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淑梅，女，1952—1958年曾在刘少奇身边工作。在刘少奇诞辰110周年之际，本刊采访了杨淑梅同志，并将采访记录整理成文，以为纪念。 

　　记者：2008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您曾在刘少奇身边工作过几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请谈谈您的感受好吗？

　　杨淑梅：时间过得真快，那已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但是当时的许多事情至今仍历历在目。在少奇同志身边工作的那段时间，值得我永远怀念。少奇同志对工作的极端热忱、对人民疾苦的高度重视、对子女及亲属的严格要求、对身边工作人员的细微关心等等，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记者：能否讲几个具体的例子？

　　杨淑梅：在少奇同志身边工作，最大的感受就是他心里只有工作。他工作起来几乎没日没夜，全神贯注，和孩子们呆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孩子们似乎也养成了习惯，上下楼经过少奇同志的办公室时都不大声说话、不大步走路。我记得有一次，大约是1953年夏天，天气特别热，少奇同志忙得一连多日没出门，光美同志心疼地说：“少奇同志忙工作，一连几天总坐着写。他的屁股都要捂烂了，怎么办？”她急得团团转，总想让少奇同志出去转转，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让头脑放松一下，但又不敢直接说。于是我们想了一个主意，故意让孩子跑进他的办公室，试图借此吸引一下他的注意力，让他休息会儿。但是，突然闯进的孩子大概影响了他的思路，他站起来本想把孩子推出去玩，不想因心急用力大了，竟把孩子推倒了。阿姨们把孩子带出去后，他又继续聚精会神地工作。

　　少奇同志心里确实是装着老百姓的。再讲一件事。那时我已经调离他们家去工厂工作了，但还经常回去和他们一起吃饭聊天。1959年底，我把回山东老家结婚的情况告诉了少奇和光美同志，他们听后都很为我高兴。之后，光美同志又关切地问：结婚有房子么？又问：老家生活如何？粮食够不够吃？我便将回家了解到的情况如实说给他们听。我说：“1958年冬以来，我母亲经常来信说家里粮食不够吃，从食堂领回的一人一个小粑粑根本吃不饱，我当时不信，心想老说形势大好，粮食怎么会不够吃呢？于是我认为母亲思想落后，就没理她。今年6月份回家正好是收麦子的时节，母亲说：‘麦子没晒干就磨了面给你做饭吃’，我心里纳闷：去年没有存下小麦吗？何必着急吃今年的麦子？母亲看到我满脸疑惑的样子解释说：‘去年因为炼钢铁没人收地瓜，地瓜都烂在地里了。结果去冬今春食堂也没粮食下锅了，山上树皮都扒光了，我到海里赶海玻璃（海里的一种植物，也叫谷穗子），回来切切撒上两把豆面蒸了吃。现在麦子吃完了，肯定接不上冬天。’”说到这里，我忽然觉得少奇同志脸色不对，笑容不见了，显得特别凝重。我心想我没说假话啊，他怎么不高兴呢？当时我还不知道全国发生了自然灾害，以为只是我们家乡出了点问题。后来才知道，当时粮食不够吃的不只我家乡一处，全国许多地方的老百姓都在吃野菜度日，有些地方的老百姓甚至连野菜都吃不上。那天少奇同志不高兴是为老百姓挨饿而痛心呀！

　　记者：生活中的刘少奇给您留下什么印象呢？

　　杨淑梅：少奇同志虽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但从没有架子，我们身边工作人员都感到亲切。这一点，从我刚调到少奇同志身边工作时就感受到了。

　　1952年6月的一天，我刚调到少奇同志处工作，他和光美同志就来看我。初次见少奇同志这么高职务的领导人，我十分拘束，不知说什么好。还是少奇同志先开口说：“杨淑梅同志，欢迎你来我这里工作。”我十分激动地叫了一声首长。他听后严肃地说：“不要称首长，要叫同志，我们都是同志，你到我这里工作，我安心为党工作，这都是革命工作，只是分工不同，今后，你管我叫少奇同志，管她叫光美同志，具体有什么事，就找她好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刚从山东农村来到北京不到一年，就调到中南海工作，更没想到会调到少奇同志身边工作，这对我是莫大的政治信任和光荣啊！少奇同志平易近人的态度，使我非常感动，我暗暗地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一开始这样称呼，后来就一直沿用下来了。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不管什么职务，都彼此称同志，当然对少奇、光美更一直称呼少奇同志、光美同志。那些年，和少奇同志、光美同志相处，感到真的是亲密无间。

　　记者：请谈谈刘少奇教育子女方面的情况。

　　杨淑梅：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很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以身作则，从不搞特殊化，特别是对孩子们要求更严格，决不让孩子产生特殊化思想。孩子单独出去不能坐公家车，涛涛、丁丁（指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儿子刘丁——编者注）周末回来大都坐中南海专门接送孩子的大客车。

　　1955年秋天，平平（指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编者注）要去北师大二附小上学。为了避免她产生特殊化思想，少奇同志定下规矩，决不能用公家车接送。出于这种考虑，光美同志让我与西城区委联系，请他们帮忙在中南海西门附近找位可靠的三轮车工人同志，让他负责拉平平上下学。不久得到消息说人找到了，让我直接去他家面谈。我到中南海西门外一个胡同里找到了那位师傅，说明来意，那位师傅很忠厚、老实，也很热情，告诉我他姓王，并说很乐意帮忙。我告诉他以后叫我杨同志，小孩叫他王伯伯，并告诉他别的什么都不要和别人说。于是，按规定时间，王师傅每天拉平平在前面走，我骑自行车跟在后面，送她上学。可是转眼到了冬天，天气很冷，但又不能因为天冷就坏了规矩，于是，光美同志寻思很久，终于想出一个主意，打算做一个箱式三轮车。车子很快就做好了，记得车身好像是暗紫色的，车身上部有一排玻璃小窗户，里边周围有宽台，还有一个小门，门上按上钌吊儿，用时挂上锁防止孩子甩出来，能坐三四个孩子，冬天能防寒，夏天能挡雨，别人也看不出来车里坐着谁，可谓一举多得。加上当时平平上学填表时，“父亲”一栏填的是少奇同志以前曾用过的名字“刘卫黄”，所以，平平在学校里和别的孩子一样普普通通，并不特殊。

　　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这种以身作则的作风和严格的家教，养成了孩子们独立、能吃苦的精神，同时也感染和教育了我们每一位工作人员。

　　现在，少奇同志离开我们快40年了，光美同志也离开我们了。每当想起他们，想起在他们身边工作的日子，想起两位老人家和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像亲人一样往来的情景，我心里总是久久不能平静。我深深地怀念他们！

　　（本文发表前，经杨淑梅同志审阅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