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可以说，《红旗飘飘》丛刊的创办，不只是满足了广大读者的迫切需求，而且也为编辑拓宽了用武之地，开辟了出版社的新局面。仿佛是在出版界和文学界树起了一面鲜艳的旗帜，引万众瞩目，不胜钦羡。萧也牧是从晋察冀老解放区来的作家，熟悉革命斗争历史，他亲自为《红旗飘飘》丛刊初创时期拟定选题计划，带领编辑上门拜访、采访革命前辈和英雄人物，老一辈革命家何香凝、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夏之栩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许多高级将领，都热情惠稿，予以支持，单是第一集至第六集，就发行了213万册。其中的好些作品，后来成了哺育几代人成长的红色经典，如第2集刊登的葛振林讲述的《狼牙山跳崖记》，一经发表就被《中国青年》等刊物转载，多次修改完善后被编入小学语文课本，成了至今耳熟能详的《狼牙山五壮士》；根据丛刊发表的文章印成单行本的《在烈火中永生》，印数高达328万册……其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以至到了上世纪的70年代末，历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刊登领袖传记、革命回忆录为主的纪实类的杂志纷纷创刊，少说也有几十种，但至今没有一种能在发行量和影响力上超越当年的《红旗飘飘》！由此可见《红旗飘飘》丛刊之所以能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是与萧也牧他们勇于开拓的精神分不开的。那是一个精诚团结、特别能战斗又都甘于默默奉献的集体。

　　毕方说，那是她最值得怀念的一个集体，尤其是萧也牧，他十分注意对年轻编辑的培养，常给年轻编辑讲课。他知识面广，又善于表达，语言丰富生动、幽默风趣，他的讲课获得普遍欢迎。有时他在办公室作即兴发言或在休息时聊天，其他编辑室的人也挤进来听他讲山海经。他总是讲得眉飞色舞，神采飞扬。未料，他在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撤销了编辑室副主任的职务。他正在写的反映老区生活的小说《渔船儿飘飘》，自然也就泡了汤，飘无踪影。尽管已陷入逆境，但萧也牧依然忠于职守，辛勤工作。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他在1958年7月22日草拟了给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一封约稿信，经批准，发往重庆。信中说：“尊作《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红旗飘飘》发表后，很受广大读者欢迎。听说你们已把它扩展写成长篇，这是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如果已经写好了，请即寄来一读。……我们当以跃进的精神迅速处理。”三位作者送来长篇小说《禁锢的世界》（《红岩》的原名）后，江晓天、萧也牧和我都看了原稿，曾多次与作者交换意见。可以说，没有萧也牧就没有《红旗飘飘》，没有《红旗飘飘》也就不会有《红岩》这部建国后发行量最大的小说，以至依据《红岩》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

　　“《红旗飘飘》丛刊办得那么好，后来怎么会突然停刊呢？好像也没向读者解释停刊的原因吧？”我问毕方。

　　毕方叹了口气，回答：“停刊是被迫的。当时不让说，也没法说。直到1999年，我不记得是哪家报刊搞纪念建国50周年征文，我才写了篇文章，回忆《红旗飘飘》停刊的经过。估计是因为我的那篇征文和喜庆气氛不协调，没有被采用，我也没留底稿。现在人老了，也写不动了……”她告诉我，导致《红旗飘飘》停刊的直接原因，是1962年出版的第17集刊登了庞智的革命回忆录《古城斗“胡骑”》。

　　庞智原名王超北。提起中共秘密战线的传奇人物，早就有“南潘北王”之说。“南潘”是潘汉年，“北王”是王超北。反映潘汉年谍报生涯的充满传奇色彩的传记及影视作品早已广为传扬，家喻户晓，而对王超北，人们确知之甚少。其实，王超北惊险曲折的谍报生涯，同样富有传奇色彩。他1924年加入共青团，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同年8月化名王奇，当选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候补执行委员。后由党组织派到国民党联军驻陕西总政治部工作，任国民党联军驻陕独立第二师政治处主任。大革命失败后，他在西安、大荔、朝邑一带坚持地下革命斗争。1930年6月在上海中央特科王世英同志领导下工作，同年9月调回西安，任中央特科驻陕甘特派员，打入杨虎城警卫团，任团部军需主任，从事秘密革命活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八路军驻南京、重庆、西安办事处工作，担任八路军总部总务科长和运输科长。1939年至1949年转入隐蔽战线工作，任中央社会部直属的西安情报处处长，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解放西北和保护文化古都西安作出了重要贡献。西北军区贺龙司令员在一次会议上说：“超北同志的一个情报，抵得上战场上的一个师。”毛主席也曾赞扬说：“庞智是无名英雄。”建国后，王超北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警备区副司令员，兼任西安市公安局局长、中共西安市委委员、西安市政府委员。1951年调北京，任中国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1956年任外贸部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然而，他的《古城斗“胡骑”》一文生不逢时，一经《红旗飘飘》第17集发表，他就被投进了冤狱。

　　毕方回忆道：“《古城斗“胡骑”》是王超北同志亲自送来的。那时，他正好有一篇回忆在上海做情报工作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我看了之后，就想着要去向他组稿。没想到他会主动送稿上门，真有点喜出望外。这篇稿子写得很精彩，回忆西安情报处与胡宗南集团作斗争，故事引人入胜。我们看过之后，就决定采用。但涉及我党秘密战线的革命回忆录，按规定必须送中央调查部审。不巧的是，稿刚送审，中调部长李克农逝世，中调部忙着为李克农治丧，根本无暇顾及审稿之事。而我们的《红旗飘飘》第17集已编就，待《古城斗“胡骑”》一文送审通过后，即可发稿。为了及时出版，我们问作者，可否将他的稿子送熟悉当年情况的中央领导人审阅。他说，那就请习仲勋副总理审吧！习仲勋当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送他审，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没想到《古城斗“胡骑”》一文送审极为顺利，我们很快就收到了习仲勋副总理‘可以发表’的批示。这样，《红旗飘飘》第17集就付印了。这一集的首印数是30万册。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一集刚出版，我和张羽正在北戴河采访薄一波同志，突然接到社里的电话，叫我赶快回京，说《古城斗“胡骑”》出事了，中央调查部来电话，说王超北为叛徒翻案，已经被抓起来了。我赶回北京，中宣部已派来调查组，追查《古城斗“胡骑”》的写作、编辑和送审经过，宣布《红旗飘飘》第17集有严重政治问题，30万册必须立即全部销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