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研究专案材料，解放乌兰夫

　　乌兰夫同志为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立案审查，1969年被疏散下放到湖南长沙郊区。

　　1973年1月27日，周总理在他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最早主席有个批件，称乌兰夫同志，要将乌兰夫的(专案审查)材料调来，由组织部负责研究，总的要求是按四条原则办。

　　接到周总理指示后，中央专案办于2月26日转来了有关审查乌兰夫的材料，内有l968年4月专案组写的报告，题目为《乌兰夫是个叛变投敌的特务分子》；还有一份l969年12月内蒙古革委会写的报告，内称乌兰夫叛变投敌当国家特务，充当苏蒙修特务，分裂祖国等。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也送来了审查材料共计l31卷。经过对这些材料反复研究，并派人到内蒙古自治区就有关问题进行调查后，认为审查的所有这些历史问题都应予以否定。4月4日，我们到乌兰夫的住处(此时乌兰夫已经接到中央通知，回到了北京)，请他本人实事求是地写一份材料，以便我们向中央报告。

　　周总理对解放乌兰夫这件事抓得很紧。4月12日，他说，乌兰夫的问题可以给内蒙古自治区的同志做做工作，让乌兰夫出来；主席已经批示过，主席心中是有数的。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们让内蒙古自治区来汇报情况的同志看过乌兰夫本人写的材料后，向他们传达了毛主席的批示和周总理的指示。5月初，我们在对乌兰夫的审查情况摘要里列入拟解放的干部名单，连同内蒙古自治区后来写的报告上报了中央。5月24日，郭玉峰告诉我：总理看了我们报上去的那个摘要，总理说，主席指示，乌兰夫即使检讨不深刻也要恢复他的组织生活，因为他是蒙古族。郭玉峰还要我写出《关于乌兰夫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情况和他的检讨摘要》上报中央。7月7日晚，中央政治局讨论解放干部名单时，周总理指示，将中组部有关乌兰夫的报告摘要列入已经通过的表中。7月26日，中央分管中组部工作的纪登奎说，乌兰夫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影响很大，党的十大前要作个结论，有可能要形成个文件，要将乌兰夫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散“内人党”以及稳定内蒙古形势的两大历史功绩摘写入报告。写好后，纪登奎又把郭玉峰和我找去，一起共同把报告推敲了一遍，之后纪登奎认为我这段时间工作太紧张，要我休息三天后再把报告斟酌一下，然后再正式上报。

　　1973年8月，乌兰夫在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十一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修改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

　　贺龙为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倒、立案审查。

　　1974年9月5日，郭玉峰对我说：中央指示让抓紧解决贺龙同志的问题，总的精神是恢复名誉，要求在10天内办好。他要我抓紧看材料，在一两天内写出报告。在座的中央专案一办(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的负责人说，贺龙是原中央专案二办审查的，有专案组写的报告和有关调查材料，可以先看看材料然后修改原报告。但是郭玉峰并未对中央指示做具体的传达，我事后得知，毛主席早在1973年12月就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看贺龙是被搞错了，我要负责呢!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1974年9月4日，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说，一定要为贺龙恢复名誉。于是就有了次日郭玉峰向我布置紧急任务。9月6日上午，中央专案一办送来了贺龙同志的相关材料，并简要介绍了审查情况。材料中有专案组写的调查报告，材料给贺龙戴了三顶帽子：一是“通敌”；二是“图谋篡夺军权”；三是“搞二月兵变”。调查材料主要有吴法宪、李作鹏、黄永胜以及警卫处长等分别给林彪、叶群写的揭发材料。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原报告根本没有修改的基础，而应该彻底推翻，另代中央草拟相关文件。文件的标题拟为《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简要叙述了贺龙专案一直为林彪、黄永胜等人所把持，捏造罪名陷害贺龙的事实。

　　所谓“通敌”问题，事实是：1933年12月，蒋介石派反动政客熊贡卿游说贺龙，企图把贺龙部收编。1934年1月熊贡卿到达湘西，贺龙了解了其反动企图后即将其逮捕，然后召开公审大会将其处决。事后，贺龙、夏曦向中央发电报告了事情的经过。据此说贺龙“通敌”纯属颠倒历史，蓄意陷害。所谓“图谋篡夺军权”问题，经调查并无此事，毫无事实根据。所谓“搞二月兵变”问题，无任何证据，纯属讹传。

　　9月7日凌晨4时，我将文稿拟好排出清样，于当日上午连同有关材料报送给中央有关领导。

　　9月9日晚，纪登奎、华国锋通知郭玉峰和我到人民大会堂汇报有关情况，并研究代中央拟就的文稿。我汇报了文稿中的主要结论意见和事实依据，并说作为中央文件应对贺龙同志的一生作出评价，我写了一段文字但比较平淡。纪登奎、华国锋二人均认为我写的这个稿子就可以了。华国锋还问我：你在稿件中用了“平反”二字，为什么?我解释说，虽然“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干部审查结论中未曾用过这两个字，但根据专案组审查贺龙同志材料的事实，中央应明确表示对贺龙同志予以平反。纪登奎表示，可以把这样拟好的文稿先送给中央政治局。

　　两天后的晚上，郭玉峰和我被通知到人民大会堂。纪登奎对我们说，刚才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通知稿，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只提出一点，既然事实如稿中所写的情况，为何对贺龙进行审查呢?因此，首先对这个问题应当有个交代，在我们加上“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这样一句话后，纪登奎随即把稿件带回了政治局会议。

　　随后，叶剑英元帅又请邓小平同志对我所写的有关对贺龙同志一生的评价作了修改和补充，最后他将文稿报给了身患重病的周总理。周总理看得非常认真，对几个地方作了文字改动，并批示：我改了几个地方，请政治局同志研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将我写的“贺龙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为人民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一句中的“重要贡献”改为“重大贡献”，使之更符合历史事实。在收到中央领导修改的文稿后，我们当即排出清样，连同修改稿和中央专案一办的材料送给了中央办公厅。l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为贺龙平了反。

　　1975年6月，贺龙逝世6周年时，有关方面为他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周总理抱病到会致了悼词。他在见到贺龙同志的亲属时，泪流满面地说，我没有保住他啊!此外，周总理还说了一句：我的时间也不长了!一时间人们都失声恸哭起来。 

　　多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解放了一大批高级干部

　　1972年8月上旬，中央明确：被解放的对象属于八届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原省市一、二把手、大区书记、中直和国家机关副部长以及中央文件中点过名的干部，所有这些人均报中央审批。其中，中直和地方的干部由中组部负责；国家机关的干部由国务院业务组负责；军队的干部由总政治部负责；分别整理材料上报。同时中央还指出：犯有走资派错误的属于好人犯错误，要有本人检查；有历史问题的，要由本人交代和证明材料。根据中央的指示，党政军三家分别组织力量抓紧进行工作，要各有关单位上报材料，然后核实研究整理，逐人写出审查情况上报中央。在办理过程中，周总理指示：要先易后难。还说，有的人不要因为是我批过的就不动了，要看情况到底如何。

　　截止到1972年底，中组部共上报了84人，其他两个系统也都分别报送了一批名单。l973年1月27日至29日，周总理连续三次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中组部等三个系统的汇报，逐人进行讨论。会上，周总理除了明确邓小平、谭震林、乌兰夫的问题由中组部负责外，还指示：江华、江渭清二人的审查，组织部门要接过来，他们自己最好有个检讨，对主席有个态度。还指示组织部负责摘要王稼祥、李井泉、郑位三的材料，放人上报名单。他说，王稼祥是忠于党的，可以工作，他对苏联重视王明很有意见。为了严肃慎重，周总理要求对被国务院系统定为叛徒的干部，由中组部和公安部进行复核。政治局会议召开后，中组部认真贯彻落实了周总理的指示精神。

　　根据政治局会议关于要组织部牵头研究上报解放干部统一格式的要求，2月2日，我参加了由中组部、国务院办公室、总政治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具体研究，议定要统一政策、统一内容、统一表格。其中，表格中要有本人职务、年龄、入党和参加革命的时间、籍贯、民族等情况；内容中要有审查的主要问题和审查的结果以及本人的态度。此外，会议还议定了一条重要原则：即凡被定性为敌我问题的干部，组织审查结论必须同本人见面，本人不同意的不得定性上报。会后，我即按照要求设计了上报表格的式样，由三个系统分别对本系统内的拟解放干部名单填写上报中央。

　　对中组部负责上报的名单，郭玉峰同我一起又用了两天时问逐人进行了核实，并根据中央的指示，摘录了中共中央办公厅转来的陈云、张闻天、张鼎丞等几位老同志的材料，经他们本人看过并同意后，列入了上报名单中。中组部拟就的最终名单总计97人，于3月14日夜印出后报送了分管此事的中央领导。3月23日，我随同郭玉峰向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等人就上报干部名单的情况作了汇报，并研究了李葆华、杨勇、廖承志、白栋材等人的任职意见。会后，我按照会议的要求，代表纪登奎等4人起草了向毛主席、中共中央的报告稿后送给了他们4人。5月12日，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又摘录了林乎加写的检查，当面送给了林乎加，他看过同意后报给了周总理。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解放干部问题时，周总理指示，天津万晓塘、张淮三的问题组织部要派人帮助定下来。会后，中组部认真落实了总理的指示。

　　7月18日至24日，周总理连续7次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党、政、军三家上报的解放干部名单，共计300多人。会后，根据周总理指示，由中组部牵头，三个系统一起组织，用了几天时间对政治局已经讨论过的名单，再次仔细地过了一遍。8月2日，三个方面的负责人对研究中提出的问题集体进行了讨论，对少数人的材料作了必要的修改，然后再次上报中央。

　　在政治局讨论解放使用干部过程中，江青、张春桥多方阻挠，周总理、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据理力争，终于解放了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

　　周总理此时已经年逾古稀，同时重病在身，但为了解放老干部，他主持政治局会议经常讨论到深夜甚至到次日凌晨，他还亲自审阅每份上报的材料。他这种对党、对干部极端负责的精神深深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当怎样对待党的工作。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病逝，噩耗传来，举国悲恸。我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到北京医院那个很小的房间向总理的遗体告别。看到他那慈祥但因病魔折磨而极度消瘦的脸庞，想到他一生任劳任怨、鞠躬尽瘁，为党和国家做出的极大贡献，想到他在非常时期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的情景，不禁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