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辽宁大连人，读过六年书，学过日语，1944年初中毕业，考进株式会社当社员。1945年5月株式会社要把我们弄到日本后方，我出了个点子，要求请假回家看看，这样我们六个人都逃掉了。日本投降后，我回家种地。1947年辽南独二师到了辽宁普南店，我报名参了军，以后我们部队被编进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我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两广战役等，打遍了大半个中国。

　  1949年1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底，部队从干部中选飞行员，我是代理排长，被挑中了。检查身体时，医生说我鼻中隔有点儿弯曲，还有点儿沙眼，于是被送到航校一期学地勤。半年后毕业，我被分到航空兵17师49团任机械师。1952年我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1954年我们部队编入海空英雄团，我就到了海军。

　  山海关机场主要用于专机起降，挑选干部非常严格。大概是因为爱动脑吧，我被任命为山海关场站参谋长。北海舰队司令员、政委亲自找我谈话，反复强调，要百分之百保证安全。从此每年夏天，山海关机场都全力以赴保证专机安全。

　  1971年9月12日18点30分，山海关机场调度值班员李万香报告：北京飞来一架专机。我作为场站参谋长负责保障专机安全，就立即到现场指挥。可是专机迟迟不到，直到20点10分，才说专机要来了。

　  20点15分，一架三叉戟专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我到专机跟前迎接。这是惯例，首长上下飞机，机场领导总要迎来送往。我看见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从机舱里出来，后面跟着一个穿军装的人（后来才知道此人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沛丰）。林立果三天两头来，老见面。他和我打了个招呼，就准备坐车走。

　  我突然发现北戴河没有派车来接。奇怪！中直机关怎么没有派车？我忙让场站值班员与北戴河联系。

　  林立果一脸焦急，像是有什么急事。他等不及向我要车。1969年我们场站组建时，上级给了6辆新吉普车，这在北海舰队的机场中是独一无二的。吉普车很快来了，林立果叫司机下来，他坐到了司机的位置上。刘沛丰上车后，林立果飞快地把车开走了。

　  我注意到林立果走错了路。天黑林立果又不熟悉机场道路，走到修理飞机的机库去了。我马上赶过去，看见林立果的车撞到了车库门熄了火。他想掉头，却怎么也打不着火。我很快又调来一辆吉普车，林立果也没有多说话，换了车，和刘沛丰就一溜烟地开跑了。

　  我却越想越不放心，从山海关机场到北戴河40多公里，路况不好，白天车就少，夜间就更没有车了。万一林立果的车在半路再熄火，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可就没有办法了。我和站长潘浩、政委史岳龙商量：他用的是我们机场的车，别半路出事，我到路上看看。

　  经潘站长和史政委同意，我又调了一辆吉普车，沿路一直追到北戴河西山的大门口，也没有发现吉普车。我这才放心地返回山海关机场。“九一三”事件后，我才知道林立果在快到秦皇岛的路上遇到了北戴河接他的小汽车。他把吉普车换下，开小汽车回到了北戴河，吉普车则被接他的司机开回北戴河。

　  我返回山海关机场时已经接近22点。

　  因为专机停在山海关机场，潘浩、史岳龙还守在机场平房李海彬的调度室里。李海彬是空军专机师的调度室主任。每年暑期，空军专机师都要派调度室主任到山海关坐镇。这间平房既是李海彬的调度室，也是他的宿舍。专机来往山海关机场，由李海彬通知我们场站调度室实施指挥。

　  我问有什么情况，潘浩说专机明早7点起飞。

　  1970年进口三叉戟后，我们山海关机场落过三叉戟，不过每次都是当天来当天走，还从来没有在山海关机场过夜的。

　  我回到机场宿舍已经是22点多。我老在想怎么这么奇怪，北戴河为什么没有派人来接林立果，而且林立果的表情那么紧张，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当然我想不明白，但总希望山海关机场不要发生什么事，我是参谋长，责任重大。因此，睡觉时我没有脱衣服。

　  23点30分左右，住在我隔壁的政委史岳龙敲我的门，叫我赶快到他家。史政委讲李万香电话报告潘站长，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先后来了两次电话，第一次是了解当天下午是否有飞机到山海关机场，什么时候到的。潘站长没有把这件事当回事，告诉了他。过了10多分钟，李作鹏第二次来电话问飞机型号。潘站长沉不住气了，打电话告诉了史岳龙。

　  这时潘站长也到了史政委家，我们三人认为这是大事。

　  我心里始终不安，觉得应该把这个情况立即向上级报告，他们也同意我的意见。潘浩在电话里对师长张兆发讲，有紧急情况，叫师里马上来人。师部驻在辽宁锦西，要坐两个多小时的火车才能赶到，当时我们还是要自己想办法。

　  我们三人连夜去了机场，路上把副站长赵雅辉也叫了起来，和他讲了情况。我们四人直奔场站调度室。李万香报告：0点6分李作鹏政委又来了第三次电话，仍是要求飞机起飞要听周总理、黄（永胜）总长、吴（法宪） 副总长和他的指示，其他人批准了也不能起飞。李作鹏还说谁来指示，要报告他。我更吃惊了，看来真要发生大事了。

　  值班员李万香还报告：李海彬已经要了两辆油车加油。

　  我觉得情况紧急，保证专机安全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我提醒潘站长：是不是与李作鹏政委直接通话？到指挥所后，我用保密机要通海军总机，然后把电话交给潘浩，由他直接和李作鹏通话。李作鹏重复了他先前在电话里讲的内容。我在一边提醒潘浩：现在飞机正在加油，如果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可能也没想到这种情况，他迟疑一下，说强行起飞，就直接报告周总理。潘浩又请示：是不是要告诉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副政委？李作鹏表示同意。

　  潘浩和赵雅辉去通知潘景寅，但他不在房间里。事后才知道潘景寅那时正在李海彬的调度室里。如果他们到调度室看一看，就可能通知到潘景寅，当然潘景寅听不听是另一回事。

　  13日0点15分，我步行去停机坪。在距离专机不到100米时，林彪的大红旗车飞快地开进了机场，停在离专机很近的地方，时间是0点22分。

　  我赶紧往专机跟前跑，看见林立果、刘沛丰先下了车，然后林彪、叶群也下了车。叶群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她跑到油车跟前大喊：“快把油车开走！快把油车开走！”

　  林立果下车后也大叫：“快，快，快，飞机快启动！飞机快启动！”我看见林彪他们没有等梯子车开过来，就顺着驾驶舱工作人员的小梯子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第二个是叶群，林彪紧跟着叶群上去了。

　  这时，一辆吉普车开到停机坪，七八个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下了车。他们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呆呆地看着林彪他们上飞机。

　  林立果则到专机旁边打电话（专机旁边安装有固定电话）。林彪专机上下来一个人，事后才知道是特设师邰起良。潘景寅叫起三个机械师加油，两名机械师李平和张延奎爬到飞机右翼上加油，特设师邰起良在机舱里作飞行前的准备。他看见林彪到了，但两个副驾驶以及领航员、通信员等五名机组成员还没有到，就下飞机给李海彬打电话。

　  我拦住邰起良，对他说：“没有周总理批准，专机不能起飞！”邰起良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

　  林立果推着邰起良上了飞机。邰起良似乎有些犹豫，回过头还看了好几次。林立果最后一个上了飞机。

　  我感到情况异常紧急。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已经明确说周总理不让这架专机起飞。我决定采取非常措施，用两辆油车去阻止专机起飞。我叫油料科长王学高和油料排长王敬之各带一辆油车，开到离滑行道出口50米处，挡住专机，决不能让它起飞。

　  以后好多人问我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敢拦林彪的飞机。我说：周总理不让起飞，不管谁让起飞，都不能起飞，我有把握！林彪这次上飞机就像逃命一样。塔台既没有调度放行，也没有领航和通信保障，太反常了！

　  可惜我安排的两辆油车只有一辆油车半到位。如果两车全部到位，肯定把林彪专机堵死了，庞大的三叉戟专机又不可能转身打发走两辆油车。我叫机场警卫连紧急集合，但是疏忽了一点，忘了带枪。我赶快跑到外场值班室找枪，拿了枪和仅有的3发子弹。

　  这时，林彪专机开始发动了。跑道灯没有开，只有停机坪上的灯亮着，警卫连还没有来。我朝天打了3枪，意思是催促警卫连赶快来。李万香听到枪声后，立即熄灭停机坪上的照明灯，山海关机场漆黑一片。

　  林彪专机的三台发动机都发动起来了，声音非常大。因为林彪专机的机头灯开着，所以我能看见飞机在快速移动。也许是飞行员潘景寅太着急，冲着跑道边上的一堆大石头去了。这些石头是维修跑道时剩下的，还没来得及移走。潘景寅强扭了90°的大弯，致使专机提前转了弯，一个轮子陷入跑道边的豆子地里。9月12日白天山海关下了大雨，地里全是泥。我急忙坐一辆油车去追，还没等我赶到，林彪专机已经加大油门，狂吼着从东向西冲进了跑道。

　  专机虽然看不见了，但我当时认为专机没有起飞，还往西边秦皇岛的方向看。这时八三四一部队负责警卫林彪的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也乘车来了，说飞机已经飞走了。

　  我和姜作寿一起去看那辆半到位的油车。王学高带的油车没有按我的命令开到指定位置。他害怕了，说下去看看，就下了车。司机是老兵，也没有执行我的命令，停在半路。王敬之看油料科长的车掉了队，他也借故下去看看，离开了油车。油车上只剩1970年入伍的新兵刘三儿。刘三儿倒是把油车开到了指定位置，但他没有熄火。林彪专机过来了，上边有人喊：“油车快让开！油车快让开！”他吓得赶快把车往路边上开，但是专机的右翼还是刮住了油车顶上的铁盖儿，把油车铁盖儿上的棍子都撞弯了，飞机上也被刮掉不少东西。快一个月后，豆子收割了，老百姓到地里拾草，把捡到的飞机铝皮、灯罩等东西交给我们。我们如数转交给中央专案组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

　  我和姜作寿一起去了调度室。我让李万香通知附近雷达开机，监视飞机去向。林彪专机向西飞，然后转弯，向赤峰方向飞去，很快雷达就看不到了。当时，我们不知道林彪专机出了国境。天亮以后，海航某师师长张兆发来了，北海舰队副司令员王天保也来了。

　  9月13日14点前，姜作寿给我打电话，说林彪专机坠毁了，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之后，我们8个当事人，站长潘浩、政委史岳龙、我、副站长赵雅辉、油料科长王学高、油料排长王敬之、司机刘三儿和另一个司机（名字忘记了），都被集中到沈阳军区，各写各的材料。之后我们又回到机场上班，王学高和王敬之也没有受到什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