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8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叶剑英元帅诞辰110周年。他是毛泽东主席逝世时党中央政治局仅存的四个常委之一，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也是粉碎“四人帮”后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段时间里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第二把手”，在同“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斗争中再次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下面，我结合自己亲身亲历和亲耳听说的几件事，着重谈谈叶帅为反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粉碎“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但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在党内外越来越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时候，遇到了严重阻碍，这主要是“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压制1978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2]所以，能否纠正这个错误方针，成为党和国家能否继续前进的关键所在。那时，邓小平同志尚未恢复工作，即使后来恢复了工作，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仍未处于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而叶帅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位置仅次于华国锋同志，所以，领导这场斗争的责任自然落到了他的肩上。历史证明，叶帅不仅义不容辞地挑起了这副重担，而且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前提下，成功领导了这场斗争。 

　　一、力促邓小平同志早日回到中央领导岗位 

　　在毛主席的支持和周总理的帮助下，邓小平于1975年大张旗鼓地抓全面整顿，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好评。然而，正因为如此，他也成了“四人帮”的眼中钉，先是被说成搞“右倾翻案风”而受到批判，接着又被诬陷为天安门事件“总后台”而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粉碎“四人帮”后，党内外热切盼望天安门事件平反和邓小平恢复工作。一开始，党中央从有利于稳定形势出发，不马上恢复邓小平工作是有道理的。但迟迟拖着不解决，尤其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抛出“两个凡是”的方针，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了。为此，叶帅做了艰苦的努力。 

　　据《叶剑英传》编写组编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叶剑英传》讲，粉碎“四人帮”不久，叶帅便把软禁中的邓小平接到自己的住处见面，并安排他到西山一处住所住下，还派秘书给他转送文件。随后，叶帅利用耿飚同志提供的一份材料，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揭露，“四人帮”把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的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是阴谋；并在私下里多次找当时中央的最高负责人谈话，建议请邓小平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书中写道：“然而，叶剑英的正确意见没有被接受。”[3]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叶帅让人捎话给陈云等一些老同志，让他们在会上提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小平同志恢复工作的问题，以便上下呼应，促其实现。这件事，我听陈云同志本人和陈云长子陈元同志都讲过，他们说，是叶帅通过其侄子叶选基传的话。陈云对此高度重视，先同胡乔木同志商量，写出了一个发言稿；然后又同耿飚、王震、萧劲光、王诤在一起议了一次。据陈云同志回忆：“本来到王诤家里头，他说，他家里头不好，到耿飚家里头，五个人。我说，把这个稿子看一看。耿飚说，稿子就是要写到这样才好。”[4]谈话中还约定，大家到会上都就此发声。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开幕时，那位中央最高负责人重申“两个凡是”的方针，坚持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又在各小组召集人会议上打招呼，要求大家在发言中不要触及这两个“敏感”问题。但陈云、王震等人不顾高压，仍在各自小组内照讲不误。 

　　陈云同志发言用的是书面形式，主要谈两件事：（一）天安门事件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尤其关心周总理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需要查查“四人帮”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是否插了手，是否有诡计。（二）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无关。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他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他在这里所说的“中央有些同志”，主要指的就是叶帅。这个发言现已收入《陈云文选》，连同标点符号总共三百零几个字符。然而，会议简报组却要求他删去有关其中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工作的话，说是要和那位中央最高负责人讲话的口径保持一致。陈云同志说：“要登我的发言就全文登，搞摘要不行。”陈元同志后来告诉我，当天晚上，那位最高负责人还亲自到他家里登门拜访，劝陈云同志同意简报组的意见。谈了约一个小时，陈云同志始终没有吐口，说你们如果一定要删改，那只有“开天窗”。事后，这篇发言果然没登简报。 

　　尽管如此，陈云、王震等人的发言还是不胫而走，加上叶帅在上面做工作，会议临近结束时，那位最高负责人终于退了一步，一方面仍坚持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是毛主席决定的，是必要的；另一方面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悼念周总理合乎情理，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表示要“在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正是这个结果，使邓小平复出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也等于在“两个凡是”方针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过了四个月，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被免去的全部职务。从这个过程不难看出，如果不是叶帅在上面运筹帷幄、尊俎折冲，小平同志的复出势必还会往后拖延，甚至有可能根本不予解决。 

　　二、力推冤假错案平反 

　　叶帅反对“两个凡是”方针，还体现在他坚决抵制一些人以某个冤假错案是“毛主席定的”为由，拖着不予平反的错误做法。《叶剑英传》上写道：“在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前后，叶剑英想到了更多的被林彪、‘四人帮’打击和排挤的党、政、军领导干部，还有成千上万受冤枉、被诬陷的普通干部和群众。他认为，凡是过去的案子，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人、什么会议定的，只要被历史证明是错了的，就一定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在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努力下，一批原中央领导人的冤案陆续得到平反。其中有：被‘四人帮’排挤长期靠边站的陈云，[先后]恢复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职务；彭真从被监禁中解放出来，担任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薄一波等61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得到平反；杨尚昆、罗瑞卿、胡耀邦、习仲勋等人的冤案都先后得到平反。”[5] 

　　粉碎“四人帮”后，陈云同志仍然只留有中央委员的头衔，因此一些蒙受冤屈的老同志找到他或给他写信，他常常转告或转交叶帅。例如，有一位老同志叫刘培植，战争年代与叶帅认识。我亲耳听他讲过，为了被错划右派的事，他在1977年先找到陈云同志，陈云亲自给叶帅打了电话，这才使问题很快得以解决。 

　　这里我再讲一件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大约在1978年夏天，我在国务院事务管理局办事，碰见安子文同志的大儿子安民，他拿着一封为他父亲申诉的信，说要送给国务院信访办，信访办不收（那时信访办设在国务院事务管理局院内）。我让他把信给了我，随后转给了叶选基。后来听选基告诉我，他把信送给叶帅，叶帅批给了那位中央最高负责人，那位负责人又批给了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耀邦同志立即布置中组部有关部门对所谓“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进行复查。正因为有这个基础，所以当陈云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提出一系列需要中央解决的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后，这个案子才可能迅速得到平反。同时，正因为有叶帅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推动，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才可能在艰难中进展，使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陆续走上领导岗位，也使那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成分发生了有利于党内正确力量的变化，使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得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 

　　三、力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邓小平同志针对“两个凡是”的方针，早在1977年4月给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的信中就提出了“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这个概念[6]。5月24日，他在一次谈话中还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7]1977年9月，陈云又利用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机会发表文章，强调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指出“报刊上有些文章还是不懂得区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字句和实质，还不是满腔热情去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实质”。[8]正是在老一代革命家的启发和鼓舞下，中央党校的内刊《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先后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篇文章虽然阐述的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也是毛泽东本人的一贯主张，但由于它的矛头是对着“两个凡是”方针的，触及了多年的思想僵化问题，所以受到一些人的严厉责难，从而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对于这个讨论，叶帅和小平同志都持积极支持的态度，但中央分管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却很不满意，处处压制。在这个背景下，叶帅提出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来统一思想。然而，由于中央那位最高负责人的拖延，这个会始终没有开成，一直拖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此，那位负责人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曾作过一个解释，他说：“今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由于我当时刚刚访问朝鲜回来，有许多事情急待处理，没有顾上看。六七月间，中央常委几位同志先后给我谈过他们听到的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情况，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对这篇文章有些不同的看法。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议过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去研究。后来报纸上登这方面的文章多了，国内外反映也多了，叶帅考虑到国务院务虚会[9]开得很好，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也开个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由于我想常委都在家时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因小平等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这个会没有来得及开。”[10] 

　　关于叶帅提出开理论务虚会的事，我在这里再介绍一点细节。1978年5月18日，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的那位中央负责人在《红旗》杂志新旧两任负责人交接班的会上，对报纸发表关于“真理标准”和国务院政研室写的“论按劳分配”[11]这两篇文章表示强烈不满，对“真理标准”一文尤其恼火，说它“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的”。事后，《红旗》杂志社一位同志对我说，他们正在根据上面的布置，写一篇批驳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文章，题为《重温<实践论>》。我当时在社科院担任胡乔木院长的秘书，便向那位同志要了一份文章清样，交给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时任《哲学研究》主编的邢贲思同志，请他找几个人看看，提出意见。他们以党支部的名义写了六条意见，退给了我。我把它连同文章清样一起交给了叶选基，选基通过叶帅秘书交给了叶帅。后来，选基告诉我，叶帅看了这份材料，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现在思想理论界对真理标准的问题有不同意见，是否也像国务院开务虚会那样，开个理论务虚会。 

　　1978年10月3日，邓小平同志在同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话中，也提到了《红旗》杂志那篇文章和开理论务虚会的事。他说：“要开理论务虚会，是叶帅看到《红旗》那篇文章提出来的。要发表那样的文章，索性扯开来，开个理论务虚会。后来，汪副主席过问过这个事，说[文章]不登了，他觉得发这样的文章不好。如果登的话，索性讲清楚；不登的话，真理标准的讨论差不多了。”[12]小平同志的这番话，验证了我所了解的叶帅看到《红旗》杂志文章和提出开理论务虚会的情况，也使我知道了那篇文章后来之所以未能发出的原因。 

　　叶帅提出召开理论务虚会是在夏天，如果当时采纳他的建议，真理标准讨论一定会更早地取得胜利。然而，由于那位中央最高负责人把这个会拖了下来，拖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开，使大背景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这时全会已经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所以，叶帅提出开理论务虚会所要达到的在这两个问题上统一思想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其次，这时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怀疑和否定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有人在“西单墙”贴出所谓“中国人权同盟”宣言，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人权；一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乘机活动，企图让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在北京重演。正是在上述变化了的背景下，这股思潮也影响到了理论务虚会上一些人。人民出版社和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写道：会上“有人提出‘不能认为我们的经济制度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了’；有人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评语‘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过头了，有人不赞成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提法；有人写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国家消亡问题’的文章，论证无产阶级专政是正在消亡中的国家，故不应坚持和强化。”“有少数人还高度评价、积极支持性质已经变化了的‘西单墙’，认为‘西单墙’是中国民主生活的生动体现。”[13]后来，幸亏邓小平访美回国，看到会议简报，感到问题严重，遂在会议第二阶段发表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这才使会议出现的偏向得以扭转。 

　　四、力保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幕时宣布，会议有三个正式议题，即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商定1979年、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学习李先念同志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在进入正式议题前，用两三天时间讨论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问题。但会议过程中，与会者主要讨论的是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意见、真理标准讨论中暴露的问题，以及中央人事调整问题，并且一一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初的动议也只是为了成立中纪委和通过中纪委领导班子的组成，但实际上变成了确认中央工作会议成果和充实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成员的会。这两个会议之所以出现违背主持人意愿的重大变化，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叶帅从中所起的保证作用。理由有以下六点。 

　　第一，现在大家都知道，导致上述变化的直接原因，是会议开始后第三天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但很少有人知道，陈云同志在作这篇发言前，曾专门去叶帅家里面谈过一次。这件事也是叶选基告诉我的。当时小平同志不在国内，陈云同志就自己发言一事提前与叶帅交换意见，既反映了陈云一贯的党性原则和谨慎作风，也反映了叶帅在顺应党心民心、促使会议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第二，在陈云同志那次发言后，会议简报发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化，就是不再对发言进行删改，而是有闻必录，并由本人加以审定。这个变化的内情虽然未见文字披露，但从1977年3月工作会议上的简报风波，以及这次会议一开始仍有扣压简报的现象推断，叶帅表态的可能性很大。 

　　第三，会议进行到第5天，《北京日报》在头版刊登消息，报道北京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认为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怀念和“四人帮”的痛恨，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行动，对因此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从叶帅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便提出给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事实可以看出，这个重大进展如果不是他在中央决策层长期耐心做工作，是难以想象的。这一事件的平反对于会议朝着积极方向的发展，显然起到了进一步推动的作用。 

　　第四，陈云在东北组发言以及得到会议各组热烈响应后，那位中央最高负责人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仍然要求会议转入讨论农业问题。然而绝大多数与会者并没有照着他的要求办，而是继续围绕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真理标准讨论中暴露等问题热烈讨论。过了十天，他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对“二月逆流”、“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杨尚昆问题、天安门事件等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统统予以平反，并撤销中央关于反击右倾翻案时的全部文件。发生这么大变化，如果不是叶帅和此时已回国的小平同志在中央决策层发挥主导作用，显然也是不可想象的。 

　　第五，早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大上就有一些同志提出，应当恢复陈云同志的政治局委员，并选邓颖超、王震进政治局，但终因中央决策层有人反对而未能实现。到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后期，各小组又纷纷提出这个建议，使陈云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终于当选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王震、胡耀邦当选政治局委员。取得这个胜利，从已知的召集人会议讲话、发言看，邓小平、李先念起了重要作用；但叶帅由于年事已高，平时不大上会，综合各种信息看，应当说他在中央决策层长期耐心的工作，起的作用更大。 

　　第六，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说：“三中全会和在此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了党内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增强了团结，真正实现了毛泽东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4]陈云同志这段话，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会议的特点。而会议之所以能开成这样一个发扬民主的会，我认为充分反映了叶帅的指导思想。他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便是这方面的有力证明。 

　　叶帅在这篇讲话中指出，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才能广开才路，及时发现优秀人才，把他们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才能保障广大干部和群众有对领导实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从而有可能及时发现和揭露像林彪、“四人帮”一类的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他说：“林彪、‘四人帮’混淆无产阶级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别，制造一种错觉，似乎实行民主就等于复辟资本主义。”[15]事实上，“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实在的民主，因为它只对反抗的剥削阶级实行专政，对其他所有的人都保障他们享有空前未有的民主权利。”[16] 

　　叶帅这篇讲话的起草过程，刚巧也被我碰上了一段。那是闭幕会的前一天，即12月12日，邓力群同志随一个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回来，叫我去他家取使馆一位同志捎给胡乔木的东西。我是晚上去的，刚要离开，叶向真、刘诗昆两位进来，说中央党校为她父亲准备了一个讲话稿，由于会议取得的重大进展已变得不再适用，他们和叶办的秘书分别重拟了两个稿子。叶帅说，为了和小平同志新的讲话稿保持一致，需要再做些修改。因为第二天就要讲话，时间太紧，所以叶帅让他们连夜赶来请力群同志帮助加加工。于是，我也被留下来参加修改。到了夜里12点多钟，叶帅亲自给邓力群同志打了个电话，说麻烦他，请他帮帮忙。邓力群把叶向真那个稿子搞的五个部分调整为三个部分，即领导班子、民主与法制、解放思想，一直搞到13日凌晨3点。具体改了哪些我记不得了，只记得我当时加的一句，即：“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在一些最根本的方面的确是虚假的，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它是真实的。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并不是不要民主，而正是要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中实行有物质保证的民主。”[17]后来看《叶剑英选集》，这个讲话仍是那三个部分，那句话也仍在上面。 

　　由于当天已经来不及送印厂排印，叶帅在闭幕会上就是用那个稿子讲的。会后，叶帅要求在印发三中全会前一定请乔木同志再改一下，于是稿子又送给了胡乔木。乔木同志除了在文字上加工润色外，又加了两段文字。一段是在领导班子部分讲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一段是在民主与法制部分讲国家生活的制度化、法律化。 

　　这篇讲话虽然经过了乔木、力群同志的加工润色，但基本思想都是叶帅本人的。他那年已是80多岁的髦耋老人，为了党的事业，尤其为了恢复党内民主、冲破“两个凡是”藩篱的那种坚韧不拔、革命到底的精神，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叶帅是我们党和国家、军队的杰出领袖，是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之一。毛泽东曾用古代一副对联：“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称赞他；1967年在一次谈话中还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18]叶帅在党和国家面临“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危险和“两个凡是”方针造成的危机时刻显示出的大智大勇，再次验证了毛泽东对他的评价。对于他为反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做出的巨大贡献，历史将永远铭记。 

　　习近平总书记说：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最好纪念，就是坚定不移地把他们“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19]我们要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精神，更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注：这是作者2017年4月23日在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举办的“纪念叶剑英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作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原所长） 

　　[*]这是作者2017年4月23日在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举办的“纪念叶剑英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0页。 

　　[3]《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392页。 

　　[4]《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8页。 

　　[5]《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394页。 

　　[6]《邓小平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7]《邓小平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页。 

　　[8]《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5页。 

　　[9]国务院务虚会是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举行的一次主要研究如何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速度的会议，会议对于打破“四人帮”鼓吹的闭关锁国政策具有积极意义。 

　　[10]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88页。 

　　[11]“论按劳分配”一文的题目全称《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该文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撰写，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在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 

　　[12]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64、65页。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62页。 

　　[14]《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53页。 

　　[15]《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97页。 

　　[16]《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98页。 

　　[17]《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98页。 

　　[18]《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页。 

　　[19] 2014年6月13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