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即宣布，中央政治局决定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受到与会代表一致拥护。其实，早在会议之前，邓小平就已经在为这个转移作舆论准备了，许多地方和单位也已开始了这个转移。由胡乔木任首任院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笔者注），就是率先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单位之一。

　　1977年11月，我作为胡乔木的秘书，随他一起到社科院工作。刚到任时，那里和其他单位一样，仍在进行揭批“四人帮”运动。社科院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灾区”，“四人帮”对它的破坏严重，两派群众组织斗争激烈，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受过审查的多达上千人；业务工作在1975年刚刚恢复不久，又在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再度陷入停顿，大部分研究所处在瘫痪、半瘫痪状态。用什么方针来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成为摆在胡乔木面前的首要问题。

　　为了弄清楚情况，以胡乔木为首的新领导班子决定先进行调查研究，并组成了一个调查组。在一个多月时间里，调查组到当时的14个研究所和院部机关的几个部门，逐个召开座谈会，一共听取了900多位同志的意见。

　　由于胡乔木在1975年分管过学部工作，因此他对那里的政治状况早就有一个基本估计。1977年12月20日，社科院召开全体党员大会，由他传达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李先念听取他和其他院领导汇报工作时的指示。这是他就任社科院院长之后，首次在大会上公开露面和讲话。利用这个机会，他对社科院揭批“四人帮”运动提出方针性意见。他说，要首先分清敌我，把账算到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头上，在群众中不要纠缠历史旧账；要把揭批“四人帮”与业务结合起来，拿出一批具有马列主义高水平的批判文章，从理论上清算“四人帮”给社会科学事业造成的混乱，把它作为社科院任务的第一项；要思考和用实际行动回答全国工农业生产、自然科学研究上去了，社会科学研究怎么办的问题，把缺的课补上，用优良成绩向党和人民献礼。

　　对于清除“四人帮”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流毒和影响，胡乔木特别重视。有一次，他参加调查座谈会，听到一位同志讲，“四人帮”对社科院的破坏很严重，便插话说：“‘四人帮’对社科院的破坏固然很严重，但更严重的是他们对社会科学的破坏。”在他的提议下，社科院于1978年2月下旬用四个半天时间，召开了社会科学界著名学者批判“四人帮”制造的“两个估计”（“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座谈会。社会科学界在京的八九十位著名专家学者，如陈翰笙、孙冶方、尹达、夏鼐、罗大纲、任继愈、吕叔湘等到会发言，顾颉刚、侯外庐还送来书面发言。事后，新华社发表长篇通讯，《人民日报》用两个整版刊载了发言摘要。尤其是夏鼐的发言，批判了张春桥“思想正确与否决定于理论”的谬论，指出判断认识或理论是否正确，应当依据社会实践的结果而定。这在当时“两个凡是”的方针仍占上风的情况下，产生了十分积极的社会效果。

　　这次会议，胡乔木本来是打算参加的，但因生病住院未能去成。即使这样，他还是在医院里对如何开好这个会作过多次指示，传达给其他院领导，并且还向我口授过一个他届时如能出院，准备到会讲话的提纲。提纲大意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社会科学，毛主席生前不仅对社会科学做出过伟大贡献，而且一贯重视和关心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对学部有过很多指示；“两个估计”实际上否定了毛主席在建国后17年对社会科学事业的领导，否定了毛主席的路线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始终占主导地位。“四人帮”以及紧跟他们的人借“两个估计”把所有学有成就的人都叫成反动学术权威、臭知识分子，把珍贵的稿件、资料四处分散销毁。更为严重的是，在他们的干扰破坏下，社会科学许多方针性的问题被搞乱了。例如，如何看待提高与普及、专家与群众、科研与宣传、学术与政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就存在很多混乱思想。因此，批判“四人帮”，就要解决发展社会科学的方针问题，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划清是非界限。做好这件工作，各所不仅要写文章，而且要写书，要拿出本学科带基本性的大部头著作，还要对本学科在国外近20年的发展状况做出评论性介绍。例如，哲学所就要写出对“四人帮”思想及思想方法的批判，语言所要拿出汉语大词典，文学所要拿出中国文学史，宗教所要拿出世界几大宗教的历史。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有不可比的地方，也有可比的地方，就可比的方面来说，我们大大落后了。最后，他讲到社科院的运动时说，要把揭批“四人帮”运动进行到底，但在1978年第一季度要告一段落；揭批重点应是1976年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四人帮”对社会科学研究的破坏。

　　不难看出，胡乔木这几次讲话，已经表露出要把社科院工作重点逐步由运动转向正常业务的想法。但工作重点要不要转移是关系全局性的大问题，中央没有讲，他也不便明讲。1978年10月，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修改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讲话稿时指出：“外国人有议论说，你们什么都归罪于‘四人帮’。归罪于‘四人帮’还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以后一直都归罪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想从这个讲话开始，讲一下这个道理。”小平同志还讲：“揭批‘四人帮’运动总有个底，总不能还搞三年五年吧！要区别一下哪些单位可以结束，有百分之十就算百分之十，这个百分之十结束了，就转入正常工作，否则你搞到什么时候。”这些话的意思十分明显，就是工作重点应当适时转移。但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党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而且往往只有开始，很少有宣布结束的。由于这个惯性作用，当时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对揭批“四人帮”运动可否结束、何时结束，一直没有明确提法。因此，当时邓小平也只能表示，把揭批“四人帮”运动进行到底的这个“底”在哪里，现在可以暂时不说。胡乔木对邓小平这番话心领神会，于是在起草的讲话稿中使用了这样一种提法：“很明显……我们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同样很明显，这个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这里虽然没有用工作重点转移的说法，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所谓“开始新的战斗任务”，就是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和各方面业务工作上来。

　　记得调查组当时还听到这样一种反应，认为胡乔木来社科院后，只抓团结、抓科研，对运动不感兴趣；只查与“四人帮”直接有关的人和事，没有查临时领导小组的错误，使运动冷冷清清。这种反应虽然并不符合实际，但也从反面印证了胡乔木确实有尽快把工作重点由运动转移到正常业务上去的思想。正是在他的这一思想指导下，社科院揭批“四人帮”运动既稳又快，不仅及时解脱了一大批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讲过错话、做过错事的人，而且为300多人的历史问题重新作出了符合政策、符合实际的结论，真正做到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大家的注意力从纠缠两派历史旧账转向到对“四人帮”思想流毒的清理及各项业务的全面开展上来，使社科院终于从长达十年的混乱和停滞中彻底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