的生活中存在。

一中国单位制度的形成背景

　　从计划经济时代开始单位组织就成为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而单位制则成为中国城市管理的基本模式,以“单位体制”为特征的社会制度结构,是中国独特的制度结构特征,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包括其他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区别。因此对单位及单位制的研究就成为了解中国城市社会的窗口。从宏观的角度看,这些研究让学者更了解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社会是如何运行、控制、整合、调控、统治或分化的,以及是什么样的体制或制度,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和机制,构造了社会的制度结构[1]。目前,对于中国的“单位”和“单位制度”,众多学者根据自己研究的需要和观察的角度,对它做了不同的界定。本文要讨论的“单位制度”或“单位体制”主要是指以单位组织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体制和制度结构。不管是出于行政控制、资源分配、劳动组织,还是其他原因,单位组织在解放后逐步发展成为联系国家和社会成员的纽带。国家和政府对其社会成员,按照国家所倡导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进行整合和控制,只需要通过控制其隶属的单位就可以实现国家计划和目标。另一方面,单位在贯彻国家整合控制的意志的同时也使得单位成员对单位产生了全面依附。于是单位制度在这样的依附和控制中逐渐形成。单位制度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展示了政府管理战略和体制的出现是如何巩固和定义单位制度的。

　　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国特有的单位制度也在解放后到1957年的8年间逐步形成并在接下来的20年内得到巩固和强化。路风认为,单位体制形成于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社会的重新组织的过程中。当商品经济、市场关系、自由劳动、契约合意、私人资本以及社会结构自治都丧失了合法性后,整个社会的运转就建立在单位体制的结构上[2]。单位被看成是中国解放后计划经济战略和政策的产物,同时也是计划经济的保障。在单位里,政府的战略和政策遭遇了复杂的社会和文化现实,单位代表政府管理着中国城市,并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首先,它确保了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并将它们集中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使得解放后我国经济从战争的打击中迅速恢复过来,并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不可否认这为后来的经济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它解决了解放初期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安置了一大批旧社会国民党政府的官员,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为计划体制下的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再次,单位向单位成员提供各种福利保障、生活物资,并通过工会等单位内部组织进行宣传教育,加强了单位成员对单位的依附,同时更重要的是在解放初恶劣的经济条件下,极大地调动了单位成员的劳动积极性,树立劳动的荣誉感,使得广大人民空前团结,建设国家,保卫国家,确保了经济的飞速发展。

　　在肯定这些功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单位制度同样存在着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弊端。在传统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曾经发挥巨大作用的单位制度,在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中逐渐暴露出阻碍经济发展的弊端。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内部深层次的矛盾得以凸显,单位制度就成了影响社会良性运行的体制性或组织性的障碍。

　　《中国单位制度》的作者杨晓民认为,在改革触及到深层矛盾时,单位制度就成了改革的一个瓶颈[3]。他认为不全面改革单位制度,可能会导致政府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现实中失效。政府也已经强烈地关注到了这一层面并正逐一加以解决。近几年来,医疗、养老、就业、住房、户籍制度、金融体制等改革,使许多单位分崩离析,另外,“下岗”、“下海”等浪潮也使成千上万的人在必行,但是改革并不是一天可以完成,也不可一刀切,必须要考虑改革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和转型期新的社会问题,要考虑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让在单位制度模式下运转了近30年的中国城市社会,以一种平缓的方式向新的制度过渡,传统单位制度中的一些做法在从计划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是否仍然有其借鉴价值,这些都值得思考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