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中叶社会学诞生起，这一学科就与劳工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古典社会学大师中，韦伯早年的一个重要经验研究就是对易北河东岸波兰劳工的调查；涂尔干在其名著《社会分工论》中所讨论的“反常分工”首先就是关于劳资关系的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他著作中对商品生产和工厂体制的分析，构成了其整个社会分析的基石，成为我们今天劳工社会学研究的基础。社会学本身即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古典社会学家对劳工研究的关注恰恰反映了他们所处时代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同样的时代需求推动着中国的社会学家投入到劳工研究领域，用社会学的专业视角分析、理解劳工问题。事实上，劳工研究已经构成中国社会学一个重要且颇富活力的领域。

　　关注社会结构因素影响

　　从研究内容上看，社会学的劳工研究包括劳动力市场、劳工政策、劳动过程、劳工集体行动、身份认同和群体意识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其中，对劳动力市场和劳工政策的研究已经有了较长历史，也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领域并非社会学家的专属领地，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和社会政策等学科对此都有所涉及。与以上这些学科相比，社会学家采取了一个相对独特的进路，即关注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例如，佟新和田丰等人的研究分别关注了性别和城乡差别对于劳动力市场分层的影响。

　　与劳动力市场和劳工政策相比，对劳动过程的研究则是一个较为新兴的领域。劳动过程研究主要是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劳动力和劳动的经典区分作为基础，关注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力如何被转化为劳动的问题。这一流派的学者往往采取田野调查的形式，将工厂、车间作为“田野”，通过细致的参与观察记录具体劳动过程中的控制与反抗，进而用一些分析性概念总结案例所代表的“劳动体制”或“工厂体制”类型。例如，潘毅等人关于建筑工人的经验研究，通过对建筑业的劳动体制和组织架构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欠薪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的根源。

　　劳工集体行动研究也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近些年来，随着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国内社会学界对于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研究从无到有，取得了较大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对工人集体行动（包括集体上访、罢工等）的研究。例如，黄岩关于华南某工厂连锁骚乱的研究，指出外来工的抗争只是为了生存而爆发的一种无意识的集体行动。劳工集体行动发生的原因与劳资之间的利益纠纷密切联系在一起。蔡禾的研究指出，农民工的利益诉求正在从“底线型”利益向“增长型”利益转变，“底线型”利益纠纷可以通过仲裁和诉讼来解决，而“增长型”利益纠纷则需要通过集体谈判机制解决。就集体谈判问题，近年来浙江温岭地区所推动的工资谈判机制引起诸多劳工研究者的关注，关于温岭模式的调查报告层出不穷，可谓2010年劳工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

　　身份认同和群体意识一向是社会学家感兴趣的问题。吴清军的《国企改制与传统产业工人转型》一书分析了国企改制过程中传统产业工人群体的身份认同问题，得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结论，即工人对自身阶级身份的认同并非在劳动过程中产生，而是来源于劳动过程之外权益被削弱的过程。郑松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进行了讨论，认为在信息化时代，必须关注信息技术在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对身份认同的影响，为此他特别提出了一种“信息主导”的研究视角。

　　此外，2010年春夏之间连续爆发的工人自杀事件也引起了学者对于员工精神健康问题的关注。郑广怀的研究指出，员工精神健康问题并非简单的心理疾病，而是有其社会结构的复杂根源的，其中，独特的工厂体制、流动的劳动力体制以及工会的特殊地位是三个最为重要的因素。该研究实际上为社会转型中普通人的“个人困扰”给出了一个超越其自身因素之外的结构性解释，从而将这个问题上升到“公共议题”的层面。

　　劳工研究需要历史维度

　　从研究方法上看，社会学界的劳工研究基本上采取了以下三种方法：最为常见的是大规模问卷调查和访谈，其次是借鉴人类学的工厂民族志方法，此外还有以历史文献和材料为基础的劳工史研究方法。这三种研究取向各有长短，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研究主题。

　　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劳工史研究。劳工史研究向来是劳工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但近些年来，在社会学和历史学学科分工的大背景下，社会学界关于劳工问题的社会史研究并不多见。林超超对上海私营工厂民改运动的研究，可以看做是在这方面所作的一个有益尝试。她通过对档案资料的梳理，揭示了1949年之后，新生的国家如何对“旧工人”进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改造，从而为重塑一支新的工人阶级队伍奠定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该研究可以视为对哈佛大学裴宜理教授的经典劳工史著作《上海罢工》的一个回应，前者实际上回答了在后者笔下被地缘、产业等因素分隔的工人阶级，在新形势下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另一篇值得一提的劳工史研究是游正林近期发表的工会研究论文。长期以来，社会学界对于工会在劳资博弈中的边缘角色及其“制度性弱势”已经有了较多研究，游正林则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的梳理，揭示了60余年来工会改善自身自主性和活力的三大尝试，这实际上是从宏观层面为工会制度性弱势的形成及其再生产提供了一个历史维度的解释。

　　综上所述，劳工社会学研究无论是在内容还是方法上，都取得了诸多进展。可以说，劳工研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一个新的热点和知识增长点。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现任国际社会学会会长的麦可·布洛维教授提出，西方的劳工社会学研究正在经历一个重要转向，即将目光投注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上，因为相对于“去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而言，这些国家才是劳工研究新的希望所在。可以说，劳工研究相对于当代中国的现实而言，有着 “实践的紧迫性”。迎接这样一个紧迫的挑战，将是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学家的重要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