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党史篇章结构

　　20世纪90年代初，龚育之就设想“将来写党史，也许可以考虑分为三个时期，写成三大篇”：第一篇，从1921年到1949年，为党的历史的民主革命篇；第二篇，从1949年到1978年，为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前篇；第三篇，从1978年至今，为社会主义时期党史新篇。篇章如此安排有很大合理性，能充分反映出曾在十个方面实现伟大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史上划时代的意义，而且三个时段都近30年，有助于编写党史著作时合理规划结构、分配篇幅。

　　对于自1978年伊始的社会主义时期党史新篇，他又分别以1992年南方谈话与十四大、2000年进入新世纪为界，将其细划为三大发展阶段。他联系这一历史阶段的分界描绘了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就任13年间中国奋斗历程的波澜壮阔，如此一来，人们对13年历史业绩的理解便深刻多了。对于党史阶段或时期的划分，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人意见不尽相同，但正是在这种心平气和的探讨中，引起了重视，赢得了共识。

　　上述龚育之的许多看法都是十分精彩的，确有独到之处，研究者应该予以高度重视，从中吸取营养。当然，并不是说他的看法没有进一步思考的余地。比如，他把1949年到1978年称为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飞跃的准备的时期，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但仔细想起来，中间的“文化大革命”一段，既非“延伸”，也非“准备”，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轨道，所以，把这10年称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暂时性中断”更为恰当。

　　诚如龚育之自己所言，皆因历史机缘，他曾屡经运动风暴，数次卷入政治漩涡，虽“沉船没顶”，却近距离地观察、体验了这些事件的因果始末，故有责任心不溢美不饰非，追忆相关故人旧事留与后人评说。“文化大革命”后，他也应邀参与起草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到十六届四中全会期间的多次中央全会文件与历次党代表大会报告，深谙某些决议、决策产生的前前后后，故能科学地解读会议精神，准确地向民众传达鲜为外人所知的起草概况，字里行间总跳跃着些许史料。其所见所闻，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弥足珍贵的线索；其所知所感，也启迪我们继续深入思考：

　　（一）描述了他所知道的周扬、陆定一、许立群等党史人物，强调了纠“左”务必彻底的教训

　　在龚育之笔下，如实展示了周扬在反左派斗争中厉声疾色地咄咄进逼李之链又巧借发言之机好心保护于光远的截然不同；全面记录了周扬对《文艺八条》“政治上无害，生活上艺术上有益”的修正补充和起草发言稿时讲究遣词用字、细心考订征引内容的严谨学风；真切刻画了周扬领导的文艺工作力图紧跟毛主席号召却又因转述节略落得明目张胆“篡改”罪名的尴尬，以及他所在的中宣部因方求文章的“走错房间论”被莫名攻击为“假批判、真包庇”阴谋的无奈；还顺带提及了周扬闲谈时说到的解放前那场文学口号论争激烈的教训是派性、宗派主义作祟。在龚育之印象里，陆定一最大的贡献是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确立的不懈努力与对这种生动活泼局面的执着追求，其最大的失误则是在“左”倾时代阴霾下强烈反对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而且，龚育之概括论述了“双百”方针“毛泽东首次分别提出——陆定一展开论述——陈伯达合并运用——毛泽东和中央批准并确立”的形成经过；又特意着重评价了时任中宣部部长又有很深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的陆定一不当学部委员的高风亮节，这对于当前如何确立学部委员评选准则很有启迪意义。在《彭真、许立群与北大社教》一文中，龚育之回忆了许立群任社教工作队队长时召集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起草高校社教文件等历史概况，沉重指出这段历史最根本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左’的指导思想必须从根本上澄清和纠正；局部的纠‘左’也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如果没有引向从根本上纠正，那‘左’的指导思想还会卷土重来，变本加厉”。龚育之：《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1页。

　　（二）梳理了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的批斗细节，再现了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艰难

　　在《〈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中，龚育之形象地将批《二月提纲》和批包括《汇报提纲》的“三株大毒草”分别比做“文化大革命”的开台锣鼓和收场锣鼓，详尽记录了七个“攻左庇右”材料准备的缘由和背景以及整理时的议论、心情和考虑，仔细回想了东湖之行向毛泽东汇报提纲的成员与所得指示、整理毛泽东七千人大会讲话稿所作的推敲与修改，简单勾勒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被视为“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时的短暂平静与毛泽东号召“打到阎王，解放小鬼”后风暴的再起。在《〈汇报提纲〉的前前后后》中，他补正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的一处题注，全力忆起了《汇报提纲》中所引用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无可争辩”的马克思主义命题被肆意挞伐成“反马克思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和“科学技术决定论”的经过，以帮助年轻人了解中国理论界20多年前的这桩历史公案真相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命题提出的艰辛历程；比照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论点的引用和重申，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邓小平拨乱反正其实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拨乱反正是被‘批邓’打断了的全面整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则揭示了跟《汇报提纲》有真实历史联系的文件是《科学十四条》。根据他当年的个人笔记和其他资料，龚育之生动讲述了科学小组是怎样走在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前头，而广州会议是如何勇于适时触及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根本问题的；陶铸首次主张中南地区“三不”，聂荣臻较早察觉知识分子的顾虑，马大猷率先要求“正名”，周恩来英明主持决策，陈毅极力倡议“脱帽加冕”。龚育之还诠释了胡乔木就知识分子问题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论断的微妙修改，摘录了陆定一在全国文教书记会议上坚持知识分子“非无即资”的个性发言，提到了他对《知识分子问题提纲》理论框架和具体政策的酝酿。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些探索都被无情地打断了。

　　（三）披露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起草内情，倡导“坚持历史决议和在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

　　自始至终参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起草的龚育之，对这一决议的起草情况知之甚详，曾与其他同志一道编写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1981年7月，《历史决议》刚通过时，他就应青岛市委之邀作了一个关于学习《历史决议》的报告，讲述了《历史决议》是怎样采用科学方法分析历史、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阐明毛泽东思想及其指导作用等重要问题的。2001年，在纪念《历史决议》通过20周年时，他又结合新的档案资料，对决议起草的由来、核心问题、起草的开始、初稿的提出、四千人大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继续讨论直至六中全会的最后通过等情况都进行了一番回顾，再现了党当年将政治智慧、政治良心和政治勇气相结合的大仁大智大勇，以及起草者们字斟句酌、反复修改的持续努力，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或研究《历史决议》保存了颇有价值的史料。目睹今天的实际，他强调：《历史决议》来之不易，我们应坚持《历史决议》，警惕和防止从《历史决议》已经取得的成果后退，又要在《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这也是历史与认识的前进所必需的。他认为后来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和党的历次大会报告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过程和历史经验的认识都有所深化、有所发展，都在不同方面、某种程度上延伸了《历史决议》。

　　（四）回顾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法之形成过程，介绍了十二届六中全会精神文明决议中某些提法的周折与考量

　　凭其起草文件的亲身经历，龚育之认为，十一届六中全会在以为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否认和反对社会主义思潮的氛围下，有意在《历史决议》中提及作为集体智慧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的论断；十二大报告进一步简单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特征——“物质文明还不发达”；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精神文明决议展开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基础、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表现；十三大报告则第一次相对具体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路线、战略和各项基本政策。在回顾这些时，他还描写了即将卸任的胡耀邦对写好十三大报告的踌躇满志，比较了邓小平所说的不发达阶段与毛泽东谈及的不发达社会主义的异同，重申了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观点看历史的必要。在多篇回忆性文章里，龚育之都写到了胡耀邦主持精神文明决议起草的过程中，始终有两个问题在领导干部中争论不休：一是要不要重提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二是要不要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较为具体地介绍了当时围绕此分歧而衍生的内部斟酌和几番周折。

　　龚育之的不少回忆都是档案中所没有的，弥补了档案、文献的某些不足，为后人进行相关专题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有用的史实资料。回忆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它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为后人提供可靠的史料。所以，它不能胡说乱说，不能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夸大、歪曲真相。当然，由于年代久远，记忆有误，那是可以原谅的。龚育之的回忆，由于有文字材料为根据，加上他惊人的记忆力和高度的责任心，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比如，他对《二月提纲》事件的回忆，与许立群生前对张静如所说的，基本上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