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就是通讯设施。当时四个经济特区中，我们是第一家建立起程控电话，比深圳还早。解决对外通讯，钱是向日本借的。为什么要狠抓基础设施建设，抓机场、港口和通讯？因为有一件事情让我感触很深。1981年厦门大学庆祝建校60周年，很多校友都在东南亚、香港，但回厦门要绕道走一个星期才能到。他们都是经济方面的风云人物，一到厦门打开我们的报纸，只有政治内容，没有经济新闻，没有香港恒生指数，没有股市信息，给家里人打长途电话要先挂号，长途大概要三四个小时才能接通。有人就说，这样一个地方怎么能办特区？有的甚至说，到厦门，腿也短了，耳朵也聋了，眼睛也瞎了。我到厦门后，听到这些反映，觉得基础设施建设迫在眉睫，这是搞经济建设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我们也感到时不我待。通过向外筹资，我们在金融体制改革上就走出了一步，用改革来解决资金问题。
　　第二，抓培养人才。当时我们计划利用两年时间抓紧培养人才，采取了四条措施：一是办了一所鹭江职业大学；二是请厦门大学增加几个班为我们代培，我们送一批人到厦门大学，主要是攻外语，培养专门人才；三是办成人职业院校，培养一批年轻的工人、干部。我们把小学当作成人夜校，小学校舍不够用，把中学也拿来办。一次，中央一位领导来，我请他晚上9点半去看一道风景。9点半到学校一看，都是成年人；四是办了旅游学校、电子学校，并建了三个培训中心。每一个工人，确定上岗后都要到培训中心去进行专业培训。我们通过这些措施来培养各类人才，有人因此给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叫“知识分子办特区”。我们的目的是让投资商来这里投资时能够找到有一定素养的员工和专业人才。

　　第三，通过机构改革抓效率。当时我听到一些反映，我们政府的机构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头头太多，部门太多，外商到这里投资谈判不知道找哪一家。找副厂长，副厂长解决不了问题，再找厂长、书记，然后是分管局副局长、局长、局书记，然后反映到市里的经委，然后是分管副市长。人家说，头头太多了，都搞不清楚，而且意见不一致，太麻烦。他们说，不怕进特区，但就是怕三条：一怕拖，二怕变，三怕头头太多。所以我们经过考察调研和班子集体研究讨论，大家一致意见是经济管理部门实行“大委制”，把八个工业系统的专业局一下子都取消了。放权给企业，给企业以自主权，让企业自己去闯，这个办法效果比较好。外商来找一个部门，找一个人就可以了。我们还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外资委员会”，把有关部门集中起来，联合办公。找到了“外资委”，计委也好，经贸也好，都在一起，对外一张嘴，对内一起商量，商量以后马上办，决定的事情大家盖章，行政效率一下就提高了很多。当然这的确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撤销机构时很多上级部门领导给我打电话，说不要把我们的腿砍了，下去找不着人了。有的说，我们要安排钱的时候，机构都没有了，安排给谁？我就跟他们商量，你们要开会，一定有人去，要办什么事，一定有人办，这都没有问题，但你们得支持我进行机构改革。说通了，他们也就支持了。也有的事情是要冒风险的。刚到厦门，我就把农业推向市场。改革粮食征购体制，取消农民粮食征购任务，厦门市需要的粮食都是按随行就市的原则向农民议价收购，在粮价上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收购粮食还不少，不过是钱多了，多在了农民的口袋里。粮食征购是国家法律规定的，我向省里保证，计划内调给厦门的，该给的还给，此外我不再要一斤粮，不足部分我到其他地区去议价收购，比如到江西议价收购来解决厦门的吃粮问题。实际上，我们到外面买的粮食也不是很多，农民还是愿意把粮食卖给我们，因为价格高了，农民收入多了，积极性更高了。
　　1984年春节过后，小平同志到特区来视察。他先到深圳，再到珠海，最后到厦门。他这次视察是一次大的推动，不仅推动了几个经济特区，而且推动了全国的改革进程。小平同志这次视察有三个题词，一个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济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个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在厦门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这三个题词有一个背景，当时有人认为，引进外资就是搞租界，是殖民地，是卖国主义，这可是一个大的原则问题。这个声音一出来，各部门都开始收缩。小平同志在这个时候出来视察，肯定特区政策是正确的，特区是好的，而且要办得更快更好。回北京后跟中央负责同志商量，改革开放要进一步扩大，再增加14个沿海开放城市和13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形成一个沿海的广阔的开放地带。所以，小平同志三个题词的结论是，特区是正确的，改革开放是正确的，不仅正确而且还要广泛开发，把改革开放向更深更广的范围推动。这也是历史意义非同寻常的一次视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