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我国一架载有蒙古人民共和国《真理报》记者、苏联专家和我国工作人员的飞机，遭遇雷击在空中爆炸，机上人员不幸全部遇难。当时我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此前不久由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扩充而成，简称对外文委)任科长，主管涉及朝鲜、越南、蒙古国的事务，由于遇难者中有蒙古记者，所以参与处理了这一空难事件的全过程。

突闻噩耗

1958年8月某天的晚上7点，北京西长安街首都电影院在举办某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电影节首映式。这项活动是根据两国文化交流协议对等举办的。电影刚开始放映不久，我们机关的一位同事找到我说：“有紧急事!”我立即随他到电影厅外。看到他非常紧张的样子，我忙问：“发生了什么事?”他低声对我讲：“来我国访问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两名新闻记者乘坐的飞机失事了。”并通知我到中国民航总局参加紧急会议。我立即与我的领导鲁明乘车赶到民航总局。

一进民航总局会议室，有关单位已经到了十几个人，与会的人都沉默不语。我们刚入座，民航总局副局长沈图进入会议室。他向大家介绍情况：中国民航一架伊尔一14型飞机由北京飞往上海，飞到长江上空一带，突然遇到雷阵雨，到南京附近时被雷电击中在空中爆炸，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机上乘客除了我国一些单位的工作人员外，还有在沈阳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到中国访问的两位新闻记者。他一一念了遇难者的名字，一共有十几位。最后他说：“明天早晨8点民航总局将派一架飞机去南京处理此事。请有关单位派人去南京辨认尸体，做善后处理工作，请准时到机场登机。”

我们回到机关已经是深夜，人们都已在睡梦之中。此时，要不要立即通告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呢?还是何时通告?我们考虑再三，最后认为，两名外宾遇难，这不但是国内飞机失事问题，还是涉外问题，必须马上告诉蒙方。于是鲁明和我又立即乘车直奔蒙古驻华大使鲁布桑的官邸。他住在什刹海西侧一座四合院内(后来是郭沫若的住宅)。大使从睡梦中被叫醒，顾不得更衣，穿着睡衣在会客室接见了我们。一见面，他就问：“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把飞机失事，两位蒙古记者不幸遇难的事告诉了大使，并提出希望大使派一名外交官和我们第二天早上一起乘专机到南京做好善后工作，大使立即答应了。从大使官邸回到家，已是凌晨。虽然很累，但我仍无困意，一边想着明天的事，一边收拾简单的行装。

精心处理

第二天早晨，做善后处理的人员都按时到达首都机场，一共十几个人。当天，北京天气晴朗，飞机按时起飞，我们乘坐的也是伊尔一14，那时主要是这种型号的飞机。大家可能都在想着到南京怎样处理空难事件，无心欣赏窗外的景色，一路上都很沉闷。从北京飞南京需要3个多小时。飞行2个多小时后，飞机突然有些颠簸，我才注意到窗外乌云翻滚，雨点打在机窗上。接着看到窗外雷电闪闪，飞机颠簸得更厉害了。此时，机上的人都有些紧张，小声地谈论：不会出什么事吧?还有多久到南京?可是，那时飞机上没有空中小姐，这架飞机只有驾驶员和报务员。于是，我坐不住了，走到驾驶舱问驾驶员：“还有多久才能到南京?能否避开雷雨区?”驾驶员说：“8月份长江上空一带的天气很不稳定，气候变化无常，现在只能硬着头皮往前飞。”接着他又像安慰我似的说：“马上就要到南京机场了。”这时，我看到雨像泼水似的往飞机前窗打来，闪电吐着红舌在飞机上空“示威”，飞行员两眼紧紧注视着前方，极力控制住飞机一直向前飞，像牢牢地抓住欲脱缰的野马。我的心随着飞机的颠簸而颠簸，时间似乎变得特别漫长。最后飞机终于冲出雷雨区，安全降落在南京机场。这时大家都长长地吁了口气，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飞机一落地，大家顾不得回味刚才的惊险，直奔停尸房。停尸房不在医院，而是在一座寺庙内。听南京处理此事的负责人讲：飞机一飞过长江，就遭遇雷击，在空中起火爆炸。飞机的残骸和遇难者的尸体散落在一大片稻田地里，附近百姓报告了政府。政府立即派出人员前往出事地点，从各处把遇难者和飞机残骸收拢到一起，然后把遇难者尸体运到一座空的寺庙。当我们到达寺庙时，看到的是一具具一丝不挂的尸体平放在一块块门板上，有的尸体已变形，还不时散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8月的南京是个大火炉，那时没有空调，当地的工作人员就找来几台电风扇，用它们朝着尸体猛吹来降温，以防尸体迅速腐烂。来处理此事的各单位人员开始辨认尸体。蒙古的外交官很快就认出他们的记者。之后，就地举行了简单的追悼告别仪式。仪式结束后，各单位分别认领本单位遇难者的尸体，运往殡仪馆就地火化。此时蒙古外交官向我提出，他们两名记者的尸体不能火化，而要按照他们的民族习俗将尸体运回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实行土葬。我立即请示上级后，同意尊重蒙方的意见。于是，当地政府马上派人去买棺材，并找专业医生给尸体注射了大量的防腐剂，用白布把尸体包裹好，装进两个褐黑色的棺木中，下午这两El棺木随返京的专机运回北京。伊尔一14是小飞机，没有专门的行李舱，我们坐在飞机的前半部，飞机后面的椅子被拆下来放棺木，并用绳子把它们捆绑固定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