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林季刊》 
　　从1946年起，钱锺书受聘做了中央图书馆的英文总纂（中文总纂郑振铎），兼任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的主编。1946年5月，国立中央图书馆由重庆迁回南京并开始办公，蒋复璁任馆长。6月份《书林季刊》创刊，前后共出版7期，到1948年9月第2卷第3期停刊。《大公报》1947年6月20日对刊物有所绍介：“国立中央图书馆自去年起聘请钱锺书教授主编英文季刊一种，名为《书林季刊》（Philobiblon.A Quarterly Review of Chinese Publicatins）,现已出至第三期。该刊所载文字略分为论著（Articles）、书评（Critical Notice）、书刊简介（Abstracts）、新书目录等。……”刊物助编为章克槮。钱先生在该刊几乎每期都发表一篇文章。这一时期他还兼任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从1946年9月一直担任到1949年5月，震旦的工作1945年年底已辞），在南京上海两地奔波，杨绛回忆说：“钟书每月要到南京汇报工作，早车去，晚上老晚回家。”有一次回家早了，她喜出望外，钱锺书解释道：“今天晚宴，要和‘极峰’（蒋介石）握手，我趁早溜回来了。”（杨绛：《我们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1页）
　　因为主编这份刊物，除了有与“极峰”握手的可能，还有“公费出游”的机会。1946年3月，钱锺书曾以中央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身份随团访问台湾，前后在台约三周，4月1日他在台大法学院作了《中国诗与中国画》的演讲，也是篇旧文章。这是钱锺书一生唯一一次与台湾发生的直接关系。做主编不可避免要向知名作者约稿，钱先生也不例外。有一封1947年夏他给赵景深先生的约稿信，可参： 
　　景深先生道席：月前饬人奉上《书林》一册，当已达览。所言多谬误，幸教正之。公于吾国小说、戏剧之精博，久所钦倒，意欲求大作一篇（考订性质而洋鬼子能懂者），约三四千字（不论新作抑旧稿），以光《书林》下期篇幅。由贵局同人译就并原稿交晚，自能斟酌润色文字（因敝助手任译务者有病也）。薄酬贰百万元一千字，酸寒幸勿见笑。望赐复为荷。尊寓地址及在府时间如见示，当再趋前面求也。匆匆即叩
　　暑安
　　晚钱锺书再拜 二十六日 （《文教资料》1986年第4期） 
　　其实一年前，赵景深因为爱读钱锺书的《小说识小》，还向钱先生约稿呢（他当时正为《大晚报》编《通俗文学周刊》）。看到钱先生向人家约稿，会心的读者会联想到《围城》里方鸿渐对孙柔嘉说的——“好太太，你不知道拉稿子的苦。”可互相比照。九十年代初他婉拒别人的约稿时还说，“索稿校稿，大似美妇人不自己生男育女，而充当接生婆（旧日所谓‘稳婆’）。但是我们已无生育能力，孤负你的本领，奈何奈何！”（安迪：《我与钱锺书先生的短暂交往》，《深圳商报》2003年6月21日）
　　钱锺书做《书林》的主编很大程度上是迫于生计，但他做的有声有色、乐在其中，那么积极的生活，在建国后我们很难再看到这种身影。这个“主编”也是对他民国期间做编辑工作的一次总结，也是他人生履历里必须一记的重要经历。 

　　其他
　　1934年1月大型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在北京创刊，主编是郑振铎和章靳以，创刊号封面开列了108位特约撰稿人名单，其中就有钱锺书的名字。另据当年《大公报》（1933年10月16日）的报道，钱锺书和多人对季刊上“书报副刊”栏还有“编辑撰述之责”：最近南北文艺界有酝酿刊行《文学季刊》之举，内容除专载纯文艺外，并另辟书报副刊一门。书报副刊则由郭绍虞、郑振铎、容庚、赵万里、钱锺书、顾颉刚、向达、李健吾、毕树棠等负编辑撰述之责。钱锺书当时在上海，能真正兼顾到《文学季刊》编辑工作的可能性不大，他似乎也没给《文学季刊》撰过稿。 
　　钱锺书还参与编辑了一些书籍。1936年在牛津，他担任了牛津大学出版的一套“东方哲学、宗教、艺术丛书”的特邀编辑。据说他是编辑组中唯一的一个中国学生。具体细节不可知。在中央图书馆期间，他还主编过《国际汉学丛书》。但《丛书》很可能只出版了当时被中央图书馆聘为通讯研究员的K.J.Spalding的The Three Thinker一种。1947年春，为编译《美国文学丛书》，文协上海分会成立了一个编委会，钱锺书名列编委。杨绛《怀念陈衡哲》说钱锺书胜利后还担任过《英国文化丛书》的编辑委员，他为请任鸿隽先生为《英国文化丛书》翻译一本有关他专业的小册子，还特到他家去拜访。
　　1947年，吴宓似在编一《字典》，他想邀请钱锺书“担任编辑新增字之部”，但是钱锺书坚决不干，还“力言索天章、许国璋二君之不可用”，可他愿意供给材料与吴宓，“又自愿代宓密校复旦诸君之校稿，稍减宓总校之劳。”（《吴宓日记》1947年10月13日）看来钱先生不但不相信索、许二君，连复旦诸君的能力都抱怀疑。所以等复旦诸君校稿出来后，吴宓赶紧写信托钱锺书给他“总校复旦诸君《字典》校译稿。”（《吴宓日记》1947年12月5日）吴宓记载的这个细节，使我们不仅能体察到钱锺书对老师（包括自己学生）的态度及他对自身能力的自信，更能看出他一以贯之的那种直言不讳、学术上对人几近苛刻的个性。
　　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在其回忆录《我的爸爸邵洵美》中透露，抗战胜利后，钱锺书应其父邵洵美之邀做过《自由论坛报》主编。但是杨绛先生否认了这种说法，她说：“钱锺书没有当过英文《自由论坛报》的主编，他的履历里一字未提。他一生只担任过中央图书馆书林（Philobiblon）的主编，没担任过其他报刊的主编。”（《再说邵洵美和钱锺书》，《深圳商报》2005年8月30日）邵绡红后来自己也承认回忆有误。（《听杨绛忆邵洵美》，《文汇读书周报》2009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