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妇女史研究，经历了20世纪初由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引发的拓荒阶段、1950-1970年代末由于特定历史因素而导致的凝滞时期、1980年代以来的蓬勃发展等阶段。到今年，正好走过百年历程。在传统与现代转换、西方与东方对话的格局中，中国大陆妇女史研究成绩斐然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扩大史料来源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学较诸他种科学，其搜集资料与选择资料实最劳而最难。”妇女史研究尤其如此。中国历史上有关女性问题的资料碎化、分散，成体系不易，且记载者多为男性，如何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尽可能全面地搜集、整理不同时代与女性问题相关的资料，并对其进行精耕细作的辨析和利用，是中国妇女史研究者共同面对并需要解决的问题。就笔者看来，要做到一宽和一深，即宽取径，深挖掘，方能真正拓展妇女史研究的资料空间。如正史、方志、墓志碑铭、儒家经典、法典、笔记小说、诗词文、类书、石刻、出土文献等资料，需充分发掘，配合使用。

　　正史与方志中的列女传及墓志碑铭中的女性资料虽相对集中，较易收集，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正史与方志中的列女传重在树立贞节烈女等典范形象，以教化世人；女性资料相对集中的墓志碑铭又往往流于溢美，隐恶扬善。因此研究者在使用此类材料时，须认真辨析，有所取舍。此外，应扩大正史、方志、墓志碑铭的阅读与搜集范围，以期能设身处地对传统女性所处的环境、所受的背景真正“具了解之同情”，方可发掘出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深化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与研究。

　　儒家经典是传统思想文化的宝库，也是研究女性问题非常重要的资料。以《周易》为例，其古本原是经传分开的，《易经》中并无阴阳辞句，战国时成书的《易传》，以阴阳变易的观念来解释六十四卦和宇宙万物的原理，将阴阳与天地、男女、君臣等事物密切联系，使阳尊阴卑的思想初露端倪。汉儒进一步以阴阳学说阐释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女性在理论上的“阴卑”地位，也因之奠定。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因礼法松弛，胡风浸染，汉代所形成的阳尊阴卑、男尊女卑的学说受到一定冲击，明确以阴阳学说诠释性别秩序的言论虽不甚普遍，但它仍在根本上影响着社会的性别秩序格局。宋代儒学复兴，以阴阳学说重解《周易》等儒家经典，成为宋儒建构性别秩序的理论依据。这些都对后世的性别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故考察传统社会女性问题，尤其是传统社会的性别秩序问题，必须从源头入手，下大力气发掘与利用儒家经典。

　　古代律令法典多有散佚，但仍是重要资料。如唐代法典有律、令、格、式四种，今传世者仅《唐律疏议》和《唐六典》。宋代现存法典主要有宋初依唐律而修的《宋刑统》、南宋宁宗时修的《庆元条法事类》（残本）及新发现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在这些法律文献中，与女性相关的资料也较丰富，具有独特价值。根据不同时期法律文本的差异也可窥探不同时代女性身份权益、社会地位等的演变。

　　历代笔记小说数量庞大，资料丰富。有的如洪迈《夷坚志》，在记载奇闻逸事以资消遣的同时，又有明显的警世意图。有的如周必大《泛舟游山录》，则记载了自己携妻子家人远行的经历见闻。各种笔记小说，或书写者亲身经历，或道听途说，或取材史籍，涉及女性社会生活等的资料较多，也较为生动。诗、词、文别集和全集中，也存在不少有价值的女性资料。一些诗、词、文作品本身即为女性完成，为我们保留了传统社会的女性声音，值得妇女史研究者系统深入发掘。一些类书也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如宋代陈元靓所编民间类书《事林广记》，即有关于民间婚俗、女性生活等的资料。不过类书一般是二手资料，时常存在一些错误，使用时需加考索甄别。

　　各种石刻文献，是补传统正史、文集等不足的重要资料。其中如一些新见女性题材的题壁刻石，反映了女性走出家门，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活动的印迹，能丰富对女性生活的认识。

　　出土文献是丰富妇女史研究的又一珍贵资料。如1951年发掘的河南禹县白沙镇三座北宋雕砖壁画墓，其中“妇人启门”的壁画典型地反映出门户对男女两性生活空间的区隔。在考古发掘的河南温县西关宋墓中也有关于妇人启门的壁画。这些对于认识传统社会男外女内的性别秩序格局具有特殊意义。

　　妇女史研究的材料虽然零散，但来源宽泛，若取径过窄，就会忽略不少有价值的资料，使研究难以深入。

　　借助学科之间的交流互补

　　近年来，社会性别理论为妇女史研究者普遍重视与使用。尽管这一理论对认识传统社会男女两性权力关系、群体特征、角色定位、活动场域等一系列问题很有帮助，但它也将男女两性抽象化，忽视了阶级、种族等因素的影响，在重视普遍经验的同时，忽视了个体或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的特征。故学者们已认识到，研究传统社会女性问题时，仅依靠社会性别理论是不够的。

　　学科间交流互补是中国妇女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重要途径。要突破理论与方法狭窄的瓶颈，必须坚持以实证研究为本位，多学科理论与方法交叉研究的路径，做到“史无定法”。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借鉴与使用，有助于从多角度、多层面透视女性历史，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考。社会学中“社会分层”理论，对认识社会系统具有重要价值，它既显示了社会稳定性的原因，又表现出社会内在紧张或社会变革的原因。“社会控制”理论则有助于考察传统国家、社会及家庭等各个层面如何对男女两性进行规范，进而观察社会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异和互动。法学中“法文化”理论，认为法律不能简单归结为解决纠纷的手段和技术，而是组织和维护人类合作诸事例中安排秩序的方面，是文化的一部分，可以体现价值观念，传达文化内涵。这对深入研究传统国家法律与女性地位、家庭及社会生活的关系不无裨益。但无论使用何种理论与方法，最终落脚点都要回归到历史问题中来，避免顾此失彼，游离于历史之外。

　　在妇女史的研究中，材料、理论与方法彼此关联，相互生发。只要研究者秉持深切的社会和时代关怀，材料、理论与方法并重，努力发掘富有研究价值的课题，妇女史的研究必将得到拓展和深化。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