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导师陶大镛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好几个月了，但是悲痛之情仍时常从心底涌起，对先生的怀念也如林间小溪，从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中断过。

　　我于1981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当时，陶先生是我们的系主任，先生虽然公务繁忙，但仍坚持每学期给我们本科生做讲座。陶先生的讲座通常是旁征博引，妙趣横生，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88年，我留校任教，在那年的元旦联欢晚会上，陶先生让系里最年轻的老师坐到他身边，我有幸得到了这个机会，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面对先生。当时的我非常紧张，但陶先生家常式的问话很快就让我消除了紧张感，并且感受到了他的随和。不久后，陶先生想从系里的年轻老师中挑选一位成为他的博士生，便在家里约见了我。席间，先生拿出一本书，问我看过没，并让我谈谈对那本书的看法，他还从书架上取出一本外文著作，让我讲解其大意。由于紧张，并且毫无准备，我的回答并不理想。从先生家离开以后，我很沮丧，难过得流下了眼泪。但没想到的是，几天以后系里通知我参加博士生考试，这使我在对陶先生的敬仰之情外又多了一份深深的感激情。

　　1990年，我如愿成为了陶先生的学生。无论是在求学期间，还是在日常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我都从陶先生那里得到了许多非常宝贵的教诲，既有专业学术研究方面的，也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方面的，还有为人处事方面的，使我受益匪浅。

　　陶先生一生著述丰硕，可谓学贯中西，博大精深，其研究涉及世界经济、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研究、新民主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思想史、外国经济思想史等多个领域。比如在世界经济研究方面，陶先生早在学生时代就开始了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研究，并在上世纪50年代初出版了《世界经济讲话》和《世界经济与独占资本主义》，从而成为我国世界经济学科的奠基人之一。1981年，国家建立学位制度以后，陶先生又成为我国首批世界经济方向的博士生导师。

　　陶先生治学素以勤奋和严谨著称01949年初，历尽艰辛的陶先生与学界前辈王亚南先生相聚香港，两家住上下楼，朝夕相处，亲如一家。当时，陶先生和王亚南先生都没有固定的工作岗位，只能靠写稿度日。陶先生习惯开夜车，而王先生则一向在黎明前写作。因此，每当陶先生刚刚躺下，楼上王先生家的灯便亮了，而在黑夜来临，王先生家的灯刚刚熄灭时，陶先生又在书桌前奋笔疾书了，真理的种子便在这两家灯火的交相辉映中得到了撒播。陶先生也常常教导我们学生做学问一定要脚踏实地，切忌浮躁和想当然。在陶先生的教导和影响下，每当我遇到一些学术上的问题，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数据，我都要尽最大努力来作精密地论证，从而使自己的推论和分析臻于严谨和准确。

　　陶先生虽然是民主党派人士，但贯彻他一生思想的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在上大学期间，陶先生曾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从朋友那里借到了一本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他怀着激动的心情读完了这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著作，由此得到了启蒙。为了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陶先生省吃俭用，凑了一些钱，托人从香港买了三大卷《资本论》的英译本，还利用学校放暑假的机会一口气读完了这本巨著，而且马上用“卡奇”的笔名，在重庆出版的《读书月报》上发表了《我是怎样读〈资本论〉的》一文，介绍他读《资本论》的一些体会。笔名“卡奇”取意卡尔·马克思和伊里奇·列宁，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陶先生对马列主义的追求和信念，而且正是这种坚贞不渝的信念，成为了陶先生日后虽历经坎坷曲折但仍矢志不渝地探索真理的动力。关于这方面，我也有过切身的体会。记得我在跟随陶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就剩余价值和劳动力商品在时代的表现与特征等问题发表过一些文章，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有一学者由于误解了我的意思而撰文批评了我的观点，陶先生知道后非常生气，可以说是大发雷霆，尽管当时我心里觉得有些委屈，但陶先生这种坚定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却让我深为震撼和感动。

　　陶先生信仰马克思主义并非只是停留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身，而是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现实问题。比如他认为，在生产高度自动化的条件下，创造价值不仅仅是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还包括日益增多的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生产工人，他们都是总体工人的组成部分。因此，劳动创造价值就不仅是体力劳动创造价值，科技、管理劳动等因素同样也创造价值。在此基础上，他还认为，凡在生产领域中受雇于资本家的科技和管理人员，只要他们的劳动能使资本自行增殖，同样也就参与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此外随着现代化科技成果在生产上的广泛应用，垄断资本剥削的新形式也层出不穷。因此，在估算资本的剥削率时，还必须考虑到战后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比如战后时期，有大批外籍工人背井离乡，涌向各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动，另外战后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和扩张，也对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资本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又如1989年，陶先生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了现代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命题，后来这一观点在他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成果《现代资本主义论》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地贯彻和发挥，这本书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方面详细考察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条件和方式，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陶先生一生可谓历经艰辛和坎坷。在学生时代，由于积极参与爱国进步活动，他曾受到学校当局和国民党特务的忌恨和监视。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四川大学任教时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因而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引发了当时著名的“三教授事件”。解放后不久，在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中，时年39岁的陶先生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成为轰动文教界的民盟中央“六教授”之一。尽管遭遇了许多人生上的困境，但陶先生始终保持着忧国忧民的本性，光明磊落，不计较个人得失。陶先生的这种高风亮节和厚德载道的品格令人感动，也让我们深为敬佩！在陶先生晚年，我曾一直想找机会让他口述，记录下他所经历的波澜壮阔的人生旅程，使更多的人能从中得到教育和启迪，但由于工作繁忙，加之陶先生又住院六年之久，不便多说话，终使这个愿望和计划没能实现，这是我至今抱憾的一件事情！

　　哲人虽逝，清风长存。陶先生的精神风貌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后来的研究者一路前行，先生也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