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我没有跟随周总理前往，但对这件事还是了解的。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对这次会议十分仇视，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和破坏。蒋介石派了暗杀人员，形势比较紧张。我国租借印度的大型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被炸，幸好因缅甸总理吴努事先邀请周总理商谈万隆会议的提案，周总理临时更改了行程。否则，后果真是不敢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同志们都十分担忧周总理出国后的安全。所以，陈老总(陈毅)对代表团的人说，“我们就是要保护周总理”，“我也是周总理的警卫员!”当时在印尼的安全保卫工作主要由印尼方面负责，华侨看到中国代表团来了，都非常热情，自动组织起来，为中国代表团服务，做保卫工作。

　　在万隆会议的整整一个星期，周总理一共休息了13个小时，每天睡眠不足2个小时。那个有名的补充发言，是周总理利用中午时间临时起草的，写出一页就马上交给翻译译出。当时的局势复杂，时间紧促，周总理能作出那样扭转大局的精彩发言，反映出周总理不光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更有超人的才智。

　　离开周总理办公室后的情况

　　1957年底，中央要求精简机构，号召干部支援文教卫生战线。周总理就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说：“好，我带头。”这样，我们5个在周总理办公室工作的秘书被充实到文教卫生战线。我们临走时，l0月27日，周总理和邓大姐还与我们一起照了相。我们5个人都表示：我们是从总理办公室出来到基层去的，一定要把工作做好，绝不能给周总理丢人。这样，我离开了周总理办公室，被派到北京儿童医院任党委书记。

　　我在儿童医院工作了3年后，又被调到友谊医院任党委书记。1961年，著名中医杜自明在友谊医院病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周总理前去凭吊。

　　当时，周总理很重视中医的工作，提倡中西医结合，发扬传统文化。看到周总理，我就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身体倒是还好，就是最近开会讲话多，嗓子哑了。

　　1964年，周总理把我调回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简称国务院外办)工作。为什么我回去没继续做秘书呢?因为那时中央正在酝酿机构改革和精简。周总理为推动国务院系统的精简工作，就从自身做起，在1965年2月将总理办公室撤销，只留下一两个秘书。可是，他作为这么大国家的“大管家”，事情那么多，还得负责外事工作。这种情况下，周总理就在国务院外办成立了五人小组(包括我在内)，帮助他把着外事口，有什么紧急情况随时向他反映。调回国务院外办之后，有一次周总理召集五人小组到他办公室研究工作。开会前，人还未到齐，周总理看见我就亲切地问：“你走了10年了吧?”我说：“还不到，7年。”周总理看着我说：“你的精神面貌不错啊。”当时马上要开会了，没再谈下去。

　　因为我曾在北京市工作，所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说我是从“黑窝”(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是“黑”的，予以打倒)来的，我就“靠边站”了。l969年，我随国务院外办的同志被下放到宁夏平罗县的五七干校，进行劳动锻炼和学习。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一些人被从干校调回。我回到北京后，被分配到外交部翻译室任副主任，不从事具体的翻译工作，相当于做政治工作。l975年，我突然被调离外交部，到下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我们被允许去瞻仰他的遗容，当得知周总理被癌症折磨得体重只剩下30．5公斤时，我们难过极了。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时候，我也跟普通市民一起，伫立在长安街上，目送周总理的灵车通过。整个天空都好像笼罩在沉重、悲伤之中。那么多人伫立在寒风中，泪流满面，久久不肯离去……

　　虽然周总理逝世很多年了，但他那几十年如一日地辛勤工作，艰苦奋斗，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去面对重重艰难险阻的光辉形象和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鞭策着我不断前进。

　　（陈浩 口述 宋传信 郑学伟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