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中国文献学概要》写导读

　　民国时期就活跃在史坛上的著名史学家郑鹤声先生（1901－1989）是我的叔父，2001年是他诞生百年。2000年，他任教过的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的一些学生就动议重印这位老师的著作以作纪念。经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系，选出1928年他与我父亲郑鹤春（1892－1957）合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重印，并列入“蓬莱阁丛书”，在2001年出版。出版社提议由我为这部名著写篇导读。

　　“蓬莱阁丛书”的要旨是重印“垂范后世的经典之作”，当时已重印26种，均是清末民初的一批大师的文史名著，史学有陈寅恪、胡适、梁启超、章太炎、顾颉刚、王国维、张元济、蒋廷黻、张荫麟、陈垣等人的著作。

　　《中国文献学概要》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多次重印。1983年11月，又由上海书店据商务1933年版重印。我保存的，即是叔父1983年赠我的上海书店重印本，竖排、繁体字。2000年我重读后认为“这是一部中国文献学的开山之作，也是在中西文化冲撞之下，对中国文献学的世界价值、地位重新审视的创新之作”。我征得叔父学问传人，我的堂弟、中国科学院海洋所研究员郑一钧同意，由我写这篇导读。我对这部名著的理论框架、精要所在作了分析，提出：这部名著是“在中国现代第一次使用‘文献学’的名称来概括一门学问”；第一次总结了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内容，初步奠定了研究体系；在中西文化冲撞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订、申明中国文献学的世界地位与价值；对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历史作用作了系统总结。原书无标点，经我和责任编辑标点后改为简体字、横排本重印。

　　编完该书，我非常钦佩叔父、父亲，他们既有国学根底，又有西学素养，在青年时期，即能在一门学科创建上发凡起例。

从南高开始笔耕生涯

　　我们祖上是农家，曾祖是贫农，清末参加了太平军在浙江作战。兵败后生活无着，到浙江诸暨为一地主作长工。祖父仍务农，粗通文墨。祖母生子三人：长子即我父郑鹤春，二叔郑鹤和，小叔郑鹤声。

　　叔父小学、中学时即阅读了家中购置的《史记》、《资治通鉴》、“四书”“五经”，有国学根底。后来他能成为著名学者，一是他学习非常勤奋、刻苦；二是在中学、大学均有名师指点（柳诒徵、竺可桢是他大学时的老师，他们后来都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他治学坚持不懈，并在青年时期即受到学术界、出版界前辈如何炳松的重视、扶植。

　　1920年，叔父考入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史地部，1922年该校又与东南大学合并（今南京大学），1925年毕业。柳先生（1879－1956）是国学大师，当时教授中国史、亚洲各国史。竺先生（1890－1974）是著名科学家，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当时教授气象、地质、地理学。叔父上大学时，校学术空气浓厚，海内外学者纷至讲学，以杜威、梁启超最为有名。又取美国大学文理皆通之意，史地部还要兼学数学、物理。叔父同学严济慈、赵宗尧，后来都是著名科学家，柳先生教学中国史，不编讲义与提纲，仅就一朝大事，加以剖析。然后指定原始史籍等若干参考书，让学生阅读、钻研。他要求学生读懂古史，搜集相关资料，发现问题，深入研究，写出心得，由他仔细点评，择优推荐到《史地学报》或《学衡》上发表。柳先生1923年间写成《中国文化史》征引古籍六百多种，每下一义，必引繁富的资料，道破中国文化的底蕴。他创办《学衡》杂志，以“融化新知，昌明国粹”为宗旨，这些均给学生以深远影响。柳先生传授的“读通古籍，善提问题，深入研究，作出成果”的治学方法，以及严谨、笃实、善于思考的学风，让叔父终生受益。叔父在大学阶段，即有志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毕业论文以《汉隋间之史学》为题，写成十数万言的专著。柳先生读后，非常赞赏，在论文封面上批了“一时无两”四字，并推荐到《学衡》上连载，后来柳先生又题词“郑生鹤声，尤好深思，枕舴典籍，力探变奥……”把这部“钻研古书，运以新法”的论著送上海中华书局出书。叔父与竺可桢老师的师生之谊也保持终生。

　　叔父大学毕业前，即1924年23岁时即在上海中华书局出书，又深得柳先生赞许，可见成名甚早。1926年他在云南讲授《中国史学史》，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打算出版这套讲义（26册），为年仅27岁的青年学者出丛书，并命名为“郑氏史学丛书”，这也是空前的学术盛事。1929年他在商务出版了《班固年谱》，同年商务又排印了他著的《荀悦年谱》、《刘知几年谱》、《司马光年谱》、《徐光启年谱》，可惜均毁于上海战火。从1930年至1936年，商务陆续出版了叔父著的《袁枢年谱》、《史汉研究》、《中国史部目录学》、《中国文献学概要》（合著）、《司马迁年谱》、《杜佑年谱》、《四库全书简说》、《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

　　由于叔父治史上国学根底牢实，又引入搜集、整理、归纳、分析、责疑、辩伪、综合等现代科学方法和新学科（文献学、年代学、考古学、地理学）等一系列操作工具，治学成果迭出。八年间在商务出书13种，35岁时已成为享誉国内的著名史学家。至今海内外老一辈华人史学家、著作家多对他有深刻印象。但由于叔父治史长达68年，不断有新的追求，治学面又极宽，有的学者往往只对他某一时期、某一方面的成就有所了解，所以评述他时也会产生一些误读。

学界的某些误读

　　1949年后叔父仍常把他的论著寄至上海家中，让我父亲阅读，我也翻看一些，似懂非懂，但印象深刻。我1958年因受叔父治史成就影响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我写信告诉叔父，他很高兴，让我有空去看望他。入学之初，我曾自豪地向个别同学、老师说，我的叔父郑鹤声是山东大学历史系老教授，但有的老师不以为然，在一次会议上说老一辈学人“把史料当成史学”，说我叔父居然去考证洪秀全长没长胡子（指叔父1951年发表在《文史哲》创刊号上的文章《天王洪秀全状貌考》，其实这篇文章是他应南京博物院筹备太平天国革命纪念展，要画洪秀全像而约写的）。当时一些中青年教师正在闹“史学革命”，要破王朝体系，要拔白旗、插红旗，师大的许多老教授被赶下讲台，我对叔父的钦佩，受到讥评，也是自然的事了。

　　叔父一生治史非常重视史料的搜集、研究。不管别人如何评说，他坚持不要怕当“史料派”。他认为，要研究某一个历史问题，或从事某项学术研究，要尽可能多地占有与之相关的史料，特别是第一手史料；要尊重史料的本来面目，切忌从个人需要出发，片面摘引；要会鉴别史料。有了坚实的史料基础，论史才能论据充足，有说服力；既能追根溯源，又能发现问题。他并不认为“史料即是史学”，而是认为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依据。他为了研究清史、中国近代史，从1932年开始广搜史料，足迹遍及南京、北京、天津、武昌、上海、杭州、宁波、苏州、扬州等地旧书店，广搜晚清、民初的原始文献、公报杂志，搜罗到不少海内外孤本。比如《清史稿》的部分手稿，邓廷桢家散出的与林则徐办理鸦片事宜的文件，清季以来《政府官报》、《政府公报》以及全套《东方杂志》等。1949年后中国史学会要出多卷本“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特请他参加《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史料编辑，编入了他提供的珍贵史料。数十年来，历经战乱，叔父藏书仍有4万多册，堆满了书房、卧室、走廊，甚至卫生间。他善于广搜史料，又勤于研究著述，一生著述多达160余种，2000多万字。还就孔子、郑和、清史研究，14至17世纪中外关系史研究整理多种史料。如他从1935年起，费时十余年，带领同事编成《东华录类编》1600万字。1949年后，他将这部文稿送给出版总署，争取出版，谁知竟无下文，文稿也不知去向。已出版的一些史料汇编，为后人研究提供了方便。

　　“文革”初期，叔父以“学术权威”受到批判，被斥为“东南学派领袖”，不仅靠边站，一度还被罚去扫街（时已年届65岁）。

　　改革开放后，叔父恢复任教、科研活动，不断有新成果问世，一些旧作也不断重印。人们对他的误读也日益减少。海外一些华人史学家对他一直评价很高，但评述时仍有不全面处。如2007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台湾史学家王尔敏的《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书中三处写到郑鹤声，把他列入南高学派，这从师承关系上看是正确的；但王先生认为郑先生只是“史学史名家”、“年代学权威”、“史表年表名家”，这是不全面的。可能是王先生在海外，了解的多是叔父1936年以前的成果。2008年3月，也是这家出版社出版了著名中医、学者陈存仁（1908－1990）的旧著《被误读的远行：郑和下西洋与马可孛罗来华》，书中也提到叔父的旧著《郑和遗事汇编》，评价此书“搜罗资料广博，民国三十三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内容丰富，不可多得”。但陈先生久居海外，似未读到叔父1949年以后所著，特别是1980年、1983年、1989年由齐鲁书社出版的三卷本巨著《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其内容丰富、考订详尽已大大超过前书。这些是海外学者既了解郑鹤声，但又不全面了解的例证。

治史领域广泛，三方面成就卓著

　　叔父在80岁时曾写过一篇长篇自传，收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对自己在16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了综述，涉及清史、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政治学术思想史、中国史学史、中国史部目录学、中国文献学、中国历史教学问题、中华民族研究、中国文化问题、中国边疆问题、中外关系及中西交通史、历史人物评价、中西日历、书评、史料学。郑一钧在1991年写了他父亲的传，收入《著名社会科学家传·山东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认为其父治学成就最突出的是“中国史学史、中国近代史和中西交通史”。

　　叔父从1924年开始发表研究成果到1989年去世，治史长达65年。他1925年在昆明高等师范和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任教，1929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审，同时任中央政治学校、中央大学教授，1931年任国立编译馆编译、人文组主任，1946年任国史馆纂修兼史料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1951年后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中西交通史研究室名誉主任。

　　叔父的重要代表作有1929年至1930年间著成的一百多万字的《中国近世史》，此书明确提出新航路发现以后，明朝正德年间欧洲人东来为近代史开端，近代史主要研究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西洋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这是开创性史著，被顾颉刚评价为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两大流派之一。1943年他所著《中华民国建国史》又开创了中国现代史这一研究领域。他所著年谱中以《司马迁年谱》影响最大，内地、香港、台湾均多次重印。《中国史部目录学》（1930年版）、《中国文献学概要》（1930年版）均是开创性著作，多次重印。而《中国史部目录学》到20世纪90年代仍是这方面唯一的专著。

　　叔父还是中外关系史、中西交通史的开拓者之一，对郑和下西洋研究有特殊贡献。如1935年他在查阅明嘉靖年间钱谷所编《吴都文粹续集》时，发现了郑和自述《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一文，其所记郑和出使年岁、次数与《明史》成祖本纪、郑和本传所记大有歧异。他认为郑和自述当为第一手史料，据此纠正了诸书所记郑和下西洋往返年岁、次数的脱漏与谬误，一时被史学界视为重大收获。从此他开始广泛搜集郑和研究史料，多次实地考察，1936年春，又在南京静海寺发现郑和下西洋残碑。经过十余年在江苏、福建、云南实地查考与史料搜集，在1945年出版了《郑和》，1947年出版了《郑和遗事汇编》，被史学界评为超越前人的重要成果。而20世纪80年代与一钧合编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三卷，更是这方面的巨著。郑一钧在他指导下，已成为当代中国研究郑和下西洋及海洋问题的著名专家。

叔父对我从事编辑与研究工作的帮助

　　我1962年大学毕业后，本想去当历史老师，却未能如愿。从1962年至1976年我与叔父联系较少，只是逢年过节，问个平安。

　　1977年11月我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开始做历史读物编辑，又与叔父通信，就史学研究与编辑工作向他请教。如1978年3月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读史札记《八里桥究竟在哪里？》，我把这篇短文寄给叔父，请他指正。同年5月22日叔父让一钧给我回信予以肯定，同时指出文中所引史料遗漏了《大清一统志》卷七顺天府四永通桥一条年代较早的一手资料。此年叔父已是77岁高龄，他的答复显示出学术功底之深厚。后来我编出的一些历史读物，写的王充、张衡传记等也曾寄送叔父，请他指正。他送我他的代表性著作多种，别人送他的史学新著如《历史科学概论》，他认为对我有用，也题字转送给我。

　　我多次去济南，住在叔父家中，享受亲情。叔父、婶婶不顾年事已高，坚持要陪我去大明湖等地游玩。我住在叔父家中，看陈设简朴，四壁皆书。看到叔父经年累月，伏案写作，突然在脑海中浮现出在田中耕耘的老农的形象。叔父始终在“农田”中耕作，但耕耘的是书山与史学。他看到我37岁才返回史学编辑园地，对我多有鼓励与期待，让我永远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