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我是以那样一种方式与贾植芳先生告别的。我在那天中午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愿望，想第二天到上海去看望贾植芳先生，没想到这一去竟然是与先生所见的最后一面——就在我去的那天下午，先生驾鹤西去，从此与我们阴阳两隔。望着先生瘦小的背影消失在另一个陌生的世界，想着先生此去一路少不了会遇到各色的魅魅袒娅，定然不会太平，想着那个冰冷世界的黑暗，想着先生的孤独和无助，不禁悲从中来。可又想先生一辈子浩然正气地活着，是经历过大悲苦大劫难的煎熬和洗礼的，寻常的鬼魅又算得了什么？更何况先生在世时的热肠和侠义，经常是盈门宾客，有朋四海，到了那里，定然也会有温暖的随行和情义的援助。即便这样想，在先生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始终无法面对先生已经不在了的现实。

　  今年4月24日是先生逝世两周年的日子，郁积于胸的怀念绵长醇厚，成为先生远行后时时泛起的回味和遥想。当我翻阅着这本新近出版的《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时，先生的音容笑貌竟是那样清晰地重现于眼前。尽管这些文字在先生健在的时候都曾陆陆续续地读过，但在先生远行后的重读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曾多次在先生的书房兼客厅听他讲他的家庭、他的人生，以及跟他发生过关联的枝蔓丛生的历史，如今只能在静静的阅读中浮现那些与先生相处时的温暖情景了。

　  贾植芳先生时常为人所乐道的名言就是：“把‘人’字写端正！”他用一生在诊释这一点。《我的人生档案》由“且说说我自己”、“狱里狱外”、“我的三朋五友”三部分组成，所选篇目基本涵盖了先生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说己论人，风骨毕现。第一部分的文字可以说是先生对人生的概述，涉及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学习与生活、个人与文学的关系，诸如《我的第一篇小说》、《我的写作生涯》、《怀念丸善书店》、《上海是个海——我在上海的生活史》、《一个老年人的自述》、《在那个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哭亡妻任敏》这些篇章，从一个热血青年写到耄耋老人，这里有青春的叛逆，有与文学的结缘，有温馨的怀念，也有感人至深的大痛之言。先生生命的足迹，就是一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个人被历史裹挟着走过崎岖不平的道路，但从没听先生抱怨过，那是他一生的选择，虽九死其犹未悔！

　  “狱里狱外”，贾植芳先生曾以此概括自己的人生。从上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他曾先后四度入狱：1935年在北平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首度被捕；1945年被日伪特高课逮捕；1947年被国民党中统局特务抓入大牢；1955年受“胡风案”牵连开始了长达25年的监狱及劳改生涯。这样的经历听起来颇有些传奇色彩，但它绝非想象的虚构，更不是浪漫的革命故事的演绎，而是一个追求真理、热爱自由、向往民主的爱国知识分子苦难人生的真切履历。先生说他的一生就是：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狱里”似乎是归宿，“狱外”倒像是过渡。细想起来，先生此言饱含了他难以尽述的屈辱和痛苦，也证明着他不屈地抗争和坚执地忍耐。回忆录中选取了先生关于后两次人狱的文字，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他对于监狱乃至社会的感知、体验和认识。

　  贾植芳先生不屈的精神成为一种人格风范，但它负载了太多的苦难、屈辱和痛苦，这之中还包含了他的妻子为他承担的苦痛和折磨。他在《做知识分子的老婆》一文中回忆了妻子任敏为他所累而坐牢和流放青海的苦难历程。在先生眼里，任敏师母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她用超凡的忍耐接受并默默承担着因先生而起的命运的不公，尽管这并不是先生的错。她选择做了知识分子的老婆，要承担的东西很多，包括物质的清贫和精神的动荡，不可能有安稳的小日子，受苦、受累、受难，为他思想的不安分所累。其中的苦与痛局外人难以想象，恐怕就连先生也未必确知究竟。师母是有文化的女性，她把自己的遭遇写成了《流放手记》，尽管记录的是一个侧面，但却是对灾难性历史事件的有力补充。想到那年师母去世的追悼现场，先生对师母深深地跪谢，令所有在场者动容不已。这一跪之中表达的是先生因妻子在风雨人生中对自己的追随、扶持、理解和给予的爱的温暖的谢意，也有先生为自己带给妻子苦难的内疚。无论是“狱里”还是“狱外”，先生与师母始终不离不弃，风雨相随。

　  一个自称是“社会中人”的知识分子，自然少不了“三朋五友”，可从那些先生回忆的对象来看，也多是些“道上”的朋友，集中在学校、出版界、文化界，都是以“知识分子”为范畴的认同。先生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在那些相识相交的友朋之中，有患难与共的文友兄弟胡风、路翎，有曾经共事复旦的余上沅、林同济，有现代文学学科研究的开创者乡党王瑶，有受先生牵连的学生、美学家施昌东，有编辑尚丁，还有相识于不同时期的作家巴金、萧军、陈瘦竹、戴厚英，以及诗人公木、覃子豪等等，这些名字大都与20世纪中国的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关联深切，贾植芳先生关于他们的忆旧性的文字中，或赞赏其学识，或欣赏其风骨，或追怀其友情，言语之间，知人论世，极富洞见，先生在对“历史中的人”的叙述中也在不经意间把自己的冷热性情和看取人世的眼光凸现了出来。

　  由于贾植芳先生特殊的人生经历的缘故，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关于苦难与人格的话题，而他作为一个著名学者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方面所作的贡献反而被遮蔽了。他从一个曾经著名的“七月派”作家到大学教授，在荆棘密布险象环生的现实路途中完成了人生的转折和定位。对此，他说：“我成了一名身为教授的职业者，但我不是科班出身的书斋学者，我是在时代风浪中奔波的知识分子。教书育人，这是我一辈子颇感欣慰的大事。”其实，于先生而言，作为教授、学者是其人生角色里扮演时间最长的身份标志，相应的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是本分也是责任，他常说做人是第一位的，如果人品不好，学问也好不到哪里。因此，先生的育人常常是以不拘泥于形式的方式完成着潜移默化的浸染，学生们既润泽了知识的光辉，又感受了人格的魅力。先生之学从皇皇四卷本的《贾植芳文集》中便可得以明证。

　  贾植芳先生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说：“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活得还像个人。”这本《我的人生档案》就是要告诉人们一个大写“人”字是如何完成的，一撇一捺，先生都是背负着巨大的苦难的“书写”，“人”的站立，是先生高贵的精神的站立，他在有形之中灌注了正直不屈的灵魂，所以写得端正。记得高尔基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说过：“我们不应该忘记‘纯粹’的真相，因为它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我们意识的最明亮的火花；这种真相的存在，是人对自己提出崇高的道德要求的证明。”就此而言，贾植芳先生的“人生档案”无疑具有这样的意义。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