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定下来后，我经过和周扬同志以及部队领导等有关同志仔细研究，提出了抽调创作人员和演员、舞台工作人员的名单，并迅速拟出了创作方案和排练计划，再次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总理7月31日批准了我们的计划，并成立了以周扬为首的领导小组，负责日常领导工作。此时，距国庆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实际上，全体人员完全集合起来召开动员大会是8月12日，而进行彩排审查是9月15日，可见工作节奏是多么快了。

　  周总理自始至终都亲自领导着《东方红》的创作，说他是这部大歌舞的总导演一点也不过分。据我日记和有关材料，周恩来总理至少参加过17次有关《东方红》创作的活动，讨论、观看排练及演出，讨论《东方红》电影的拍摄方案等等。那时，我每天都要和总理办公室联系一次，向总理汇报排演过程中所遇到的重要问题，向总理请示，或总理办公室的人通过我向剧组传达周总理的指示。可以说《东方红》每一重大问题的解决，每一个重大情节的安排，都有周总理的一份心血。

　　党的诞生、秋收起义、遵义会议这几次历史事件怎么在大歌舞中表现出来，这是总理最关心的，他不但要求突出地表现这几次历史事件，还要求艺术上的尽可能完美。那些日子，周总理晚上接见外宾或者参加晚宴后，只要稍微有点时间，准要到人民大会堂《东方红》的创作现场，有时候是认真地看演员的排练，但更多的时候是和创作集体的同志讨论问题。

　　在创作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东方曙光”这一场时，剧组没有找到现成的描写和歌颂共产党诞生的歌曲，我就亲自跑到音乐研究所去查资料，终于找到了当时一首民歌的歌词，题目叫《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我兴冲冲地拿给总理看，总理看了，觉得这首歌的歌词说明了马列主义传播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也表达了毛主席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历史性结论。后来，作曲家李焕之参考大革命时期群众歌曲的风格，为这首歌的歌词谱了曲。周总理反复读了歌词后，又对舞台布景提出了建议。他说，在这场天幕的左侧，要出现马克思、列宁的画像，在光芒四射的画像前，同时升起两面旗帜，一面是党旗，一面是绘有毛泽东青年时代头像的红旗，在这两面旗帜的导引下，行进着中国革命的队伍。

　 在《东方红》描写解放战争这一场里，我们没有看到炮声隆隆、硝烟弥漫的战争场面，只看到解放大军气势磅礴的渡江场面和占领南京时的欢乐场面，这也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建议设计的。

　　是否在《东方红》里唱《游击队歌》，当时有不同意见。有人觉得，这首歌过于轻松，抗日、跟鬼子斗争哪有那么轻松？总理却认为这首歌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好听，群众爱唱，当时对动员学生参加革命起了很好的作用，是人民批准的作品。总理还说：有的时候需要雄壮的东西，有的时候也需要轻松的东西，有刚有柔，有统一也要有变化，革命是广阔的，革命的感情也应该是丰富的。

　　一次，周恩来总理邀请来中国访问的日本芭蕾舞团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一起到人民大会堂《东方红》演出的后台。我也陪同。参观中，松山树子提出了一个灯光设置上的技术问题，她以为，这样的问题，肯定是陪同参观的技术人员回答了，可是没想到，周恩来总理随口就解答了她的问题。她很惊奇，一位总理怎么会了解这么细小的事情呢？当她知道，整个大歌舞都是在周总理细致入微的关怀指导下完成时，松山树子泪光闪闪，她说：“你们是幸福的，只有你们中国才有这样的总理啊。”的确，能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我们真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