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问毕方：“你当时知道《古城斗“胡骑”》事件的政治背景吗？”她告诉我说，当时中青社的气氛相当紧张，但是她只以为西安情报处或王超北有什么重大历史问题，并不知道这是康生策划的一个整人的阴谋活动。后来才知道，习仲勋当时还审阅通过了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刘志丹》。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这部小说遭康生诬陷，毛主席接过康生递给他的条子念道：“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并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就这样，把《刘志丹》定性为为高岗反党集团翻案的大毒草，习仲勋成了西北反党集团的主要头目。王超北也因此而受牵连，被康生诬陷为利用写回忆录进行反革命翻案活动，把他逮捕入狱。一夜之间，功臣变成罪人，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了大半辈子的王超北竟成了叛徒、特务、反革命，致使当时年已六十的他，又坐了十七年冤狱……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此案还把人民文学出版社牵扯了进来。因《古城斗“胡骑”》是王超北口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欧阳柏整理的。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齐燕铭亲自向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传达了康生的指示，说庞智所写的西安那个什么地下党机关，实际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简直是胡闹！共产党哪里有这种东西？……韦君宜见齐燕铭说话时的表情，像是王超北的回忆录简直不值一驳。加上她自己对党的秘密工作确实知道也不多，就想：在国民党机关的院子里安设共产党的电台，这可能吗？特别是审讯一个共产党员，他并没有供出什么来，只怀疑他可能招供，便将他处死，这不是杀害同志吗？……随后，她就把欧阳柏找来谈话。一谈之下，欧阳柏却说他只是在《新观察》当编辑时，因组稿关系认识了王超北，王超北谈过一些别的内容，他记录整理过。后来，王超北说，还有不少材料，愿意找他整理。他听了听，也觉有意思，便答应了。问及西安地下党那个机关到底怎么回事，他除了王超北所说之外，实在一概不知，和他们也没有别的关系。至于她说的以国民党面目擅自打死并未招出什么的共产党员是犯罪，他说他连想也没想过，只以为王超北那么干就是革命的。他是个候补党员，对党内的一切，茫无所知。然而，中宣部却认为欧阳柏问题重大，可能也参加了西北反党集团。中宣部出版处副处长许力以多次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坐催此案。可是无论韦君宜怎么问来问去，欧阳柏都交代不出新的材料。欧阳柏是一个旧社会过来的老记者，按其历史，实在也不像是参加了“西北反党集团”。当时韦君宜就想：也可能王超北真是个坏蛋，把反革命历史当革命历史瞎吹。可是这个欧阳柏实在不像参加了他们的阴谋，难以判罪。她把她这个“审理结果”汇报上去。中宣部也跟欧阳柏谈过几次，并未发现超过韦君宜所得的材料。但是，却从中直党委通知下来：停止给欧阳柏这个候补党员转正，并停止他阅读一切文件刊物、听一切报告（包括普通非党编辑听的报告）的权利。

　　令韦君宜感到震惊的是，这个案子没有完全结束，波浪就冲击到了她的身上。她在晚年写的《思痛录》中回忆道：“这时到处在抓‘反党小说’。我前一阵发表了几篇小说，于是落入网罗。北戴河会议传下令来，叫将反党小说搜集一批报上去。作家协会党组赶快翻刊物检查，好似二次反右的样子。最后作协党组开了会，把我的两篇短篇小说《访旧》和《月夜清歌》作为毒草，报到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消息是黄秋耘秘密告诉我的。后来，文化部副部长李琦还专就这两篇小说的问题和我谈过话，为此叫我下放搞‘四清’。我和人民美术出版社副社长刘近村编一个队，却叫他‘领导’我。我出了‘问题’，这是明白无误的。……我为这事去找了邵荃麟同志，他也说不出我所放毒素何在，只是反复地说：‘大概你的意思就是想描写一个性格……我们研究研究……’我流了眼泪，一面觉得冤，为什么就连写这一点人的性格的自由都没有，只允许我们歌颂单线条的英雄呢？另一面又到底有些怯懦，知道一个人的作品一上北戴河会议的毒草名单，则此生休矣。习仲勋尚如此，其他何必论？……碰到这种事的，不止我一个人。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鲁亮侪摘印》，被说成‘影射’，用唐朝杜子美经历的人民困苦生活来影射今日的社会主义生活。郭小川的《望星空》，因抒写望星空的个人所感所思，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最后他们的遭遇也和我一样，没有公开点某某的名，仅内部批了一番。此后黄秋耘被送往石油工地‘受再教育’，郭小川被解职（作协秘书长，党组成员），送到《人民日报》当记者去了。类似的还有。”

　　韦君宜在回顾了这一事件的波及面后说：“看起来，我们这一批所受的处理还是从轻的。但是，我们的罪名却比1957年划的那些‘右派’更加说不清楚了。那时候，秦兆阳还有个‘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主张，丁玲还有‘一本书主义’这么个不成主义的主义。而我们这一群有什么？‘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则凡小说，都能构成‘放毒’的罪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加罪于人的路子就越来越宽了。这已经为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等铺平了道路。”确实，由小说《刘志丹》和《古城斗“胡骑”》事件引发的习仲勋、王超北冤案，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开了一个以文艺作品定反党罪名的先例。这应该说是康生的一大发明吧！

　　所幸当年毕方没有因《红旗飘飘》刊发《古城斗“胡骑”》而获罪。她对我说：“我当时没有受到什么处分，是因为我作为《古城斗“胡骑”》的责任编辑，整个送审、编发程序都没有问题。当时，萧也牧和张羽、黄伊、王扶都调离传记组了。中宣部调查组的人说，真没想到这么有影响的《红旗飘飘》，现在是你和几个年轻人在编。但一个搞得轰轰烈烈的丛刊，突然毁在我手里，我是很伤心的。真是小人物卷进了政治大风浪，命运不由自己作主。《红旗飘飘》停刊之后，我就离开中国青年出版社，远赴边疆，到黑龙江当专业作家去了。直到1985年10月，我接到王超北逝世的讣告，才知道他的冤案是1979年平反的，出狱后他任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顾问（副部级待遇）。习仲勋同志参加了王超北的追悼会，他那时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了。遗憾的是，萧也牧在1970年就遭造反派迫害致死，没有能等到他的冤案平反昭雪，更没能看到由他亲手创办的《红旗飘飘》在1979年复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