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台北“国史馆”正筹备若干出版品，其中陈诚（字辞修）日记，是史学界相当感兴趣的一部。这一批陈诚日记手稿中，至少针对几件重要的历史事件，具有解密的关键意义：其一是1960年7月，陈诚请辞“行政院长”不成与远走金门事件；其二是1961年7月，蒋介石和陈诚争论反攻计划的经过。
两度请辞“行政院长”与远走金门
1960年，“国民大会”选举陈诚为第三任“副总统”。5月5日，陈诚向蒋介石请辞“行政院长”兼职；20日，蒋介石批示：“国难未纾，仔肩益重，所请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著毋庸议。”
21日，陈诚再度以不应与不能再兼“行政院长”请辞。22日，又奉蒋介石手谕，“吾人身许党国，从事革命数十年，共同甘苦，备历险阻，今当国家遭此空前危难，既受全民付托，更应相期努力，共肩艰巨，实属义无可辞。”
陈诚两度请辞“行政院长”一职不成，7月索性以巡视金门为名，远走外岛。就在陈诚8日将起程前，蒋介石特地在7日手谕陈诚：“吾弟此次巡视外岛与休憩，凡百举措言语，切不可示人以忧愤困倦，灰心短气之迹象。更应人宽厚幽闲处之。此间不如意之现象，当由余适当处理，请勿系虑为盼。”
7月17日，陈诚于金门又复一长函：“自大陆沦陷，中央迁台，奉命离军从政，虽对政治不感兴趣，亦明知我国之政治环境之恶劣，然十年来，无时无不以‘以待罪之心情，作赎罪之努力’。终以修养不够，学能俱乏，非但建树极微，反而集怨成仇，益增钧座之负累，损及钧座之令誉，职于心何安何忍。”
19日，蒋介石再次晓谕陈诚，“在外多留，既无休养可能，则不如从速回来，共商大局”。
从双方往来函电，不免令人好奇，究竟陈诚两度请辞“行政院长”兼职之真相为何？陈诚遇到何种困难，让他愤愤不平，远走金门？
关于这个问题，研究陈诚的专家何智霖指出，陈诚日记可以看出其中关键。就当时政局言，请辞原因应与“立法院”力主调高“中央”民意代表待遇有关。
当时政府财政，除依赖美国之经援与军援外，仍有巨额赤字待补；且民意代表亦已比照高级公务人员之薪资。从日记中可以看出其中关键，7月5日陈诚于日记中说：“乃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唐纵，号乃建）通电话，才知上午总统已问乃建，乃建据实报告，关键在立法院。下午总统召见岳公（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张道藩（立法院长）、乃建、倪文亚（立法院副院长）等，对立法院本党同志责备极严。”
19日，张群带来“总统”从速回来共商大局手谕后，20日，陈诚再于日记中说：“余以不使岳军（张群）先生为难故，决定于今日下午偕岳军先生同机回台。”连日蒋介石手谕屡次引用菜根谭条文，陈诚于17日函亦引菜根谭285条：“波浪兼天，舟中不知惧，而舟外者寒心。猖狂骂坐，席上不知警，而席外者咋舌。”又说：“其为本党同志之写真乎？悲剧乎？民主乎？”所谓本党同志者，乃指争取高待遇之部分“中央”民意代表。
换言之，陈诚当时对大陆随国民党政府搬迁来台的这批“中央”民意代表十分不以为然，而蒋介石则多所宽慰，同时召来党政同志责备，由此可见他对陈诚的支持。
与蒋介石争论“反攻大陆”计划
1961年7月，蒋介石和陈诚就“反攻大陆”计划有所争论。6月30日，蒋介石对陈诚有所批评，原因是陈诚以“副总统”兼“行政院长”身份向“参谋总长”彭孟缉表达对“反攻计划”失去信心。蒋介石在日记中说，“辞修对孟缉谈话，表示其对我反攻复国计划根本失去信仰心，殊出意料之外，彼在四月底已同意我所定开始反攻时期，且已决定战时财经措施与军费，而今忽反前议，对我威信毫不顾及，可痛。”
7月3日又说：“彼闻言后，自觉其前日与彭（孟缉）等谈话，违反其与我两月前所同意之主张与日期，乃即无言以对，只可承认仍照我主张与日期进行也，此或为我反攻政策转败为胜之枢机乎。”6日说：“接报辞修对临时战费已遵令拨发，并令交通部亦如期集中船舰，可知其已有积极反攻作准备为慰，此乃我内部团结一致，反攻复国成功之保证乎。”11日又记：“晡彭总长等来谈，本日彭将‘军事计划’与‘预算’报告陈兼院长及其所指示要点，大体上未曾如前之反对，但其仍有若干成见也，美顾问团对我最近军队动态，亦感觉我已从事于反攻军事之准备，表示怀疑之象。”14日再记：“辞修对反攻计划不愿多闻之意，可叹，是其不积极乃作消极之表示。向来凡是重要军事行动之决定，彼多持异议，而且作不合原则之反对，最后实施成功，在证明其所反对者为成功可行之举动也。”
陈诚于当天日记中记下：“总统拟于八月间开始军事行动。余以为反攻自当义无反顾。唯目前是否为反攻适当时机应考虑。总统未待我讲完，即大为发怒，以为我怀疑三军不能战，破坏统帅威信，阻挠其反攻。我告以总统如此说法，是怀疑我的人格，我非但不能做事，亦且不能做人。我们反攻，虽不能算定，但决不能糊涂战，最低限度也到舍命战。试问如何使三军舍命？以运输工具言，如不给交通部相当时间，如何集中船只？其他可不必言。正吵得厉害时，夫人出来做和事佬，以后总统亦较心平气和，说必须积极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