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因为在文学编辑室工作的缘故，与姚雪垠先生的接触慢慢多了起来。

　　那个年代，出版社常常组织看一些内部电影。有一次，我去给姚老送票，在三里屯住所又见到了目光炯炯的姚老。他见我对他的卡片柜很好奇，便拉开一个小抽屉让我看了看说：“这个柜子我是从不示人的。”他有些动情地告诉我，这里有几万张卡片，是他几十年研究明史的心血，也是他为写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所做的艰辛准备；其中也包括为写反映太平天国历史小说《天京悲剧》准备的几千张卡片。他说，写历史小说，不占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就会陷入胡编滥造；更何况是要把《李自成》写成一部明末清初的社会百科全书呢！他满怀关爱地嘱咐我：不管当编辑，还是将来搞文学创作，做卡片都是很好的积累学问的方法，不要学“文革”以来“假、大、空”的文风！说到“文革”年代的文风，姚老便有些激动。正是姚老的嘱咐，让我也开始了漫长的做卡片、做摘记、写日记的习惯，甚至连剪报都做成了卡片的形式呢！

　　还有一次对话也是让我终生难忘的。随着《李自成》第二卷的轰动和第三卷的出版，社会上对《李自成》的评价百花齐放。在绝大多数肯定的声音中，也有不少不同的声音。出于对姚雪垠先生的敬佩与关注，我常常找一些相关报刊阅读。我发现姚雪垠先生写文章或接受采访来答辩、商榷一些历史问题越来越多。我心里疑惑：以他古稀之年，把时间都花费在争论上，《李自成》第四、五卷，还有《天京悲剧》，能写完吗？

　　有一次，姚雪垠先生到出版社来，因为熟了，我就很直率地提出我的疑惑。姚老笑起来，闪着光芒的双眼似乎看透了我：“哈哈，你是在说我耐不得寂寞吧？”看来姚老还记得几年前他曾跟我说过的话。姚老很认真地告诉我：他不是在浪费时间，是在向史学界多年存在的不正学风开战。他是要把一个已经写入历史教科书里的错误观点改正过来。我问他是什么错误观点，他说，你们历史课上都在讲“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吧？这就是错误观点。其实，农民起义充其量就是改朝换代的工具而已，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那天姚老谈兴很高，跟我讲了农民起义的局限性、破坏性、悲剧性。还告诉我，他写《李自成》和未来还要写的《天京悲剧》，就是要用农民起义的事实证明他的观点。这让我深深感到，姚老不仅是个小说家，他首先是个历史学家，而且是有独立见解的历史学家。

　　每次见到姚老，我都会有很多的收获。这是那些年心中很兴奋的一件事。1984年我调到作家出版社，与姚老见面交谈的机会就很少了。但他的公子姚海天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后，我们曾同事了好几年呢！

　　2005年的一天晚上，姚海天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他告诉我，他母亲昨天去世了，后天上午准备在八宝山举行一个家庭式的简单告别仪式。他说我是他家老朋友了，跟他母亲也熟，所以请我参加。在八宝山小告别室里，海天突然提出让我主持告别仪式，因为他为母亲准备了一篇悼词。我想，这也许是我能为姚老夫妇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听着海天声泪俱下的悼词，姚雪垠先生夫人王梅彩那慈祥的音容笑貌又回到我的眼前。她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妇女，伴着姚雪垠先生走过了极不普通的一生。战争年代，姚老为进步文学奋斗，她伴在姚老身边共渡艰难岁月；到了晚年，姚老为了抢时间尽早完成《李自成》的写作，她又担起了录音、打字的工作……人们记住了文坛有一位著名作家姚雪垠，但人们也同样忘不了他身后有一位伴他一生的了不起的女性——王梅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