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育之热爱党的文献工作，为编辑、整理党的文献无私奉献出自己的青春与才智。1975年他就被借调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参加毛泽东选集材料组的工作。1976年至1988年，龚育之都一直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委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重要岗位上，晚年他常深情忆及自己人生中的这一重要阶段。在此期间，他倾注了大量心血参与或主持编辑出版了《毛泽东早期文稿》、《周恩来选集》、《朱德选集》、《刘少奇选集》、《邓小平文选（1975—198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等重要文献。这些文献系统宣传了党的指导思想，全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为研究我们党的领袖人物的生平和思想、研究党的决策与路线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党的文献出版工作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显著进展。

　　常年累月的文献工作，养成了龚育之喜爱深究渊源的思考习惯，亦练就了他善于从事文献考订的超常本领。龚育之注重发挥文献对于理论宣传和历史研究的功效，较早地介绍了1956年12月毛泽东关于只要有需要“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谈话、刘少奇“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搞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的讲话，以及1957年4月周恩来“搞一点私营，活一点有好处”的讨论。他考察了1956年的试探起步本来可以成为思想解放的新起点，却最终没能迈开去的曲折过程，提出今后要记取怎样让思想解放在正确方针指导下成长、开花、结果的经验教训。另外，对于开国盛典的细节、民族区域自治与联邦制的主张、“各尽所能、各取所值”提法的由来、毛泽东说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长的传言、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新老交替的源头等等问题，他都进行过深入细致的考证。

　　编辑中共文献的工作，由来已久，但过去多以收集、整理为主，缺乏对文献中观点渊源的梳理。龚育之利用自己的特有条件补其不足，为党的文献编辑、研究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这在中共历史学史上也理应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正是在龚育之的带动下，愈来愈多的学者关注、重视党史文献研究，党史文献研究工作因而打开了新局面。作为党史文献学的鲜有开拓者之一，龚育之还多次表达了“一个老文献工作者”对文献编辑工作开拓创新的殷殷期待，企盼文献的出版能以多样的编辑方式来满足不同读者的要求，以推动党史研究更加细致、准确。

　　以上把龚育之对中共历史研究的独特贡献归纳为五点，挂一漏万，未必能够完全反映出他在中共历史学科发展中的功绩，且限于篇幅，难以展开论述和分析。龚育之之所以能够对中共历史研究作出如此多的有益贡献，是同他的思想品德、学术风格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毕生敬业，笔耕不辍。他堪称党史学界的奇才，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却因时代和国家的需要，积极投身于党的理论和历史的宣传研究工作，理论水平较其他党史学者丝毫不逊色。他用一生走出了一条革命理想和科学信念交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融的非凡道路。他毕生没忘使命，不背初衷，信奉“花堪折时直须折”，坚持“勤修案牍不修窝”。他年轻时就得了肾炎，以后身体一直较弱，但却把事业看得很重。即使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身受病魔肆虐的剧痛，仍旧嘱托夫人清理家里刊物时要留好有关党史和其他历史资料，照例让家人替他标记好所读报刊书籍的有用内容以便日后引用。在离去前夕，他依然挂念着继续写作，叫女儿给他“重新配（眼镜）”的交代竟成唯一遗言。难怪熟悉龚育之的韩钢一度困惑：他是用生命来坚持写作还是以工作在延续生命？像他这样用生命写史，生命未息写作就不止的奉献精神，怎会不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呢？

　　关注时政，思想解放。他是一位儒雅的高官，更是一位博学的专家，有理论者的敏锐，也有历史学者的眼光。他颇有“两胡”遗风，政论与史论密切结合，对党的决策、方针、政策作了不少系统论证、深度阐发与科学评价，其研究成果带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实践目的，真真切切地起到了党史研究鉴往知今、资政育人的现实作用。古稀之年轻松地将写作方式由“提笔”改为“敲键”的他，思想向来开明，“心不与年俱老”，与党俱进，与时俱进，强烈主张“思想更解放一点，理论更活跃一点”、“题目更实际一点，队伍更广大一点”，大力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明确反对本本主义、帽子主义的主观作风。

　　文风简约，论证有力。读过龚育之作品的人都能深切感受到他的特色写法。相对于厚实的大部头著作，他好像更喜爱用单篇独文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他采用札记体裁，简单而随意，或长或短，时叙时议，甚至客问主答，形式多样，直奔主题，重点突出，轻而易举地写出自己的回忆或思考。他的文章含金量极高，不但见解独到，分析透彻，而且文献征引翔实，史料丰富，娓娓道来，令人信服。由于他的经历，能见人之所未见，知人之所未知，又有着随手记录的良好习惯，所以，对他来说，往事并不如烟般缥缈模糊，一番翻箱倒箧，总能持之有据，准确抖出不少史实史料。他也比别人更懂得抢救史料的重要性，曾建议胡绳就其亲身经历的某些历史事件进行清理总结，提供“胡绳说法”，自己也和时间赛跑，全力记载保存相关史料。可惜，还没来得及“素描”好于光远的工作业绩和个性特征就乘鹤远去了，给人留下些许遗憾和无尽感伤。

　　斯人虽逝，学风长存，思想永在。对于龚育之的学科出身和经历优势，其他党史学人自然无法如愿复制，然而，他的治学之道与理论风范却是完全可以被党史新兵们大胆学习或效仿的。今天，纪念龚育之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努力弘扬他的精神，沐着他思想的余晖迎头奋进，推动他所钟爱的党史大业继续繁荣与发展。

　　（本文作者张静如，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欧阳奇，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北京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