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程中原老师去世的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觉得有些突然，尽管也知道他最近几年身体一直不好，但没想到会走得这么快。连日来，和程老师亦师亦友近20年的岁月，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一篇文章拉近了我和程老师的距离

　　程老师虽然是党史和国史学界有名的学者，但我到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之前对他并不了解，也未曾谋面。

　　第一次见程老师是在2003年春天，地点是在当代所北楼四层会议室。我当时是来面试，程老师是考官之一。面试的具体情形现在已经记不太清了，只记得程老师对我在回答问题时表现出的坦诚态度表示了肯定。

　　来所工作后，程老师是分管研究室的副所长，我是一名普通的科研人员，当时也还比较年轻，所以和他接触的机会并不多。是后来的一篇文章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党的文献》2005年第2期发表了程老师的学术论文《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第一次提出》，文章说是张闻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组织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之前通常都说是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首次提出这一命题。因为程老师是张闻天研究专家，所以这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为了搞清楚到底是谁首次提出了这个重大命题，我查阅了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发现毛泽东的政治报告是在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作的，而张闻天的组织报告是在当年10月15日作的。也就是说，还是毛泽东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发现这个问题后，我给程老师办公室打电话，提出了我的不同看法。他请我过去谈。我带着那本文件集去他办公室。听我讲完后，程老师赞同我的看法，并说我可以给《党的文献》写篇文章指出这个事实，我没有写。后来《党的文献》2005年第3期编读往来栏目刊发了读者柳春给编辑部的来信，指正了程老师文章中的这个提法。

　　跟着程老师做课题

　　2006年2月，程老师准备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975—1982：历史转折研究”。也许是上述文章的事情给程老师留下了印象，程老师吸收我参加课题组，并由我执笔填写申请书。该课题当年顺利立项，2009年结项。课题结项后，课题组仍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用来修改和出版课题最终成果，直到2016年才正式解散。在跟程老师一起做课题的近10年时间里，我和程老师有了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对程老师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

　　课题立项后，我担任课题组秘书，负责填报各种表格、联络课题组成员、报销各类经费等课题组日常事务。从2006年9月起，程老师不再担任副所长职务，但还承担着中央和有关部门交办的编写《胡乔木传》、编写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帮助老同志整理回忆录、编写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等重要任务。2008年5月，程老师退休，后被所里返聘，继续主持课题研究和承担上述任务。程老师卸任副所长特别是退休以后，一些事务性工作按规定就需要他自己来处理了。而此时程老师年岁已高，且工作繁忙，需要一个助手。所以我在担任课题组秘书的同时，也为程老师做了许多类似秘书的工作。这更增加了我和程老师密切接触的机会。

　　程老师主持课题有自己的特点和方法：一是注重对前期相关研究成果的充分利用；二是注重阶段性成果的持续产出；三是注重对年轻人的培养和提携。

　　《1977—1982：实现转折，打开新路》（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作者合影。左起李正华、程中原、张金才

　　“1975—1982：历史转折研究”的总体思路，是认为历史转折的实现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是历史转折的前奏；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为历史转折创造了前提；此后的两年为历史转折做了准备；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转折；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按照这样的框架设计，本课题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前奏：邓小平与1975年整顿；第二部分是决战：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第三部分是新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大。其中第一部分以程中原、夏杏珍著《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1975》（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为基础；第二部分以程中原《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1976：从天安门事件到粉碎“四人帮”》（《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为基础；第三部分以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著《1976—1981年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为基础。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形成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历史转折三部曲：前奏、决战、新路”图文版。图文版出版后，入选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后又被收入《人民·联盟文库》，于2013年7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再版。为总结和宣传本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组于2010年10月召开“历史转折三部曲：前奏、决战、新路”图文版出版座谈会，来自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当代中国研究所和高等学校、军事院校的30余位党史、国史专家出席。众多著名专家学者为这套图书撰写了书评，在学术界和读者中引起较好反响。

　　程老师很注重培养和提携年轻人。《新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大》由我执笔，是在对《1976—1981年的中国》一书进行缩写和改写的基础上完成初稿的。在此期间，程老师还指导我撰写了一篇题为《论“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学术论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后又收入程老师主编的《探索曲折崛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文集》。本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是“历史转折三部曲：前奏、决战、新路”学术版：《1975：邓小平主持整顿》《1976：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1977—1982：实现转折，打开新路》，201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参加了《1977—1982：实现转折，打开新路》一书的写作，是跟程老师一起做课题取得的重要学术成果。

　　在开展课题研究的过程中，我协助程老师做了些编写《胡乔木传》的工作。《胡乔木传》于2006年完成初稿。程老师作为编写组副组长和主要执笔人，在忙于课题研究及其他工作的同时，一直承担着传记稿的修改工作，直到2015年1月本书顺利出版。在此期间，作为程老师的助手，我参与了一些查找资料、报销经费、对初稿提出意见等工作。我至今清楚地记得程老师让我去国家图书馆帮他查阅胡乔木1978年调《于无声处》剧组进京演出资料的情形。资料查回来后，程老师根据这些资料撰写了《胡乔木传》第25章第5节《一个重要举措：调〈于无声处〉剧组进京演出》，并让我根据这些资料写了一篇题为《胡乔木调话剧〈于无声处〉进京演出》的文章，经他推荐发表在《百年潮》2008年第2期上。我的文章和程老师写的这节书稿依据的资料大体相同，但两相对比，程老师书稿的水平特别是文笔的灵动让我自叹弗如。

　　程老师虽然学术造诣很深，但很谦和，能够听取各方面意见。在《胡乔木传》初稿修改阶段，程老师不止一次地把部分初稿交给我，请我提出修改意见。我很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每次都认真阅读书稿。知道程老师是诚意听取意见，也能听取不同意见，所以我反馈意见时，都会直言不讳地讲出我的真实想法。每当这个时候，程老师都会停下手头的工作，离开办公桌坐到我旁边的沙发上，认真地听我讲，不时还会在一个小本本上记上几笔。至今还记得我提过个别章节之间篇幅不够均衡，以及文山会海内容过多等宏观意见，具体表述方面的就记不清了。对我的意见，程老师或予以肯定，或做些解释。利用这个机会，特别是和程老师的交谈，我学到了很多关于人物研究和传记编写的要领，至今仍在受用。

　　与程老师的书缘

　　迄今为止，我只请过一位专家给我的书作序，这位专家就是程老师。同样，迄今为止，我只给人写过三篇书评，这三篇书评都是给程老师写的，而且都是程老师指定我写的。

　　2015年5月，我的学术专著《从中央委员到领导核心——1945—1978年间的邓小平》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关于人物研究的第一本书。程老师是邓小平研究专家，出版过很多种关于邓小平研究的学术著作，发表过很多篇关于邓小平研究的学术论文，在邓小平研究界占有很重要的学术地位。为了给这本小书增彩，也为了向程老师汇报从事邓小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我冒昧请他为这本书作序，没想到他一口答应。

　　程老师在序言中对我这本小书给予了肯定和鼓励，认为我把1945—1978年间的邓小平作为本书论述的内容，而尤以1956年中共八大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进入中央常委之后的十年为重点，是一个高明的选择。程老师指出，邓小平从中央委员到领导核心，涵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两个历史时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通过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成功地培养了自己的新一代接班人。这不仅对邓小平本人，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这就把我的选题意义提升到了历史的高度。程老师还指出了我这本书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内容丰富翔实，笔削得当，既具有真实性，也不乏新鲜感；二是持论稳健，评价公允，体现了史家眼光。今天重读这些话，仍能体会到程老师对我的鼓励和期望。

　　2009年1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程老师在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1975—1982：难忘这八年》。这是“1975—1982：历史转折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本书采用开阔的视角，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放到1975—1982这八年的历史时段中去考察，得出了新的历史结论。论著出版后，程老师指定我写篇书评，这是对我的莫大信任。我通读全书后，概括出该书的三个显著特色：一是视野开阔，论点新颖；二是史料翔实，权威可信；三是语言生动，可读耐读。尤其后两点，也是程老师许多著作的共同特点。书评题为《转折年代的全景式展现——读〈1975—1982：难忘这八年〉》，发表在《北京党史》2009年第5期。

　　2013年11月，由程老师和其他三位首席专家主持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首部经中央认定的高校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业教材。教材出版后，程老师指定我写篇书评。我把近50万字的教材通读了一遍，觉得这部教材在历史分期方面具有鲜明特色：一是把“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放入历史转折时期，而之前同类成果多是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开端；二是把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作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分界点，同时突出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作用，而之前同类成果多是把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实际界标。这部教材明确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作为分界点，且得到了中央认可，具有不一般的意义。另外，这部教材在编写体例方面具有明显的国史特点。本书按照国史学科的体例和特点编写章节目，历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及“六五”计划以来每个五年计划（规划）的制定和完成在目标题中均有体现，且其主要内容贯穿全书。这在之前的同类成果中是不多见的。书评题为《一部权威而有特色的共和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评》，发表在《北京党史》2015年第5期。

　　2015年6月，程老师的《信史立国：当代中国史研究纵横谈》（以下简称《纵横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列为该社名家专论系列。这是程老师的一部关于国史研究理论、实践与方法的专题文集，收入程老师20多年来发表的有关本课题的五六十篇文章和公开回答中外学者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遇到的几十个问题。本书出版后，程老师第三次指定我撰写书评。和之前写书评一样，我把程老师的这部文集通读了一遍，得到很多启发和教益。《纵横谈》中有些文章之前读过，书中有些内容和观点听程老师当面讲过，有的还讲过不止一次，但把这些文章和问题按照专题进行分类，然后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分别进行编排之后，呈现出的整体效果就完全不同了，再来通读仍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读这本书，就等于听程老师讲述他多年治学的经历及经验体会，等于循着程老师的足迹，走过了他的整个学术历程。

　　我根据本书内容，结合平时对程老师的了解，对《纵横谈》作了三点评价。一是认为《纵横谈》几乎涵盖国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所有重大问题，有一定的广度，就国史研究重大理论和方法问题提出的许多观点新颖、独到，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政治高度。尤为可贵的是，程老师结合自己的治学经历和实践经验，特别是人物研究和传记写作、史料考证方法、对口述史的认识和做法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并举了很多例证，从而加深了读者对观点的理解，增强了观点的说服力，也增强了本书的可读性。二是《纵横谈》把程老师从事国史研究和参与当代中国研究所国史研究组织工作的经历，以及在此过程中取得的学术成就和形成的治学之道结集出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史研究这门新兴学科产生、发展、繁荣的过程，也对国史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三是《纵横谈》选取中外学者在国史研究、教学、宣传中遇到的25个热点问题，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进行了回答。这些问题基本涵盖了国史研究中重要的、敏感的、疑难的、有争论的问题，体现了作者开阔的学术视域和深厚的研究底蕴，也显现了作者不回避敏感问题的学术勇气及驾驭能力。

　　对于这篇书评，程老师是比较满意的，专门推荐给他的子女们看。他的子女们看后说，没有对程老师长期和深入的了解，这篇书评是写不出来的。书评题为《一部国史研究名家学术成就及治学之道的集大成之作——程中原研究员〈信史立国：当代中国史研究纵横谈〉读后》，发表在《历史教学问题》2016年第3期。

　　2018年5月，程老师在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书缘》，收录了专家学者写的关于程老师著作的书评53篇，以及程老师为他人写的书序、书评29篇。其中程老师为我写的序言以及我为程老师写的这3篇书评收入其中，成为我和程老师书缘的永远见证。

　　我印象中的程老师

　　和程老师接触时间长了，工作之余，他不时会和我讲起他的人生经历和治学路程，特别是他走上张闻天研究之路的缘起。有些他也在接受学术访谈和媒体采访时讲过。程老师是江苏无锡人，1938年生。14岁参加工作，在无锡县（今属无锡市）周新镇当小学教员。17岁考入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后在涟水农业学校、涟水师范学校、淮安师范学校任教。1977年1月至1983年9月，在淮阴师范专科学校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研究等，任党委委员、教务科长。1983年9月至1991年4月，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任《江海学刊》副主编、主编。1990年获得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4月起，调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任第三编研室主任。

　　程老师自1996年3月起担任当代所副所长，主要分管编研工作，时间长达10年之久。他在参与组织本所国史研究工作时，注重把重要史著编写和开展学术活动与推进国史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重视发挥集体研究项目和学术活动平台在出成果、出人才和带队伍中的作用。程老师全程组织参与了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的编写、修改和出版工作，为国史研究取得的这一标志性成果作出了贡献。他在承担繁忙的领导工作和交办任务的同时，撰写和发表了大量有分量、有影响的文章和著作，赢得了全所科研人员的认可与尊重，在学界同行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程老师作为著名的党史和国史研究专家，治学特点十分突出：一是长于人物研究，是公认的张闻天研究名家。他执笔撰写的《张闻天传》在学界赢得赞誉，也获得张闻天夫人刘英的认可。程老师作为主要执笔人撰写的《胡乔木传》，整体上推进了胡乔木研究，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著作。这两本传记的写作既有共同的规律和方法，又有各自的特点和成功之处。能够执笔撰写两部人物类型跨度很大的传记，而且都很成功，这样的学者是不多见的。二是重视史料的收集、运用。程老师注重对档案资料和口述史料的挖掘整理，并善于运用大量第一手原始资料，在其文章和著作中或提出新观点，或解决一些党史、国史研究中的疑难问题。《“歌特”为张闻天化名考》一文即其典型代表。三是持论稳健，评价公允。程老师尊重史实，坚持全面、客观地判断和评价历史是非，在人物传记写作中能够秉笔直书，做到对历史人物不溢美、不为尊者讳，将历史的本来面目展示给读者，体现了严谨切实的史家眼光。四是文笔生动鲜活。程老师是学中文出身，后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专业的关系练就了一手好文笔。程老师在著述中采用夹叙夹议的写法，以准确简练的语言、生动流畅的文字叙述人物和事件，表现出可读耐读的特点，受到读者的欢迎。五是勤于著述。程老师视学术如生命，几十年笔耕不辍，留下了大量文章和著作，可谓著述等身，为有志治学者树立了榜样，作出了楷模。

　　本文作者张金才（右二）与程中原（中）合影于玉泉山

　　程老师承担的主要任务先后完成后，因年事已高，不再来所上班。这以后和他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但知他仍然勤奋治学。其间曾登门看望。由于程老师子女均不在身边，是标准的空巢老人，所以程老师和夫人夏老师晚年离开北京，到江苏常州生活。此后我就没再见过他。其间我和他保持联系的方式是平时发个问候短信，过年打个电话。后来因为程老师听力逐渐衰弱，每次打电话多数都是夏老师接听。今年春节前夕夏老师在电话中说程老师身体不好，住过几次院。所以我对程老师身体不好是了解的，但也没想到会走得这么快，不禁使人感叹世事无常。

　　回想和程老师亦师亦友近20年的时光，程老师对我的关爱和提携仍历历在目。和程老师一起做课题的3年是我工作和事业的起步阶段，他在这个阶段对我的帮助，意义是特别的，影响是深远的。我后来从事人物研究和他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如今程老师已经走了，但正如我的一位学生所说，其学术是可以千古的。程老师的为人品格和为学成就永远值得我学习，程老师对我的关爱和提携将永铭于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来源：《百年潮》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