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看季老大部分是问病，或聊天。从不敢谈学问。在我看来他的学问高深莫测，他大学时受教于陈寅恪等这些国学大师，留德十年，回国后与胡适、傅斯年共事，朋友中有朱光潜、冯友兰、吴晗、任继愈、臧克家，还有胡乔木、乔冠华等。“文革”前他创办并主持北大东语系20年。他研究佛教、研究佛经翻译、研究古代印度和西域的各种方言，又和英、德、法、俄等语比较。试想我们现在读古汉语已是多么吃力费解，他却去读人家印度还有西域的古语言，还要理出规律。我们平常听和尚念经，嗡嗡然，如蜂鸣，就是看翻译过来的佛经“揭谛揭谛波罗揭谛”也不知所云，而先生却要去研究分辨对比这些经文是梵文的还是那些已经消失的西域古国文字，又研究法显、玄奘如何到西天取经，这经到汉地以后如何翻译，只一个“佛”就有：佛陀、浮陀、浮图、勃陀、母陀、步他、浮屠、香勃陀等20多种译法。不只是佛经、佛教，他还研究印度古代文学、翻译剧本《沙恭达罗》、史诗《罗摩衍那》。他不像专攻古诗词或古汉语、古代史的学者，是直接在自己的领地上打天下，享受成果和荣誉，他是在依稀可辨的东方古文字中研究东方古文学的痕迹，在浩渺的史料中寻找中印交流与东西方交流的轨迹，及那些思想、文化的源流。比如他从梵文的“糖”字考证中竟如茧抽丝，写出一本80万字的《糖史》，真让人不敢相信。这些东西在我们看来像一片茫茫的原始森林，稍一涉足就会迷路而不得返。我对这些实在心存恐惧，所以很长时间没敢问及。但是就像一个孩子觉得糖好吃就忍不住要打听与糖有关的事，以后见面多了，我还是从旁观的角度提了许多可笑的问题。

　　我说您研究佛教，信不信佛？他很干脆地说：“不信”。这让我很吃一惊，中国知识分子从苏东坡到梁漱溟，都把佛学当作自己立身处世规则的一部分，先生却是这样的坚决。他说：“我是无神论。假如是研究一个宗教，结果又信这个教，说明他不是真研究，或者没有研究通。”

　　我还有一个更外行的问题：“季老，您研究的那些外国的古代的学问，总是让人觉得很遥远，对现在的社会有什么用？”他没有正面回答，说：“学问，不能拿有用还是无用的标准来衡量，只要精深就行。当年牛顿研究万有引力有什么用？”是的，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牛顿当时如果只想有用无用，可能早经商发财去了。事实上，所有的科学家在开始研究一个原理时都没有功利主义地问有何用，只要是未知，他就去探寻。研究结果出来后，有没有用，那是后人的事。先生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的那一份平静，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有一次我带一本新出的梁漱溟的书去见他。他说崇拜梁漱溟，我就乘势问：“您还崇拜谁？”他说：“并世之人，还有彭德怀。”这又让我吃一惊。一个学者怎么最崇拜的是一个将军。他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敢说真话，这一点不简单，很可贵。”我又问：“接着还有可崇拜的人吗？”“没有了”。他又想了一会儿：“如果有的话，马寅初算一个。”我没有再问。我知道希望说真话一直是他心中隐隐的痛。为此他在“文革”结束后又写作出版了《牛棚杂忆》。

　　当他知道巴金去世时，在病中写了《悼巴老》，特别提到巴老的《真话集》。我看着他，老人端坐在小桌后面的沙发里，挺胸，目光投向窗户一侧的明亮处，两道长长的寿眉从眼睛上方垂下来，那样深沉慈祥，前额刻着的皱纹、嘴角处的棱线，连同身上那件特有的病袍，显出几分威严。我想起先生对自己概括的一个字“犟”，这一点他和彭总、马老是相通的。不知怎么，我脑子里又飞快地联想到先生的另一个形象。一次大会堂开一个关于古籍整理的座谈会。任继愈老先生讲了一个故事，说北京图书馆的善本只限定一定资格的学者才能借阅。季先生带的研究生要查阅，但无资格。先生就亲到北图，借出书来让学生读，他端坐一旁等着，如一幅寿者课童图。渐渐，这与他眼前端坐病室的身影叠加起来，历史就这样洗磨出一位百岁老人，一个经历了由清至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其间又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

　　近几年我越来越觉得应该为先生做点事，便整理一点与先生的谈话，后来先生的眼睛又近似失明，他题字时几乎是靠惯性，笔一停就连不上了。我又想到先生不只是一个专业学者，他的思想、精神和文采应加快普及和传播。于是去年建议帮他选一本面对青少年的文集，他欣然应允，并自定题目，自题书名。在提到编辑思想时，他一再说：“我这一生就是一面镜子。”我就写了一篇短跋，表达我对先生的尊敬和他的社会意义。去年这套《季羡林自选集》终于出版，想不到这竟是我为先生做的最后一件事。而谈话整理，总因各种打扰，惜未做完。

　　现在我翻着先生的著作，回忆着与他无数次的见面，先生确是一面镜子，一面百年的明镜。在这面镜子里可以照出百年来国家民族的命运，也可以照见我们自己的人生。

　　2009年7月12日季老仙逝第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