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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彭真身边工作25年的片段回忆
发布时间: 2013-02-27    作者:王汉斌    来源:法制日报 2013-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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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彭真身边工作

   1948年年底,我任北平地下党学委委员,大学委员会书记。解放军围城时,我起草了华北学联告全市人民书《欢迎解放军》的传单。19491月下旬,已任北平市委书记的彭真在海淀青龙桥看到这个传单后,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好,并问是谁写的?当时有人告诉他是王汉斌写的。

   1949325,在西苑机场举行欢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到北平的阅兵式后,刘仁把我带到彭真办公室,对彭真说:“我把人给你带来了。”组织上安排我担任彭真的政治秘书。当时市委任命了彭真的四位政治秘书:张文松、崔月犁、王文和我。

   1954年前,彭真主要负责北京市工作,市委的文件都是由彭真亲自主持起草、修改的。我到彭真身边工作后,主要是给彭真做记录和整理报告。1954年以前,市委的文件、报告,一般由郑天翔和我起草,再由邓拓修改后送彭真审阅。邓拓曾在晋察冀根据地彭真领导下工作,是党内著名的笔杆子,很得彭真器重。邓拓到《人民日报》工作后还兼任市委研究室主任,市委的文件在上报中央前都要送他修改后再送彭真审定。那时郑天翔总对我说:我们写出来的文件、报告还不行,需要邓拓修改了才行。

   邓拓写《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时,我们偷偷议论:为什么讲古不讲今?我看了他写的《专治健忘症》也觉得有点问题。彭真政治敏锐性很强,我没听过他和刘仁、郑天翔赞扬这些文章。这说明三家村夜话等文章仅仅是邓拓个人的观点,与北京市委和彭真无关。

   彭真对工作抓得很紧,不分日夜地苦干,而且要求很严厉,我常常受到他的批评。

   由于工作很累,1956年我得了肺病吐血。1957年病好后,彭真让我继续担任他的秘书。我说我的身体实在吃不消,担任不了。刘仁提出让张彭接替我担任彭真的秘书。

为建设和巩固新生的

人民政权呕心沥血

   解放初期,彭真很重视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研究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北京市是最早召开市、区两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毛主席很重视,将北京市委报送中央的总结报告批转全国。北京为全国地方人民政权的建设积累了很好的经验。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毛主席强调,要造声势,要起威慑作用。因此,北京市一天就枪毙200多人。我们协助北京市委查阅市公安局报送市委审核的罪犯案卷,当时我们审定罪犯是否枪毙的标准就是看有没有血债,有血债的才能枪毙。解放初期北京有个反动会道门“一贯道”,群众叫它“一贯害人道”。当时“一贯道”在北京的活动很猖獗,有关部门事先调查研究,掌握了其组织系统,一夜之间就把所有坛主和中层骨干都抓起来或者予以管制。这项工作是彭真亲自主持、组织的,效果很好,把“一贯道”彻底消灭了,以后北京再也没有“一贯道”的活动。彭真这种大事亲自负责的工作作风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镇压反革命运动后期,1952年北京市清理“中层”(即清理党政机关、企业、学校内部敌特及反革命残余分子)的工作搞得也很好。1951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后,北京市根据中央精神,将清理“中层”的重点放在机关、企业和学校。彭真在辅仁大学作了动员报告,强调要吸取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教训,不搞“面对面”的揭发斗争,而采取“背靠背”的揭发和调查研究。这次运动搞得很成功,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历次群众运动中唯一的一次没有伤害好人、没有扩大化的运动。

在关键时刻努力跟上毛主席的部署,

并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北京的农业合作化一开始搞得很稳,发展一批,整顿一批,巩固一批;一边发展一边整顿巩固。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彭真非常强调自愿的原则,他到南苑跟农民讲,你愿意参加合作社就参加,不愿意就退出来。他在市委开会时强调,入社农户发展到占农户总数的40%多已经不算慢了。当时刘少奇也强调要发展一批、整顿一批、巩固一批。正在这时,1955年夏,毛主席发表文章批评邓子恢强调整顿合作社是“小脚女人”,要求加快合作社的发展。彭真也随着调整了步骤,努力跟上毛主席的部署,在短短几个月内,京郊农村就全面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后来彭真曾问我,北京的合作化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我说:党的威信高,党一号召,群众就响应。彭真笑一笑,没有表示。其后他同别人谈起:北京合作化为什么搞得快,王汉斌认为是党的威信高,党中央号召,群众就响应。他的言外之意是我说得不对,应该看到是大势所趋,历史潮流。

   1957年“反右”时,我正在养病,没有参加市委会议。在我看来,彭真对右派的判断从“思想性的认识问题”上升到“思想性的政治问题”,也是在努力跟上毛主席的步伐。但实事求是是彭真的一贯作风,在“反右扩大化”阶段,彭真根据毛主席指示,把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划为“中右”的标兵,他认为傅鹰是由于爱国,在新中国成立后才从国外回来的,不能划为右派。傅鹰作为不能划为右派的“中右”的标杆,在反右斗争中,以此为标准北京市保护了一批知识分子。

   1966年《二月提纲》制定和下发时,我正在基层搞“四清”,没在彭真身边。他受批判时我就觉得奇怪。因为彭真领导起草文件历来很慎重,总是反反复复,多次修改,慎重考虑。《二月提纲》怎么会在短时间内就匆匆下发呢?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有类似的意见,让搞一个学术批判的政策杠杠。

彭真说:《前线》发刊词锋芒

是针对“左”的

   酝酿《前线》创刊时,由张文松负责,不久邓拓从《人民日报》回到北京市委工作,担任《前线》主编。张彭、张文松、李琪、项淳一和我负责《前线》发刊词的起草和修改。我们按照彭真口授的内容起草,包括文章的语气都是按他的口气写的。发刊词先后修改了三次,彭真都不满意。最后发刊词是他亲自从头到尾写的。

   发刊词发表于19581125日,当时正开武昌会议。在月初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就开始着手纠“左”。1962年彭真对我说,《前线》发刊词锋芒是针对“左”的。

   1958年“大跃进”时,全国各地都放粮食高产“卫星”,北京没有放。对此,当时中央负责农村工作的谭震林批评说:北京是锅底!他把全国种粮能手调到北京来种试验田,说要把这个锅底翻过来。彭真说:他们来种试验田,我们全力支持,要什么条件都答应,包括种地的土也可以为他们运过来。但他们吃了一顿欢迎饭就都跑了,因为报上宣传的粮食高产“卫星”是不可能种出来的。

   宣传“大跃进”对北京也是有影响的,当时北京曾在天坛召开农业高产誓师大会,区县委书记现场报计划,每亩小麦产量要达到多少,彭真提出“不要一二三,只要四五六”(即亩产4000斤、5000斤、6000)。刘仁当时在北戴河,他给彭真打电话说这个指标完不成。彭真当晚就让市委办公厅打电话通知各区、县委说誓师大会上提的指标不算数,要重新提。彭真与刘仁工作配合得很好,他对毛主席说过,刘仁反映的情况是比较真实的。

彭真与小平同志的不同风格

   1961年中央书记处邓小平和彭真赴京郊调研期间,北京市委也派出调查组分赴工厂、农村、高校进行调查。我和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在卢沟桥公社进行调查,在那里待了个把月。写了一系列反映政策性问题的报告,如吃不吃食堂、统购统销的比例、以产定工或者“卯子工”等,最后调查组集中到顺义写总报告。

   报告写完后,小平同志说:现在没事儿了,找人打牌吧!彭真的夫人张洁清就说,王汉斌会打桥牌,就让王汉斌陪小平同志打桥牌吧。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到养蜂夹道陪小平同志打桥牌。经常去打桥牌的还有万里和吴晗、市委研究室的肖甲和王大明。小平同志生活很规律,周六、周日打桥牌雷打不动。有时毛主席有事找他,他让我们等着,待他回来再打。

   与小平同志相比,彭真不会休息,生活也没有规律。新中国成立以后,彭真一直随着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工作习惯,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甚至通宵工作。有闲暇时他只是同家人打打麻将。彭真和毛主席都喜欢看京戏。

   彭真酷爱读书。“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关在秦城监狱,仍然坚持读马列著作。每逢离京外出时,他总要带上爱读的书籍。彭真还喜欢阅读些杂书。他常对我们说,你们有功夫多上街买些杂书看。

与彭真“劫后重逢”时的喜悦

   1966525,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在康生的授意下,在北京大学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为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部长,陆平为北大党委书记,彭珮云为北大党委副书记),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在运动中搞阴谋。6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按照毛主席指示播发了这张大字报。

   电台广播以后,彭珮云在北大遭到批斗,当晚哭着跑回家。那时我们的大儿子也起来“造反”,把写着“抗拒从严,坦白从宽,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的大字报贴到床头。彭珮云哭着跟我说:我现在真是无地自容。我对彭珮云说:你逃避斗争不行,还得回北大接受群众批判斗争。第二天清早她就回北大了。从那以后直到1972年,在6年的时间里我们没有见面。这期间,她一直被关在北大,跟陆平等人在一起接受批判。我在市委党校受批判。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国内搞战备,要把我疏散到山西,我向看管我们的军宣队提出:让我同彭珮云见一面再走,他们说:你们罪行严重,不能见面。

   19664月下旬,彭真被打倒,北京市委召开市委全会,学习毛主席批送北京市委的揭发批判彭真的材料。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我们都相信毛主席批彭真是对的。直到19719月林彪事件后,我才明白,对毛主席也不能盲目相信。

   那时我的小女儿从幼儿园出来,在家里没人管了。我只好流着泪把她送到彭珮云妹妹那里,托她抚养,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我和彭珮云先后恢复工作。我任北京冶金机械厂革委会副主任,她仍在北京大学工作。

   1966年我被打倒后,1974年北京市委负责人决定给我党内警告处分,并给我定了五大“罪状”:包庇彭真、包庇旧市委、包庇吴晗、反对毛主席两个文艺批示、攻击“三面红旗”。1978年我给市委写报告请求改变处分,但没有结果。1981年段君毅任市委书记后,主动作出给我撤销处分的决定。

   1978年年底的一天,刘仁的夫人甘英给我打电话,说彭真明天从陕西回来,你要不要去机场迎接? 我说我没有车,进不去机场。甘英说我来接你。这样,第二天我坐她的车到了机场。彭真到来时,我们都挤到舷梯旁,我握着彭真同志的手,只说出一句话: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

   那天去了很多同志,程子华(时任民政部部长)是级别最高的干部,在机场大厅,他讲话说:今天我们都是自己来的,不代表任何组织!

协助彭真调干部、制定法律

   19793月,彭真复出不久就担任新设立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他认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法制,要防止再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就要健全法制。他让我到法制委员会工作。我说:我跟着你工作了十几年,我的水平与你差得太远,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他说:我认为你还是可以干的。后来他打电话通知我去开会,我说人民大会堂我进不去,他就派车把我接到大会堂南院。开完会后,就让我留下来办公。武新宇(时任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说:你就跟彭真秘书在一起办公吧!

   我是第一个被调到法制委员会工作的干部,我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调干部,组建工作班子。当时管法律的是武新宇,他兼任法律室主任,刘复之任研究室主任,我当办公室主任。法制委员会的干部包括司机在内都是我调来的。由我亲自同调来的干部谈话,由武新宇签字调入。不久,武新宇找彭真说他身体不行,要在全国人大开会前颁布七部法律,他搞不出来。彭真对我说:你还得管法律!就这样,从19793~6月,我们夜以继日地研究、起草、修改、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七部法律,在不久后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这些法律获得通过。

   彭真历来注意培养年轻干部。七部法律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完成起草并通过,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的法律室培养了几位法律方面的人才,如项淳一、顾昂然和高西江等同志,他们在那时就跟随彭真研究法律。当时,在市委的领导干部中,宋硕(市委大学部部长)、宋汝芬(市委工业基建委主任)和我(市委副秘书长)三人算是比较年轻的。邓拓、张文松先后任市委研究室主任,我主持研究室的工作。

   到现在许多同志都说我会培养干部,善于识人用人。我说:用干部要扬长避短。我先后在两个部门工作:北京市委研究室和全国人大常委法工委,这两个部门都出干部,有十几个正副部长,如王大明、张明义、欧阳文安、顾昂然、杨景宇、段柄仁、储传亨等等。彭珮云说过:市委大学部的干部也很优秀,但一个部级干部都没出。“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人揭发我,说:王汉斌反对“毛主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因为当时我提出选拔干部要依据三个条件:一要肯苦干,二要能动脑,三要会动笔。我提出的选拔干部标准被认为是反对毛主席的指示。

作风民主、襟怀坦白的彭真

   彭真常说:我的话又算数又不算数,说对了就算数,不对的就不算数。他说:开会就要听取意见,主要是听不同意见,赞成的说不说都可以。他听取意见很耐心,有人提意见时,他不插话,不打断。

   他常说:干部要像毛主席说的,要有“五不怕精神”(即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我就对彭真说:更重要的是要创造不存在“五不怕”的环境。彭真常常强调民主集中制,我说:民主集中制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常常没有起到应有的很好效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如此……最后变成个人专断。彭真没有反驳我,我知道他并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他也不批驳我。

   彭真襟怀坦白,讲话办事不留尾巴。1953年彭真从中组部部长位置上退下来,是因为他在东北工作期间,林彪指责他犯有路线错误。我觉得毛主席对彭真在东北的问题看得不是很严重,“文化大革命”前一直很重视他,找他单独谈话的次数比周恩来还多。

   1956年党的八大之前,彭真本来准备了一个发言稿,第二部分主要讲个人崇拜。他送小平同志审阅,小平同志认为这个话题有些敏感,让再送陈伯达、少奇同志看看。陈伯达建议他把反对个人崇拜的内容删去,彭真觉得这是他想说的主要内容,不讲这个问题,索性就不发言了。

   彭真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认为毛主席也要承担三年困难时期的责任,陈伯达就反驳说不能说毛主席有责任,林彪则发表了歌颂毛主席的长篇讲话。

   尽管彭真经历了十年劫难,他在复出后参加的第一次中央会议上,仍然发言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直到临终前他仍念念不忘:中国革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坚持共产主义的大方向……这就是为理想和信念奋斗终生的彭真。(王汉斌口述 韩勤英访问、整理 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0期,全文约8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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