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加强出版工作决定”的提出者和把关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版工作的形势可以这样来概括：一方面，由于十年“文革”造成的思想禁锢已被解除，人们对书报刊的需求迅猛增长，要求出版必须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而印刷落后、发行困难、纸张短缺和资金不足又制约着发展，需要国家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另一方面，在出版方针问题上，“文革”结束和步入新时期后，出版工作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加以阐明，作出规定。1982年2月4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审议国家出版局工作汇报时，对这两方面的问题做了充分讨论。会议接受胡乔木的建议，作出决定：“请中宣部牵头，召集出版、印刷、发行、轻工、财政、计委等有关部门商量，代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一个关于加强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要讲出道理，写清楚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的性质，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系、现状、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决定起草出来，经乔木同志审定后，提交书记处会议讨论。”

　　在胡乔木指导下，由邓力群主持专门小组起草，经中央书记处审定，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3年6月6日作出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既明确规定了出版工作的性质和指导方针，又对解决发展出版事业的许多重要实际问题作出了规定，如由国家经委牵头组织实施印刷技术改造工程以增加印刷生产能力，全国文化出版系统各单位的所得税由55%降为35%后全部留成用于发展出版事业等，对这以后二十多年来出版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成为指导新时期出版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为改变印刷严重落后状况指路布局

　　20世纪80年代，发展出版事业遭遇重大困难之一是印刷技术落后，印刷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出书慢，周期长，大量图书不能及时出版。这成为胡乔木高度关注的紧迫问题。

　　1982年8月7日，出版界老领导王益在新华社内参发表谈话，建议“印刷技术改造工作，国家应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或机构来抓。国家经委比较合适。另外，技术改革的一些科研项目，应由生产部门进行研究，目前由使用单位进行研究的办法要改变”。

　　王益的这篇谈话引起胡乔木的高度重视。他在新华社内参发表的当天即写信给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并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为了解决我国出版事业的极端落后状况，非请机械、轻工、化工三部门大力协作攻关不可。此事希望中宣部和经委共同牵头来解决。王益同志的意见(见附件)很对，我完全赞成。”

　　历史已经证明，由于胡乔木的推动，国务委员张劲夫和相关部门抓得坚决对路，前后近二十年，国家投资数十亿元，支持新闻出版、电子、机械、轻工、化工等部门200多个骨干企事业单位进行技术改造，特别重点支持了汉字激光照排这一印刷技术的核心技术的突破，一下子带动了印刷水平的全面提高，使我国印刷工业综合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

　　对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支持与指导

　　胡乔木一直关注和支持出版发行业的改革与发展。

　　出版领域的改革，起步于1980年开始的发行体制改革。买书所以成为社会性难题，首先是由于印刷落后、出版周期长造成出书难，这又不是短期可能解决的；而发行体制存在弊端造成流通不畅也是重要原因，所以，改革发行体制搞活流通，就成为当务之急。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版界老领导王益的《关于买书难问题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针对出版与发行割裂的体制性弊端，提出从流通环节入手，把发行改革与出版改革结合起来，以解决买书难和逐步满足读者基本需求为目标，提出整体推进出版发行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大计。

　　胡乔木看过王益的建议后于1984年11月8日写信给邓力群(时任中宣部部长)并中宣部出版局、文化部出版局，指出：“王益同志所提意见，触及了现行出版发行制度弊端的症结所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人提出过的。我原则上同意他的意见。如同意，希望中宣部出版局协助和督促文化部出版局认真研究，征求各大出版社和新华书店总店的意见，提出切实的改革措施。此事涉及出版社仓库的修建和书价问题，要力求不向或少向国家要钱，提价幅度也要慎重限制，提出的办法在经文化部审核批准后还须向中央和国务院报告请示。”

　　十年后，即1994年6月3日，王益在回忆此事时说：“乔木同志的信，成为出版发行战线深化改革的思想武器和重要动力，促进了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出版发行工作在改革中增添了活力，有了很大的发展。”

　　为保证图书和报刊用纸谋划操劳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我国出版事业发展中另一重大困难，是图书和报刊用纸短缺，使出版难以保持正常生产和适量增产。胡乔木也为之操劳不止，他多次向中央建议，向有关部门呼吁，扩大国内纸张生产，适当增加外国纸进口。1985年6月13日，他还同张劲夫一起，召开国家计委、经委、轻工等部门负责人会议，专门讨论国产纸增产和外国纸进口用汇问题。

　　1986年1月8日，胡乔木正在杭州调研，又紧急召我专程赴杭汇报纸张问题。那时，国家计委等有关部门要削减进口新闻纸和纸浆；新闻纸只保中央和省市几十种大报，出版用纸只保课本、少数最重要的政治书籍和科技期刊，其他大部分报纸、期刊和图书用纸都由市场调节解决。这样，将使大批报纸、期刊和图书，或因纸张供应不足不能出版，或因高价买纸而普遍再次提价。胡乔木对此深为忧虑。他从国家政治高度看待这个问题。他说，只保课本用纸，不保其他图书用纸，这影响太大了。如果只有课本，没有其他图书，学校也办不下去。他还指出，首先使知识分子不安定，也影响整个国家形象。如果出版事业遭受打击，恢复就难了，问题就大了。这个问题要报告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我回京后立即将胡乔木的意见向中央作了报告，使这次带有危机性的困难得以缓解。

　　为图书定价制度改革保驾护航

　　作为出版改革一部分的图书定价制度改革始于1984年，是经中央批准后施行的。

　　这次书价改革前，是执行1973年“文革”中制订的定价标准，比1956年低标准定价还低，加上此间纸价上扬、印刷工价上涨、图书生产成本增加，因而书价调整后增幅较大，引起广泛关注。1985年11月18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审议国家出版局工作汇报时，胡耀邦和其他领导同志对一年来图书涨价特别是教科书涨价过多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如果不是渎职，也是失职，未尽到责任”。胡乔木对会上的严厉批评似乎没有精神准备，未作明确表态。会后，国家出版局即向胡乔木并中央书记处送上《关于图书定价调整情况的报告》，实事求是地汇报了此次调整书价的必要性、增长幅度较大的原因和改进意见，并附送了经张劲夫报请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姚依林、胡启立、田纪云批准的“课本可以提价。课本、图书、期刊的具体定价由地方管理”的全套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