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0月，日本社会党参加浅沼稻次郎遇害纪念活动访华团到京，周恩来在会见访华团时了解到随行的浅沼夫人的女婿是专门从事公害问题报道的记者后，特意约这位记者作了长时间谈话，详细了解日本的公害情况及解决措施，并请这位记者第二天作一次环境保护报告。报告除了要求有关的科技人员参加外，还专门接了一条专线扩音器，要求国家机关的负责人、各个部委的负责人也都来旁听，以引起相关部门领导的重视，提高大家的环境保护认识。①报告结束后，周恩来还要求大家进行分组讨论，并把讨论情况向他汇报。在后来计委写的报告上，周恩来批示，要求把这份报告发给出席全国计划会议的所有人员。1971年2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时再次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他指出：“现在公害已成为世界的大问题。废水、废气、废渣对美国危害很大……我们要除三害，非搞综合利用不可!我们要积极除害，变‘三害’为‘三利’。以后搞炼油厂要把　废气统统利用起来，煤也一样，各种矿石都要搞综合利用。这就需要动脑筋，要请教工人，发动群众讨论，要一个工厂一个工厂落实解决，每个项目，每个问题，要先抓三分之一，抓出样板，大家来学。"①（①日本记者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日本工业污染的严重情况，特别是水俣病(水银中毒症)的情况。报告引起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的重视，后来发现我国的水银电解厂和制镜等工业中已有此病发生，便立即采取了紧急消除污染的有效措施。详见顾明的《周总理是我国环保事业的奠基人》，载李琦主编《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回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页。）

　　此后，周恩来又多次强调要注意环境保护问题。4月5日，他在接见全国交通工作会议的代表时指出：在经济建设中的废水、废气、废渣不解决就会成为公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公害很严重，我们要认识到在经济发展中会遇到这个问题，要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2] 10月9日，他在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参观北京东方红石油化工总厂时，指示陪同的北京市和该厂负责人，要采取措施，消除危害工人健康的黄烟污染问题。[2](p.488)可见，此时的周恩来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工业化带来的污染问题，指出我们应该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在规划设计、施工和生产过程中，采取有效的措施，综合利用、处理“三害”，保护群众健康。

　　1972年，北京市市场上出售的淡水鱼有异味，且官厅水库下游发现有大量鱼类死亡，经查主要是由于工业废水污染了官厅水库的水源。污染事件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他在看到卫生部门的相关报告后，指示立即成立官厅水库资源保护领导小组，由万里任组长，国务院各有关部委派人参加，并要求领导小组尽快查清水源污染情况。官厅水库资源领导小组在做了详细、大量的实地调查后，写出《关于桑干河水系污染情况的调查报告》并上报国务院，1972年9月5日，国务院批转了这个报告并作出批示，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地区必须严肃对待此事，积极行动起来，根治桑干河的污染，一抓到底，不要半途而废。正是在周恩来的关注下，官厅水库的污染问题得到了迅速解决。官厅水库水源污染事件使周恩来更加认识到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紧迫性，此后他利用出席各种会议、会见各界人士、审阅文件报告及去各地视察等多种机会，一再强调要重视环境保护工作，积极行动起来解决工业污染问题。

　　蓟运河是70年代初突出的重污染河段之一，国务院几次批示，要求解决蓟运河的污染问题，相关部门在进行全面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污染的四项措施。我国华北地区的唯一天然大湖——白洋淀，对调节局部地区气候、改善华北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但长期以来由于淀区上游和周围区域内工厂增多，工业污水及生活废水大部分未经处理就排入淀内，污染了湖水。周恩来非常重视这一问题，亲自确定了“缓洪滞沥、蓄水灌溉、渔苇生产、综合利用”的16字治理方针。②

　　此时周恩来在强调解决污染问题时将预防为主的方针提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他提出要注意汲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在环境保护工作中少走弯路。同年4月5日，周恩来在会见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苏利克利·格林时说：“要消灭公害就必须提倡综合利用。因此在进行基本建设时，就要从项目方面、设备方面和科学技术方面更加注意，那才能免去祸害。否则，你们已经造成祸害以后，再去消除，那已经走了弯路。我们不能再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老路，要少走、不走弯路。”[1](p.333)1972年11月23日，他在听取河北、天津、北京有关负责人关于治理海河工作的情况汇报，详细询问了工程规划和消除公害的措施等问题。[2](p.564)据统计，从1970年到1974年的四年间，周恩来对环境保护共作过31次讲话。[3]正是由于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在“文化大革命”那特殊的年代里，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开始起步。（①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36页；顾明：《周总理是我国环保事业的奠基人》，李琦主编《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回忆》，第332页。②详见《中国环境保护行政二十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