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王亚南先生逝世40周年　

　  摘  要：王亚南是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经济状况研究相结合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王亚南不仅提出了建立“中国经济学”主张，而且身体力行地开展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王亚南　  “中国经济学”　  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经济学中国化

　  王亚南（1901—1969）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中国化的杰出代表。王亚南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研究相结合方面具有开拓性地位。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过程中，不仅积极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而且身体力行从事中国经济状况的研究，有力地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成长。在今天，研究王亚南创建“中国经济学”的努力，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也是对王亚南先生逝世40年的最好纪念。

（一）

　  王亚南根据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和中国学者当时经济研究的现状，鲜明地提出了建立“中国经济学”的任务。在1942年前后，王亚南相继发表了《关于中国经济学建立之可能与必要的问题》、《关于中国经济学之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问题》等文章，对建立中国式的经济学问题进行详细的探讨。

　  努力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是王亚南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学术心愿，也是王亚南持之以恒的学术追求。对此，王亚南曾这样表述其心迹：“我们要由经济学的研究，逐渐努力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自然，像我在这里所规定的供中国人研究的政治经济的内容，实际无非就是一个比较更切实的政治经济学读本，但我们要把这方面的努力，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一个鹄的，就是认为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是颇不同于依据现成材料来编述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读本。那颇需要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人，在有关世界经济及中国经济之正确理论体系上，分别来一些阐发准备的工夫。”[①]在王亚南看来，经济学是从欧美和日本引进的外来学科，应该以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为中心来积极地推进经济学的本土化，主张要根据中国社会的实况来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工作，而不能走欧美学者或日本学者的老路。他指出：“我们研究经济学，应随时莫忘记：我们是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中国人从事这种研考的出发点和要求是与欧美大部分经济学者乃至日本经济学者不同的，他们依据各自社会实况与要求，所得出的结论，或者所矫造的结论，不但不能应用到我们的现实经济上，甚至是妨碍我们理解世界经济乃至中国经济之特质的障碍。”[②]“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经济学，这是王亚南的独特的见解，其目的实际上是要建立经济学研究的中国学派。

那么，如何达成“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经济学的目标呢？在王亚南看来，必须在深刻揭示经济演变规律的前提下，以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为中心，服务于“中国社会经济改造发展”的目标，使经济学变成“经济科学”。对此，王亚南提出一系列具体要求：

　  我们要由经济学的研究，正确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所由产生、发展及其衰落的原因，看哪是由那些基本运动法则的作用。它的必然趋势，由此得到把握了；它在当前所表露的破绽、矛盾、冲突、以及拚命由战争方式来挣扎的诸般现象，乃可得到合理的说明。

　  我们要由经济学的研究，确实认明资本主义对于落后的中国经济，发生过何等影响，是有害的还是有利的，是妨碍的还是促进的。资本主义在它的各发展阶段（初期、盛期、后期、晚近的没落期），对于各殖民地乃至次殖民地，必然会采行一些“因时制宜”的不同的侵略政策的演变动态，一定大有助于中国经济解放斗争上战略的确立与实行。

　  我们要由经济学的研究，扫除一切有碍中国经济改造的观念上的尘雾，那些尘雾，不仅是关于经济本身方面的，同样是关于经济学以外的一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方面的，因经济学是最有现实性和最有基本性的科学，能够在经济学上把握住正确理论的核心，则帝国主义历来在中国有意无意直接间接散布的文化侵略种子，乃可因以廓清。

　  我们应由经济学的研究，明确知道中国社会经济改造发展所必须与最可能遵行的途径，由此认知现阶段的中国经济，何以定要彻底实行民生主义经济政策的原因。[③]

　  这里，王亚南阐述的是在中国开展研究经济学研究所要达到的四个目标，其第一个目标是要达到掌握资本主义经济演变的规律，第二个目标是要达到认清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情形，第三个目标是要达到“扫除一切有碍中国经济改造的观念上的尘雾”，第四个目标是要达到“明确知道中国社会经济改造发展所必须与最可能遵行的途径”。如果说第一个目标是为了要为中国经济研究提供经济的背景和理论的指导的话，那么，第二、第三及第四个目标则是更直接服务于中国经济改造的目的。

　  针对中国经济学的落后状况以及在具体的研究中照搬外国经济学的情形，王亚南认为有必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经济学，于是他在中国学术界系统地提出建立“中国经济学”的任务。他说：

　  “对中国经济加以科学的研究，本来直截了当的说中国经济论，或中国经济研究，就行了，用不着抬出‘中国经济学’这个大题目。但因为中国经济之科学的研究，尽管在理论方面，在实践方面，有如此的必要，但国人乃至国内经济学界人士，却始终对中国经济，不肯下一点科学研究工夫，他们一般的都把中国经济是什么，它具有如何的性质等等根本问题，总好象当作是‘先天的’或凭枝枝节节的一知半解的常识，就可以理解似的。惟其如此，‘中国经济学’的提出，在消极方面可以说是要矫正这种根深蒂固的太看轻了、太看容易了中国经济这个对象之研究的错误，而在积极方面则是企图由此引起大家对这个研究对象，能严肃的予以注意，并振奋起科学研究的热忱。”[④]

　  这里，王亚南提出了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缘由，希望通过“中国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建立，引起人们对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高度重视，并激发人们对中国经济进行“科学研究的热忱”。那么，“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目标是什么呢？王亚南并不认为描述中国的经济现象和梳理中国经济演变过程是中国经济学的最主要内容，他是将中国经济规律的研究作为中国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希望将中国经济学进到科学的境地。他指出：“把中国经济作为对象来研究，显然是要求从那种研究中，发现中国经济内在诸因素相互作用的因果关联，其演变定律及一般倾向。申言之，即我们所着意的，与其说是中国经济之静态的理解，毋宁是其动态的把握。”[⑤]

　  王亚南认为，确立中国经济学进行“规律”的研究与动态的把握，则必须扩充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使中国经济的研究发展成为对整个中国经济演变历程的研究。譬如，关于“现代的中国经济的研究”，就不能局限在现代中国经济过程与经济现象的描述上，而是应该“必须把研究的范围，延扩到社会史方面去，至少，必须延扩到封建经济方面去”，即是说“我们在确定中国经济还不曾由资本制占着支配地位，即还有相当浓厚的封建经济成分存在着的限内，对于它的研究，就必须研究到中国传统的典型的封建制本身”。在王亚南看来，对现代中国经济进行这样的研究，虽然“这在表面上，好像是超越了科学研究对象的包容限度。而在事实上，却正好是科学研究不免要加担在我们身上的要求。”[⑥]王亚南不仅提出要建立“中国经济学”，而且主张中国的经济学应将中国经济规律的研究作为主要内容，并认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要扩大研究的范围而进行“社会史”的研究工作，这是很有鲜明特色的。

　  王亚南认为，建立的“中国经济学”必须着重于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特别要注重在研究中贯彻“历史法则”，亦即要注重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他指出：“一切民族之社会经济史的发展，大体都不能飞跃的或突然的超越人类进化必然遵循的历史阶段。但在一般超越特定诸民族诸国家的世界史范畴中，我们因为不能否认不同的自然条件乃至历史条件所加于特定民族国家的不同影响，所以对于这一般的历史法则，还得多少承认其伸缩的弹性。即某种特定民族的社会经济之史的发展，也许不免要经过比较曲折的阶段。如像古希腊罗马在封建社会以前，还经历过奴隶社会阶段，即其一例。凡此种种，都是我们在论述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当中，所应当具备的认识。”[⑦]这里，王亚南既强调中国社会经济研究，既要体现历史法则又要体现民族历史的特殊性，这是很有学术见地的。

　  王亚南认为，创建“中国经济学”需要中国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尤其需要经济学家补充自然方面的知识，以科学的自然观来看待自然，增加对自然的理解和认知，才能建立“对自然作用能作科学处理的政治经济学”。他指出：“人类是要到了真能控制自然并合理运用自然的时候，才真能理解自然。在所谓‘自由的王国’里面，自然是人类的奴隶，在客观存在还从外部强制着人类去迁就它的所谓‘必然的王国’里面，自然实际上是做作人类的主人。这个关键，只有对自然作用能作科学的（说明的）政治经济学，才能为我们指明出来。我们处在个别社会发展阶段的人，也只有理解并运用这种经济学，才知道经历哪些表现为自然的发展阶段的如何不能避免？缩减哪些经验的痛苦的如何始有可能。……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落后，是与中国经济的落后相照应的。就因此故，我们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更须对所谓自然，作一番‘格物致知’的工夫。”[⑧]王亚南提出中国的经济学家需要研究自然问题，一方面是基于经济学的科学性要求及经济学在内容上涉及到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是根据中国自然科学不发达、自然知识缺乏的特点，这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有积极意义的。

　  王亚南提出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学术主张与他对中国经济学界状况的认识是联系在一起的。王亚南在研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形态时，提出要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学进行学术的评判，认为一方面要承认上升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学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则又应该指出经济学在资本主义没落时期所表现出的消极性。在王亚南看来，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要依据其演变的情形作具体的分析，特别要注重经济学与资产阶级利益之间的关系，如此才能看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内容及其变化。他指出：“以资本主义为对象的经济学，亦并不是具有同一的内容。所谓至少一部分有助于中国经济理解的经济学，只能限于前期的资本意识形态。那时资本阶级还是站在生产者的立场，还是站在对传统封建求解放求自由的革新者的立场的；照应着这种事实，当时的经济理论，可能充分反映着资本主义的基本动态，并且也可能部分地用以说明我们中国这种处在资本发生期中的经济实质。然而过此以往的，在资本主义后期出现的所谓流俗的经济学，它就不但不能拿来验证或解析我们这种社会的复杂的经济形态，甚且不能成为它所因以产生的社会的经济事象的反映，反而成为掩盖其实质、其基本动态的烟幕。因为把资本社会的根本危机如实暴露出来，那不是现阶段的资本家所期待于他们经济学家的。”[⑨]王亚南之所以提出要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学进行分时期的考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看到当时中国的不少经济学者，在研究中国经济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承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局限性。如王亚南所说：“事实上，提出中国经济改进问题的中国经济学者，尽管极口诋骂帝国主义，昌言解脱民族资本发展束缚，但他们所提倡的改造方案，只是依据同一套政治经济学教义，那套教义，却正好是叫中国民族资本‘屈伏’在整个资本主义系列之下，而尽其殖民地经济形态的机能的。然而，这个非常明白的矛盾，他们并不曾意识到。这就是因为他们从没有把政治经济这种科学当作与中国社会经济问题有关的学问来研究。”[⑩]那么，何以有部分的研究经济的中国学者产生这种承继西方经济学的毛病呢？在王亚南看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本身的阶级性质，处于本国资产阶级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阶级利益；二是由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条件下输入西方经济学所造成。王亚南指出：“资本家世界，在本国需要利用这所谓有闲的消费的金利生活者的经济学，以掩饰其现实，在其所寄生托命的落后地带，尤需要利用这种经济学，一方面不让落后地带拆穿了它的西洋景，同时更不让落后地带看出自己困厄的症结。如其说，启蒙的古典的社会经济意识的输出，是先进资本社会在商品输出时代的‘天真’，则反动的极端保守的社会的经济的意识的输出，就是它在资本输出时代的‘矫饰’。我们社会所输入的经济学，恰好就是这种庸俗透顶的东西。随着半殖民地地位的加深，我们‘买办的’经济学也愈来愈失去了前几十年的变法图强的‘火气’，而象炉火纯青似的安于现状，不时仅嚷出一些不着边际的建设语辞以敷衍场面了。这说明我们已深深的中了这所谓消费经济理论的毒，它在我们对于自己的经济认识上，仍在施放着浓密的烟雾。”[11]从这里的论述可以看出，王亚南不仅对西方经济学演变的历程及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本性有充分的把握，而且对于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的具体情形及其特点有细致的认识，同时对于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状况也有总体的考察，这使他能看到当时中国经济学的症结之所在，为提出在中国建立“中国经济学”主张提供了思想认识的基础。

（二）

　  王亚南著有《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一书，在其他著作中也从不同的侧面研究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这是王亚南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的重要实践，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王亚南认为中国经济的半封建性质特别显著，并且占据“极优势的地位”。在他看来，研究社会的性质必须分析社会最一般的、最通行的生产组织，研究中国社会经济性质也是如此。以此观点来看，“则在我们社会中，作为一个农业社会的生产结构，劳动生产关系，一般差不多没有了不起的变更”。关于中国经济的半封建性质，王亚南是这样分析的：“在近百年来的蹒跚不前的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农村的旧的社会生产关系，无疑在逐渐趋于分解，但那种分解，近似大破落户的式微和衰颓，而并非经历了有创意的变革性的破坏。就因此故，在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体制来看的限内，中国的封建经济，诚然是在衰弱无力的苟延着，但它这种有深厚传统关系的制度的无力苟延，却是很够力量障滞着羽毛未丰的新社会关系或生产方法的建立的……。要之，我们对于中国经济的研究，其所以必须从封建经济的开始，就因为我们假定中国现代经济中的封建成分，还占着极优势的地位，且因为我们这种假定，是建立在非常确实的经验事实上，而我们以后的研究，并还会给它以非常明确的证验的。”[12]这里，王亚南一方面承认近代以来中国的封建制度处于瓦解之中，另一方面又肯定封建制度的瓦解并没有能促成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

　  需要指出的是，王亚南证明中国经济具有“半封建”性质，主要是通过研究封建主义是怎样地以“土地制为核心而作用着”的问题而展开的。以后，他对中国土地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形成这样的结论：

　  “第一，中国土地上的严重问题，并不单在地权如何集中，而在地权因何集中，在何种条件下集中；不在地权本身是一种经济榨取手段，而在它同时还是经济外的社会政治压迫手段；就因此故，一个佃农，并不止于受直接地主的高地租率剥削，在所在社会的一切地方势力者，都会光顾到他，那正如同一个地主，并不止于剥削其直接的佃农，所在社会的一切佃农、雇农、贫农乃至中农及小地主，也都可能而且实在常受到他们光顾。因此，第二，中国土地问题，就不能单纯理解为从土地所有与土地使用所直接发生的问题，而更关重要的，宁是那些比较间接的问题，即是把那种土地所有与使用形态为基础而构成的落后社会关系、政治文化关系下所发生的剥削与迫害的问题。政治不易清明，人权毫无保障，动乱没有止境，产业难期发展，一句话，我们现代化途中无穷无尽坎坷，归根结底，殆莫不有封建的土地制度问题，横梗于其中。于是，第三，我们的土地问题，就不仅是关系地主与佃农的利害的问题。而是整个大小势力者，地主、豪商、高利贷业者以及与他们保持着极密切关系的官吏，和那些为他们所支配宰割的所谓‘小民’或‘下民’之间的社会的经济的问题。更深入一点看，第四，在买办官僚政权乃至帝国主义势力，在一个产业不发达的国家，统是直接间接依存于农村，依存于农村的封建剥削的限内，那同时不还是关系到国内外一切有关权势者的利害或死活问题么？所以，由帝国主义侵入而形成的半封建社会，同时必然是半殖民地的。”[13]

　  王亚南以土地问题为核心来分析中国经济的半封建性质，从各个层面说明封建土地制度的存在所形成的封建剥削关系，并就买办官僚政权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所加重这种封建剥削关系作出说明，成功地论证了中国经济的半封建性质。

　  关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使中国走上半殖民地道路的关系，王亚南进行了客观而又现实的分析，一方面承认资本主义在破坏封建因素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揭示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他指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决不是要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恰恰相反，它是要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乃至殖民地。所以，它虽然在把中国变成原料和劳动力供给地，变成制品推销场所当中，连带把新的交通工具，新的金融机构，新的资本主义经营企业的方法输进来了，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促进提供了一定的刺激诱导作用；可是，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就是意味着它们在中国的制造品市场的丧失，就是意味着它们取得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原料的特殊权益的丧失，这是和它们作为帝国主义国家，需要输出商品，更需要输出资本的要求相抵触的，也是和它们要在中国取得交通金融控制权及工矿经营采掘权的目的相抵触的。因此，在帝国主义势力支配下的中国工业就在发展过程上采行了一个非常不正常的途径。”[14]这里，王亚南通过对帝国主义与中国之间政治关系及经济关系的分析，认为帝国主义虽然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的封建经济形态，但在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却是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走上了一个非正常的道路，即半殖民地道路。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与中国经济的关系，王亚南指出：“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系列上来看，中国经济在受着资本主义的两重的苦难，一是中国资本主义不易发达的苦难，一是环绕着中国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过于发达的苦难，这两者互为前提，就造成了我们今日这种半殖民地经济的地位。”[15]关于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具体影响，王亚南还结合中国土地关系的变动予以说明：“在资本主义势力透到社会底层的现况下，过去依土地榨取关系所维系的封建组织，当然无法保持，但在各帝国主义要以中国为其制品销纳地和原料供给地的桎梏之下，中国决计不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进退失据的情形，正好形成我们当前过渡期中的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的姿态。”[16]王亚南这一见解有助于人们从经济和政治的层面来认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地位，也有助于人们分析帝国主义与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关系。

　  王亚南对中国官僚买办资本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从官僚买办资本与帝国主义关系的角度来说明官僚买办资本在中国形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中的作用。在王亚南看来，中国的官僚资本它有不同于中国的民族资本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中国的民族资本经营，却都是在和帝国主义竞争并利用帝国主义列强相互火并的场合成长起来的” [17]；但官僚资本与帝国主义有密切的依存关系，这使得它的产生和发展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动有着重大的影响。关于中国买办资本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王亚南首先揭示中国的大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与帝国主义之间利益的一致性，认为中国的大地主阶级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是靠着帝国主义的势力来延续和增强它们对中国人民的血腥统治，而帝国主义者则是通过那些买办官僚阶级和大地主阶级把它们的侵略魔手伸展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因此，“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大地主阶级买办官僚阶级尽管各别的社会经济利益和他们侵渔掠夺的对象不尽相同，甚至相互抵触冲突，但毕竟在奴役剥削中国人民并防阻或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上结成了一个阵线；事实上，中国的大地主阶级大买办官僚阶级的经济力量正好是在依靠帝国主义支援来不断发动内战的过程中开始壮大起来的。”[18]接着，王亚南又就经济的角度来说明官僚资本的成长过程及其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王亚南指出：“帝国主义对于落后社会的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地化运动，与其说是由他们直接进行的，毋宁是由他们依靠落后社会的统治阶级，封建官僚阶级，按照他们的意旨来进行的。结局，大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就在帝国主义利益的统一要求下，变成了相互依存和三位一体的‘通家’。而这种社会的经济，也只能采取一种把封建剥削作基础，而在这上面建立起买办官僚资本的特殊支配形态。”[19]那么，中国官僚资本的具体形态又如何呢，各具体形态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对此，王亚南有这样的分析：“官僚资本有三个具体形态：一是官僚所有资本形态，一是官僚支配资本形态，一是官僚使用资本形态，这三者相互的依存性和融通性，是官僚资本所以成形为官僚资本的具体内容和条件。它们的存在，在某些场合是各别独立的，在某些场合是相混合的，但离开了其中之一，则不足以通体了解其他。”[20]王亚南分析中国官僚资本的具体形态，其目的是为了说明中国官僚资本与中国社会情形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因为中国社会的性质具有产生官僚资本的条件。王亚南指出：“所谓官僚资本，是官僚们借着政治势力作的经济活动。他们其所以这样做，并不单纯是由于他们的私欲，而更是由于使他们‘可能’具有可能‘实现’那种私欲的客观情势。他们的假公济私的活动，是在一定政治机构下作出来的，而那种政治机构，又是把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作为其存在的更基本的前提。我们社会的半封建与半殖民地性，一直都潜存着我们那种官僚资本形态形成的诸般条件，只要一有诱发的因素作用着，那种资本活动就猖獗起来了。”[21]总的来看，王亚南关于中国官僚资本的研究，一是注重了官僚资本的成长及其作用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关系，揭示的是官僚资本与帝国主义利益的一致性；二是注重了官僚资本的具体形态的研究，剖析官僚资本存在的政治、经济特征及其对中国社会经济所起的恶劣影响，如王亚南所说大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拍卖主权”而“把他们的资产膨大到几百亿美元的巨额”，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到烂熟田地的最丑恶形象”[22]；三是注重分析官僚资本在中国产生的历史条件，认为官僚资本在的中国存在具有特定的土壤，并由此说明官僚资本的形成和发展对于加重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所起的特殊作用。

　  王亚南在研究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过程中，对当时中国的农村经济也进行了研究，为论证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提供了依据。在王亚南看来，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状况，首先要考虑到社会中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然后才能估计到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及其与社会性质的关系。他指出：“在工业化的商品社会中，农业无疑要减低其在全体社会经济上的比重，反之，在一个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社会，农业就不但要成为这个社会的经济重心，同时它还会本质的限制着这个社会的农业范畴以外的其他经济活动的发展。”[23]当时，经济学界关于农村社会性质及中国农业经济的研究是一个热点，有些人将中国经济判定为资本主义性质，不顾“雇用劳动”的性质，不问社会生产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进行的，出现了对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贴标签”的现象，甚至振振有词地说：“中国农村雇用劳动存在的事实，就是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事实；而雇用劳动存在的规模和数量，正可反映出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商品的规模与数量了。”王亚南不同意这样的研究方法及其所得出的结论，认为这样的研究“无疑会把中国农村社会向着资本主义‘高扬’起来”，但这样的研究存在着致命的缺陷。王亚南指出：“表识一个社会性质的生产，并不仅要问谁生产出来，还要问谁在什么条件下生产出来，谁用什么东西生产出来。旧式的雇佣条件，旧式的生产工具，理应只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据以存在的根基，而由那种生产方式所产出的农产物，就似很难得有附上资本主义签标的可能。而且，雇佣劳动虽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才当作一个重要社会经济形态而出现，却并不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才发生的。”[24]当时，还有些人认为农村出现“农产物商品化”，就是说明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性质。王亚南认为，对于中国农村的“农产物商品化”要进行具体的分析，然后才能说清楚中国农业的性质。在他看来，据一般统计资料的显示，中国农民的产品仅有百分之五十以下留供自用，大部分都须售出，确有“农产品商品化”的事实。但是，这种情形的发生，“是迫于一些伴随商业高利贷活动，以及促成此等活动的经济外强制榨取而形成的急迫需要，致使贫农们不得不于收获将了，就将其应当留以自给的粮食，投入流通界中，往后再零碎的加倍破费的由流通界去取得供给”。此外，“还有另一种加深农产物商品化的事实，即伴随着商业资本活动范围的扩大，农产物市场的推广，农业上已经在演着专门化的场面”；此种情形，似乎是农民投到市场上去“卖出”，正是为了由市场得到满足的“买进”。王亚南认为，即使是“商品化到了这种程度的农产品”，我们“似仍不易在它上面发现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的迹象”。王亚南通过具体的分析和研究，批驳了关于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观点，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现代中国经济中，农业显然还对工业占着压倒的优势。”[25]值得注意的是，王亚南还就中国农村中土地集中问题进行研究，说明中国农业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依据陶直夫在《中国现阶段土地问题》中的统计数据，说明中国农村人口中，仅占4%的地主却拥有总耕地面积的50%，仅占6%的富农占有总耕地面积的18%，即合计10%的地主及富农占有总耕地的68%，而全农村中90%的中小农只仅占总耕地面积的32%，这是“中国土地集中的轮廓”；然而本来“当作土地集中结果看的大土地所有制，原是资本主义经营所要求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但我们的大土地所有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它仅是地权的集中，而非地段地块的集中”[26]，因而不能说明中国农业是用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经营。 

　  王亚南的经济学思想是一个宏大的学术体系，其经济学思想的各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着的，并且是相互支撑的。他具有强烈的建设经济学研究的中国学派的信念，努力倡导和主张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的过程中来建立“中国经济学”，反映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主动而又积极的学术追求。他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密切结合，他关于中国经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研究很有学术的深度，为建设“中国经济学”奠定了学术研究的基础。王亚南是现代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大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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