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人就在医院门口痛哭失声

　　大约是1966年年初，有一天总理突然把我从京剧现代戏创作组找到北京饭店，要我组织一个现代题材歌舞晚会，招待一位阿尔巴尼亚贵宾。演出结束后，他提了一些意见，对某些节目不满意，我向文化部汇报了周总理的意见，就又去抓创作了。我完全没有料到，突如其来的浩劫会持续十年之久，更没有料到，我和周总理就再也没见面的缘分了。

　　周总理后来在不同场合提到我。1970年周恩来去朝鲜访问，在文艺演出中听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又想起了我这个曲作者，他又找人来问：周巍峙在下面好不好，王昆在部队怎么样？当时文化部干校里正放映电影《打击侵略者》和记录周总理访朝的彩色纪录片《兄弟中国人民的使者》。我在干校劳动时，我们的连长还偷偷问我：《志愿军战歌》这首曲子是不是你写的？此后，连里的同志对我的态度也大有改变了。

　　1973年6月，朝鲜艺术团在北京访问演出，又唱起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听着那昂扬的旋律，坐在台下的周恩来不由自主地打起拍子来。看完演出，周恩来去“十大”中央代表区开会，他特意找到当时负责文化部工作的于会泳，不满意地说：“来，有件事和你商榷商榷，人家朝鲜都唱《志愿军战歌》，我们为什么不唱？”于会泳搪塞地回答说：“也唱。”事后，他就让总政歌舞团唱了一次，实际上“文革”中从没唱过。周恩来继续追问：“周巍峙有什么大问题？有问题不也是工作上的吗？王昆就更没有问题了，她是在革命队伍里长大的，演《白毛女》有功劳，很有贡献么。”

　　就是在我感到最委屈、日子最难熬的日子里，我夜里常常梦见他。我的梦里经常有这样的场景：我和总理整夜长谈，我诉说我的委屈，我对运动的不理解，我对他的思念，说以前没来得及和他说的话。总理也说得很多。可是，一觉醒来，我却只记得我说过什么了，总理的话我一句也记不住。不过，每次梦醒来，我都有一种安慰，我能记得他那温暖的眼神、理解的表情。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时，6月30日，我得到了“解放”，在人民音乐出版社担任领导小组组长。那时，我听说周总理病了，心里十分焦急。这使我获得“解放”后的欢快情绪，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

　　总理的逝世，牵动了亿万人民的哀思。我和王昆还有孩子们当时就有失掉亲人感受。那天，人民音乐出版社收到一张去北京医院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讣告，无可争议，同志们把这张讣告给了我。遗体就停放在北京医院一间并不宽敞的告别室里，瞻仰遗容的人很多，队排得很长，我在寒风中等待了很久。最后看见总理时，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又黑又瘦，这还是他吗？我的心脏急遽地跳起来，感到腿软了，眼前也乱迸着金星，只能对自己说，坚持着，坚持着。我忘记了是如何走出那狭小的灵堂的，而总理黑瘦的脸庞和连成片的老人斑，却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动。我在心底里喊，如果没有这场“大革命”，他会活得很长的！我出来后，向王昆及孩子们描述了总理最后的样子，一家人就在医院门口痛哭失声，久久不能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