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决定搞《东方红》，是为了给文艺界一个表现机会

　  1964年《东方红》的创作令我终生难忘，也是收益最大、最受教育，也最愉快的一次创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拿出那么大一台歌舞，除了责任以外，没有心情舒畅、大胆创造，那是不可能的。

　　1964年党中央毛主席决定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那时文化部、对外文委和中国音协正在筹备“北京音乐节”，重点介绍亚、非、拉的民间音乐。按照当时的惯例，举行这样大的演出而且涉及外国音乐节目的音乐节，应当除报外事部门批准外也应报请中宣部，但是，对外文委、文化部既没有向中宣部通气，也没有向周总理请示。1964年7月17日，周扬同志在中宣部检查这一工作时，对文化部和对外文委提出了意见，认为这类重大涉外的文化活动要慎重考虑处理。可能是周扬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件事，在17日以后到7月底以前，周总理召集了中宣部、文化部、对外文委、中国音协等方面的负责同志和部分专家连续开了几次会，也批评了文化部和对外文委。他认为，“北京音乐节”的安排考虑不周到，怕效果不好；周总理提出，在国庆时要演出表现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革命斗争取得全国胜利的歌舞节目。这些会我都参加了。

　　此前的1964年5月，我在“上海之春”音乐节期间，曾经看过一部歌颂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大型歌舞节目，看过空政文工团、中央歌舞团，还有其他文艺团体也先后演出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舞蹈《大刀进行曲》、《飞夺泸定桥》等。另外，不论是大革命时期、红军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都产生过大量的革命歌曲和新民歌，在人民群众中间广为传唱，把这些节目和有关历史资料，更好地进行选择和编排，加工提高，可以创作成一部表现革命历史进程的、高质量的大歌舞。我把这个想法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和陈毅总理商量之后，同意了我的建议。

　　那时，文艺界整风运动十分紧张，文化部已开始检查，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正在举行，江青、康生对文化工作提出了许多蛮横无理的批评和极“左”的要求，搅得中宣部和文化部难以正常工作。在这时候，周总理却决定搞这次大活动，我事后回想起来，很可能是周总理为了给文艺界一个表现机会，说明这支文艺队伍在革命文艺工作和创作方面是很有成绩的，是可以信赖的，能够搞出一台意义重大的有较高水平的大歌舞，给国庆十五周年献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