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先生比郑振铎先生年长31岁。但郑振铎不幸因公牺牲，去世还早张元济1年。因此，今年我们纪念张元济先生140周年诞辰，明年我们要纪念郑振铎先生诞生110周年和牺牲50周年。
张元济和郑振铎是真正的忘年之交，张元济比郑振铎父母的年龄还长十几岁 。但张元济和郑振铎有近40年的深厚友谊。他们是近代中国两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我们想起他们不平凡的交往和友谊，也就是仰慕他们高深的学问，学习他们高尚的人品，记住他们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的巨大的贡献。
张元济和郑振铎1920年10月初识于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因与张元济的见面和会谈，促使郑振铎发起和成立了文学研究会。郑振铎在北京毕业后，分配到上海，1921年5月中旬转入张元济领导的商务印书馆，从此就一直在文化界工作。在抗日战争前期的上海“孤岛”上，郑振铎历经艰险，替国家在战火中抢救了一部极其珍贵的《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又与张元济密切合作，从中精选出版了《孤本元明杂剧》。尤其可歌可泣的是，郑振铎还和张元济、张寿镛（私立光华大学校长）、何炳松（国立暨南大学校长）等人，秘密成立了一个“文献保存同志会”，在日寇侵华的劫火中，奋不顾身地为我们子孙后代保护了一大批民族文献。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谈谈在新中国成立后张元济和郑振铎的交往，和他们共同为国家的文化建设奋斗的佳话。
1949年9月，党中央热诚邀请张元济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9月8日，年已八旬的张元济到北平，下榻六国饭店后，不顾劳累，立即赴北京饭店访郑振铎。翌日，郑振铎回访张元济。11日中午，张元济在欧美同学会设席，宴请与商务印书馆有关之旧友，到者有郑振铎、茅盾、胡愈之、叶圣陶、宋云彬、周建人、沈钧儒、郭沫若、马寅初、黄炎培、陈叔通、马叙伦等人。在这一个多月里，张元济和郑振铎在会上会下多次见面和畅谈，谈得最多的是今后的出版工作。张元济回上海后，11月3日致茅盾信，专谈他拟在商务印书馆成立出版委员会，欲请茅盾主持。茅盾14日回信婉辞，转荐郑振铎自代，并提及商务印书馆欲出《新民主丛书》诸事“已商诸振铎兄，甚为赞同。如何约稿，何日期得半数等等，振铎兄均胸有成竹”。张元济得信甚慰。
张元济怎能忘记，近30年前，他和高梦旦为寻求新文化运动对商务印书馆的支持，北上访贤，就认识了郑振铎。也是和当时郑振铎的推荐有关，他们大胆起用了茅盾全盘改革《小说月报》。不久，又由茅盾的大力怂恿，郑振铎也进了商务印书馆工作。从此，商务印书馆在新文化运动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大多与郑振铎和茅盾等同事作出的贡献分不开的。如今，张元济再次请贤，这实在是具有历史意味的事。然而，此时茅盾和郑振铎都实在太忙了。再说，作为即将在文化部担任领导职务的他们，也不便去当时尚属私营的商务印书馆任职。所以，郑振铎后来也未主持商务印书馆出版委员会的工作。不过，作为一个老编辑，一个爱书人，郑振铎仍然尽可能地帮助商务印书馆，贡献一份力量。如茅盾19日又致张元济信，说“关于丛书，振铎兄已约得五六部稿，渠南下后当面陈详情”。郑振铎当时曾向费孝通、宦乡等人约得书稿多种（但后来该丛书因故未出）。当时，郑振铎还与商务印书馆有关负责人谈过，希望他们继承张元济当年影印《四部丛刊》的伟业，有系统地多影印一些珍贵的古籍。直到1953年春，他们才同意这个意见，来同郑振铎商量首先影印些什么。郑振铎说，还是先印戏曲吧。这就是从1954年开始影印出版的由郑振铎主编的《古本戏曲丛刊》。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主要负责全国有关文物和图书馆、博物馆方面的工作。张元济尽自己的力量支持郑振铎的工作。1951年5月21日，张元济致北京图书馆王重民信，谈10多年前收得《翁文端公日记》25册，今托郑振铎带上，代翁氏后人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张元济还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的名义，通过郑振铎向国家捐赠涵芬楼旧藏《永乐大典》残书21册，珍藏于北京图书馆。1951年，在南京曾发现宋代著名女诗人李清照与其丈夫赵明诚合著的《金石录》的初刻本，发现者是张元济早年任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校长时聘任的教习赵从香的儿子赵敦甫。赵敦甫专程赴上海请张元济鉴定题记，然后又面呈于郑振铎，献给国家，珍藏于北京图书馆。
1952年8月21日，张元济致郑振铎信，提到“清初龚鼎孳、孙承泽，均可称文学家，为先九世祖书有屏条，常悬挂在客座壁上。……又有前明遗民澹归和尚为先八世祖及七世本生[祖]亦书有屏幅，中有水龙吟词，系澹归作。八世祖之语载入《遍行堂续集》中。现均拟捐送贵会”。后郑振铎领导的国家文物局派上海市文管会吕贞白于12月23日到张宅，领取了这4件已有300多年的文物。
1952年12月24日，张元济致郑振铎信，又提到“前月徐森玉先生由京返沪，交到王石臞先生手校项□本《山海经》一部……钤有涵芬楼印记……弟一见书衣认为故物，不知何以散出在外，编《烬余书录》时不见是书，故未列入。今合浦珠还，亟拟补撰提要附于录后”。又说“近日王冶秋君莅沪过访，谈次知涵芬楼烬余各书甚蒙垂注，至深感荷。此等书籍，断非私人机构所能永保。同人久有贡诸中央之意。只因种种关系，未即实行。敝同人史久芸亦曾传达雅意。前日敝馆经理沈季湘、襄理张雄飞二君，往谒王冶秋君，面陈一切，想经转达聪听，兹不赘陈”。可知郑振铎曾派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去动员张元济将涵芬楼幸存的善本书献给国家，张元济听后完全同意。这批书捐出后，张元济于1953年4月6日致郑振铎信，说：“涵芬楼烬余善本仰荷玉成，俾能得所，衔感无极。”又主动提到“家藏元儒谢先生应芳手书佛经六种，书法极精，历六百年金纸如新。藏之私邸，决非长策，合亦献归国有”。“先九世祖讳惟赤于清初中试，顺治甲午科顺天乡试举人，当时领有鹿鸣宴银质杯盘各一事，制作甚精。藏之寒家，适满三百年。……询之友人，传世科第者亦云从未目睹。……此为国家典章数百年之遗物，窃愿归诸国有。”
1953年10月28日，张元济又致郑振铎信，托人专门送上原为沈曾植所藏的林则徐致沈鼎甫信，并说已向沈氏后人“建议以此书献诸史馆，为信史之征”，请示郑振铎“究应纳于何项机关，可以永久保存”。11月10日，郑振铎复张元济信，极为高兴地说：“读商务送来上月二十八日手书并林文忠公长札一通，至慰！此札关系鸦片战争的史事甚大，当遵嘱交翦伯赞君一阅，并拟设法影印（当并其他林氏手札数十通一同印出）。我局现集中明清二代尺牍不少，拟即由我局一并将此收下，……至此项尺牍，可能全部拨交北京图书馆保存。”
1955年5月27日，张元济致郑振铎信，提到“导淮之事，已达下游，将入于泗沂之境”，建议借此机会探觅周代埋于该地的“九鼎”，“一旦发见是秦始皇所求之不能得者，今乃重新得，岂非千古美谈！”虽然这传说中的周代九鼎并没有能发现，但张老先生的赤子童心，令人感动。张元济此信刚寄出，郑振铎还没收到，但他在28日也给张元济写了一封信，提到“得森玉先生函，知先生时以陈澄中的善本书能否收归国家所有为念，这件事已进行了两年多，最近方才解决，已在香港收完毕。从此世彩堂的韩柳文、蜀刻的唐人数集，以及许多宋元善本，明抄黄跋，均得庋藏于北京图书馆了！从此，善本图书的搜集工作，除了存于台湾及美国者外，可以告一阶段了。今日如编一《善本书目》，实大可惊人。……此时书未运入国门，尚恳秘之，为感！”香港陈澄中的这批宋元善本，是在郑振铎领导下的国家的一个秘密收购小组（徐森玉的儿子徐伯郊是重要成员），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工作，以80万元港币收归国有的，后藏于北京图书馆。但当时书还没有运回北京，郑振铎就把这一秘密消息告诉了张元济。
为庆祝张元济90寿辰，1956年9月14日郑振铎写了热情洋溢的祝词：
近六七十年来，文献图书之得以保守毋失，不至蹈皕宋之覆辙者，赖有南北公私诸藏之网罗散佚耳，而涵芬楼尤为其中巨擘。张菊生先生阐旧学，启新知，于中国学术贡献甚大，而其精力所萃，犹在涵芬楼。不仅能聚之，且能传播之。今士子辈胥能乎？《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以研讨古学者皆出先生赐也。仁者多寿，敬颂千龄。
1958年6月20日，郑振铎为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的《缩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写序，又一次高度肯定了张元济当年主编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的重要意义。这是郑振铎最后一次写到张元济。谁也不会想到，不到四个月，精力充沛、生龙活虎的郑先生就因公牺牲了！据张元济的家人说，郑振铎失事时，他们都悲痛万分；但九十多岁的张老先生当时已病重卧床，所以也就未能写下悼念文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