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在上海的两次生病

　　在宋庆龄生命的最后几年时间里，我担任宋庆龄在上海期间的保健医生，宋庆龄到北京去，则由北京的顾承敏医生负责，我负责与顾医生交接；宋庆龄回到上海来，又由顾医生负责与我交接。

　　针对宋庆龄的情况，我们在进行一般治疗的前提下，根据她病情的需要，又请上海最好、最知名的有关方面的专家来给她会诊并进行诊治，这些会诊都是在王赞舜院长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的。我们请来的专家主要有：骨科的叶衍庆(瑞金医院)、陈中伟(中山医院)；中医外科的李国衡(瑞金医院)：中医科的沈六吉(华东医院)、乔仰先(华东医院)；外科的刘绍魁(华东医院)；内分泌科的邱传禄(华山医院)；岳阳医院的推拿医师陈小妹、市一医院眼科的赵东生；皮肤科主要是我们华东医院的医生，因为宋庆龄的皮肤病总体来说比较稳定，曾经请过我们医院皮肤科的何芳德治疗。宋庆龄很尊重他们，每次都是她亲自与医生交谈，医生的意见与建议她都听得很仔细、很耐心。眼科专家赵东生教授为她拔掉了右眼上睑的两根倒睫，并用四环素考的松眼膏按摩左上眼睑囊肿，按摩后宋庆龄连称“舒服”；老中医沈六吉大夫给她讲述饮食疗法，她听得津津有味；当发现她的脚有些浮肿时，我们又请内分泌科邱传禄教授为她检查治疗；l976年11月，我们还给她配了两副眼镜。

　　在我的记忆中，宋庆龄在上海生过两次病。一次是正值我们去给她看病的时候，宋庆龄感冒发热，我立即给她服药，帮助她降温，因为宋庆龄对好几种药物如青霉素过敏，在给她进行治疗过程中，土霉素、艾等药物也都不能用。我就选择一些她不过敏的药物给她治疗，那天一直忙到吃晚饭，宋庆龄的热度退去，我和沈秋华护士才离开。

　　还有一次是1976年5月29日早上，宋庆龄很早就请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她摔了一跤，请我到她家里去。我赶紧到她家里，详细地询问了她的情况，原来她是早晨起床后到盥洗室洗漱，一不留神，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胸部在浴缸上撞了一下，顿时感到疼痛不已。我立即给她进行了检查，随后又给王赞舜院长打电话汇报宋庆龄的病况，并请宋庆龄到我们医院拍片子。当时拍片子是在医院的南楼。当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王赞舜院长、刘绍魁主任已经等在门口，我们搀扶着宋庆龄，把她送进X光的拍片室。还算好，拍片结果出来是骨骼无损伤。尽管如此，我们医院还是特别慎重，给宋庆龄制定了治疗方案，并向她提出派专人去特别护理她。宋庆龄非常谦虚，不愿意随便麻烦别人，对医院的建议坚决拒绝，并说：“我有什么不舒服，会来找你们的。”宋庆龄返回家中后，我们就天天去她家看她，随时掌握她的病况。

　　随宋庆龄三次赴京

　　在给宋庆龄做保健医生3年的时间里，我一共跟她去了3次北京。

　　第一次是l976年7月朱德委员长逝世。宋庆龄得知此事，决定赴京悼唁。7月8日上午，我和护士沈秋华跟随宋庆龄一起乘坐喷气式专机赴京。宋庆龄坐在机舱的前头，我们(杜述周、沈秋华和我)坐在后头，在我们的座位旁还摆了糖果。这架专机上不仅服务人员是女的，而且机长也是一位女同志。飞行途中，宋庆龄还从前舱走到后舱来看望我们，女机长也到前舱问候了宋庆龄。到北京以后，因是临时赴京，原本从北京宋庆龄家中带走的行李又都在上海，所以我们和宋庆龄一道住在北京饭店的新楼。宋庆龄住在一个套房里，我们住在她隔壁的房间。宋庆龄晚上还带着隋永清、隋永洁(宋庆龄警卫秘书隋学芳的女儿)两姐妹一道同住。她非常喜欢这两个小姑娘，有时候晚上还起来给两姐妹盖被子，我很是替宋庆龄担心。

　　到北京的当天下午，我们跟随宋庆龄一起到北京医院向朱德遗体告别，杜述周走在前面，沈秋华扶着宋庆龄走在中间，我跟在后面。当宋庆龄见到康克清的时候，亲切地握着她的手安慰她。11日，宋庆龄又参加了朱德的追悼会。这次我们在北京住了—个星期，其间邓颖超非常关心宋庆龄，不仅派秘书赵炜来看望宋庆龄，还差不多天天让赵炜打电话问候，譬如：“到北京以后身体好吗，吃饭好吗，需要什么呀，还走吗”等等。

　　第二次随宋庆龄去北京是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9月9日那天，当时我正在给宋庆龄看病，广播里忽然播送了一条重要新闻——毛主席逝世。当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们都很悲伤，宋庆龄决定赴京悼唁。9月10日下午，我和护士沈秋华陪同她赴京悼念毛主席，这一次我们仍旧住在北京饭店新楼。这次由于到现场悼念毛主席有人员限制，我就没有去，是由杜述周陪着、护士沈秋华扶着宋庆龄去的。宋庆龄参加了向毛主席遗体告别仪式，并参加了守灵。18日下午3时，毛主席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宋庆龄参加了这次遣f卓会，由于年事已高，她站立不住，先是半靠在沈秋华的腿上，后来实在支撑不住，要了椅子坐下来。10月8日我们才随宋庆龄一道回到上海。当我们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宋庆龄送给我当时非常流行的绿色细绒线，大约有1斤半左右。这件礼物非常珍贵，后来我母亲就用它给我织了一件毛衣，我一直穿着，直到现在还珍藏着。

　　第三次随宋庆龄赴京是l976年11月30日，到京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我和沈秋华再次陪同她赴京，仍旧住在北京饭店。会议结束后，我们的任务也完成了，l2月24日我和沈秋华回沪。

　　陪宋庆龄参加两次会见

　　在我给宋庆龄做保健医生的几年里，我陪她一共参加了两次会见。

　　一次是1976年8月28日，在上海宋庆龄的家中，宋庆龄请马海德、耿丽淑吃饭，席问宋庆龄用流利的英语与他们亲切地交谈。

　　还有一次是1979年4月17日，当时我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李家炽副局长、护士盛学素一道护送和宋庆龄一起生活了50多年的“李姐”李燕娥去北京看病。到了北京以后，我们直接将李燕娥送人事先已经联系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当晚，宋庆龄就请我们一道参加会见斯诺夫人。宋庆龄用非常流利的英语与斯诺夫人交谈，那天晚上吃的是中西混餐。

　　18日，宋庆龄又让杜述周陪同我们三人一道游览了八达岭、十三陵。21日晚，宋庆龄在寓所里放电影，她请我们看了《乱世佳人》、《出水芙蓉》。宋庆龄照例安排我坐在她的右手边。在看电影的间隙，她转过头来对我说：“我最近蛮好的，就是有点腿痛。”宋庆龄的精神很好，一直陪着我们看电影，直到凌晨3点多钟。电影放映结束以后，我们一起站起来，注视着她慢慢地走向卧室，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宋庆龄。23日，李家炽副局长、盛学素和我一起回沪。

　　宋庆龄十分关心李燕娥的治疗

　　1979年4月，我给上海宋庆龄寓所的工作人员进行体检，查出李燕娥小便的红细胞多，我怀疑是妇科病，就动员她到我们华东医院做进一步的妇科检查，可是李燕娥不愿意，我就把这个情况向李存仁书记作了汇报，后经李书记亲自动员，李燕娥才到华东医院做了进一步的检查，确诊是子宫颈癌。我们随即要求李燕娥入院治疗。4月9日，李家炽副局长将李燕娥的病况向宋庆龄进行了汇报，宋庆龄听后，立即指示：“同意采取的措施，要用最好的医生，费用自付，进展情况及时报告”。当时李燕娥在华东医院住了五天(4月11日至4月15日)，后来又到肿瘤医院做放疗。因为李燕娥的体型较胖、肚子较大，放疗的焦距难以准确对好位置，我立即把这个情况向李存仁书记进行了汇报，李书记又把李燕娥的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宋庆龄决定让李燕娥去北京治疗。

　　4月17日，李家炽、盛学素和我一道送李燕娥去北京，李燕娥住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6月1日，由吴蔚然院长亲自主刀，给李燕娥开了刀。8月初，李燕娥出院，在北京宋庆龄寓所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以后，12月4日回到上海。这以后，我经常去看望她。

　　1980年3月初，在一次我去上海宋庆龄寓所看望李燕娥的时候，她跟我说大便次数多，出于职业习惯，我估计可能是肿瘤转移，考虑到做肠镜对她来说比较麻烦，我就与我们医院的B超医生商量给她做8超检查，想看看她肚子里是否有肿块，如有肿块，可能就是癌症转移。经过8超检查，发现她肚子里的确有肿块，后又经妇科检查，确诊是癌症转移。我们立即与宋庆龄联系，宋庆龄于3月25日派北京宋庆龄寓所的陆森林同志到上海，将李燕娥又接回北京治疗。4月21日，李燕娥在北京医院接受了第二次手术，因为已是癌症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后来只能靠药物维持，1981年2月5日她在北京去世。

　　1981年初，华东医院通知我把宋庆龄在上海期间的病历、x光片、心电图等病史资料整理好，要全部送到北京。我按照医院的要求，及时将宋庆龄的这些病史资料进行了整理，并交给了医院。后来王赞舜院长告诉我，北京医院反馈对上海宋庆龄的保健工作很满意。5月29日，宋庆龄逝世。6月初，宋庆龄的葬礼在上海举行，我怀着悲痛的心情参加了葬礼。

　　回顾我给宋庆龄做保健医生的日子，虽已过去多年，但往事仍历历在目。在给她做医疗保健工作的这几年里，无论我们提出怎样的治疗方案，她从来没有回绝过，都是积极地配合我们，工作一直进行得很顺利。宋庆龄非常谦虚，平易近人，虽然身居高位，但留给我们的从来都是一位优雅慈祥长者的形象，我们非常怀念她。

　　（胡允平 口述 黄玉抒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