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国家出版局和新闻出版署工作时，我有幸接触过胡乔木同志，聆听他的教诲与指导。他既有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又有专门家的广博学识，而且这两者又是高度结合着的。他对工作的指导，从不停留于一般号召和原则指示，总是联系实际，体现在对方针的阐明、对具体问题的解决、对书稿内容的要求以及对出版队伍的建设上。这样的领导人很难得，令人难忘。作为他的学生与晚辈，我总是怀着敬仰之心，思念他对出版工作的关怀与指导。

　　我仅举数例。

　　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这一决定对此后20多年出版事业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胡乔木正是这个文件的提出者和把关人。

　　从1982年起，由国家立项实施印刷技术改造工程，以汉字激光照排这一核心技术带动整个印刷技术的进步，从根本上改变了印刷技术严重落后的局面，推动了整个出版事业的巨大发展，而胡乔木正是这项被称为我国第二次印刷技术革命的指路人和布局者。

　　1984年9月，中央批准图书定价制度改革后，书价增幅较大，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受到中央书记处会议的严厉批评，在了解有关情况后，胡乔木写信给胡耀邦等人，说：“就现有材料看，因中央已决定书价由地方自己决定，又决定课本以保本微利为原则，似还不好判断文化部和出版局应对目前的课本涨价问题负何种责任”，胡乔木既为文化出版部门承担了责任，又对书价改革起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经胡乔木倡议，我国于1984年在少数高校试办的编辑出版专业，现已有62所高校设置了本科专业，另有14所高校获得出版专业硕士研究生授予权，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复合型、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出版界和有关院校都深情怀念胡乔木这位中国高校编辑出版专业建设的倡导者和奠基人。

　　出版工作的成就，最终是以出版高质量的文化精品为标志。当人们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出版成就时，总是提到胡乔木对20世纪80年代一批基础性和标志性出版工程的关怀与指导，特别是他对《汉语大词典》等语文词典的热情指导和排忧解难，对《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一贯支持和精心指导，对《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统领全局和呕心沥血，都深深地烙印在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人士的心中，永难忘怀。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出版被出版史家称为改革、发展和全面提高的年代，无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60年，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中，都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而这一时期的出版，从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正确的指导方针到许多重大实际问题的解决，都是与胡乔木的支持与指导分不开的。我想进一步说，不仅仅对出版，对新闻、文学、艺术、语言、史学、党史等学科的建设，胡乔木同样给予过精心指导和有力支持，只要读过四卷本《乔木文丛》和三卷本《胡乔木文集》即可明了。正因为如此，胡乔木是当之无愧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但是，多年来，有些媒体在一些人的鼓噪下，把胡乔木渲染成“左上加左的极左派代表人物”，对此我深感失实和不公，心中更有不平，希望看到有符合历史事实和理论深度的文章，以改变此种失实的舆论。

　　在这里，我不能不提一下2010年我同吴江同志在《文汇读书周报》上的一场论争。本来，胡乔木1979年1月7日在中宣部例会上《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的讲话和1980年9月24日就波兰团结工会事件致胡耀邦的信，其主旨都是为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做的，但却被吴江歪曲作为胡乔木欲发动一场新的反右派运动的“证据”公之于众。这场论争，先后发表文稿11篇，其中吴江5篇，宋木文2篇，黎虹和朱元石各1篇，另有历史文献资料2篇，被认为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从补正吴江的失实史料进而阐述胡乔木对调整阶级斗争理论的重要贡献，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与提高；同时也有助于匡正人们心中的胡乔木形象和在重大问题上明辨是非。经过言之有据、论之成理的争辩，吴江终于“郑重声明：我对宋木文同志‘补正’意见是尊重的”，并且认同胡乔木对调整阶级的斗争理论“无疑是一项重要贡献。如果有人为胡乔木立传的话，这当然是不可忽视的一件事”。对老资格人士如此明确表态，我心生敬意。

　　但是，非常遗憾，吴江同志又在《谈“实践的思想路线”——兼谈邓小平的理论贡献》（《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12月2日）中，不指名地贬损胡乔木，称邓小平“当然也要找有一定写作能力的人为自己起草文件（这些人往往因此把自己看得了不起），但他只是把他们当作‘一支笔’（而不是什么‘家’）来使用，而且往往是合自己的意则用，不合自己的意则不用。”很明显，如果不是深藏成见又刻意借机为之，是不会使用此种方式、此种语言来贬损一位有学识、有威望的领导人的！胡乔木只是“一支笔”而不是“什么家”吗？为什么要把“一支笔”与“什么家”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呢？我们党是在极端复杂的内外环境下长期领导革命斗争逐渐走向成熟的党，执政后又在多重困难和曲折中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能够成为这样一个执政党最高核心层的“第一支笔”，起草大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文稿文献的人，如果不具备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水平，能够胜任并被誉为“第一支笔”吗？党中央已为胡乔木的历史地位与杰出贡献做出了正确结论。读胡乔木和研究胡乔木的著作，使我深信：胡乔木的确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坚定而又与时俱进的捍卫者；的确是在毛泽东之后又为邓小平及其他主要领导人辛勤劳动、无怨无悔的“党内第一支笔”；的确是在大转折年代和新时期创造性地阐明党的思想理论路线的杰出理论家。我的水平有限，无力做出更准确的概括，但这三个“的确是”又确实是从学习胡乔木著作及其实践中得出的。特别是在胡乔木晚年，正是社会主义事业面临新的巨大考验的年代，他所发表的《中国在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等独具特色的高水平文章，这是他留给一生忠诚奉献的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的政治和理论遗产。胡乔木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历史人物，其经历、贡献和贡献形式及其历史局限性，都有其特点和特殊意义。他对党的事业成就的书写、错误的剖析以及对道路的探索，都是独一无二的。他的成功源于他的忠诚、学识和才气，而他的失误也同他的忠诚、学识和才气相联系。胡乔木为我们党和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今天，我们要纪念这位历史人物，更要研究这位历史人物，宣传这位历史人物，以捍卫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