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龚育之对中共历史研究的贡献，自然不能忘记他参与撰写或主持编写党史要著时的呕心沥血和贯穿其中的新颖思路。其中，浸透着他辛勤汗水的两部通史著作，对于中共历史研究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力。

　　（一）参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明确十年探索中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

　　戴鹿鸣、周承恩分别提供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第六、七章的初稿，龚育之负责修改、定稿了这两章。第七章将1956年至1966年称为“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无疑是《七十年》的一个新意，对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的专文分析与完整贯穿更是该书引人注目的一大亮点。龚育之将两个发展趋向概述为：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十年探索中，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这种透彻精辟的分析方法迥异于“两条路线斗争”的传统模式，为深入体会党史进程中的曲折迂回提供了新思路、新视角。他还进一步谈到：十年中“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到后来终于暂时压倒了正确倾向，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错误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本质上有区别，不能等量齐观，但前者是后者的先导和准备。若干年后，他又更形象地描绘了两者的关系，说“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错误好比桥身，1957年后十年中的错误则是岸与桥身相连的引桥，引桥在岸上，还不在河上，但岸上的引桥，却是引向河上的大桥桥身的铺垫。这些精彩的观点对于正确分析十年探索中的“左”倾错误，真正明白“文化大革命”的由来，深入理解改革开放新政策的历史必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开辟的不易有很大帮助。只是，就像龚育之自己后来所总结的：上述概括“没有用‘离开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这样一个中心论点来贯穿全部论述”龚育之：《党史札记末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153页。，这一疏忽给《七十年》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瑕疵。

　　（二）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分析指导思想内部的两个侧面，凸现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实施

　　龚育之历时数载主编而成的党史中卷稿较《七十年》又有很大前进——它深化了“两个发展趋向”的思想：一方面将其贯穿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全部历史，如第四篇题目就为“‘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与抗争”，真实地写出了“两个发展趋向”相互起伏交错的复杂情况；另一方面，继续分析十年曲折发展中几次突发的大转弯，明晰转弯前指导思想内部的两个侧面，如此一来就能明白，由于对形势估计的变化，一个侧面就压倒另一个侧面，整个指导就发生大转弯，人们重读这段历史时就不会觉得有太多的突然了。

　　中卷稿另一处有创意的便是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独立成章，舍弃了以往沿用的“经济恢复时期”的叫法，称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在全国的实施”，实践了龚育之将1949至1956年细分为“前三后四”两段的一贯考虑。在指导此章的具体写作时，他叮嘱以“党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实施”来统领全篇，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搞的新民主主义由于强大的社会主义成分，在内涵上有别于抗战时期或新中国成立前夕所讲的新民主主义，整个社会处于比较高级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这也是后来很快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由。这种写法完全合乎党历来对自己纲领所进行的宣传，强化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新民主主义性质，还原了当时历史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