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方针的全面形成与正式通过

　　尽管北戴河会议没能深入讨论调整国民经济的问题，但会后李富春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入。一个最重要的进展就是，他把整顿工业企业的六字方针推及为制订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8月中下旬，国家计委党组讨论编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时，李富春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着重解决配套、补缺门、前后左右和品种质量问题，以便取得主动”。这样，“整顿、巩固、提高”已经不限于工业交通行业，而是作为来年国民经济的重要方针了。国家计委向中央各财经部门及各大区通报了李富春的意见，明确要求编制明年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并将六字方针写入提交国务院审查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

　　8月30日，李富春等人到西花厅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共同审议《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周恩来支持李富春的意见，并将报告提出的方针增加了“充实“二字。9月5日，周恩来又将“整顿”改为“调整”，这样就完整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9月30日，由周恩来签发，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根据这个报告分别编制计划草案。这个报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个字，使之成为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指导方针。

　　按照这个方针，李富春开始组织编制1961年经济计划。11月中下旬，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初步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传达党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实行八字方针的决定，提出1961年计划安排要点。会议对国家计委9月报告提出的若干指标作了调整：1961年，钢产量由2300万吨降到2010万吨，煤炭产量由5.2亿吨降到4.25亿吨，减少职工数由300万人增加到502万人，此外粮食产量3900亿斤，棉花为3200万担，施工的大中型项目1200个（比上年减少300个）。但将热火朝天的“大跃进”高潮平息下来绝非易事，八字方针提出来后，国民经济还是没有顺利转入调整的轨道。北戴河会议之后，全国掀起“保粮”“保钢”生产高潮，而实际上两者存在某种内在矛盾，“保钢”事实上在资金、劳力等方面挤占了农业生产，从而延续甚至加重了国民经济结构不平衡的局面。1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要求12月份钢的平均日产量确保6.2万吨，争取达到6.3万吨，依然反映出“以钢为纲”的观念。到年底，钢产量虽然勉强达到1866万吨，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为严峻的局面。严峻的事实要求人们必须下更大的决心客观地估计形势，纠正失误。

　　转眼间，1961年到了。这年的1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八届九中全会，讨论1961年的经济工作。会前，中共中央先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现在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向前发展，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他还号召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把1961年搞成一个实事求是年，这对统一全党认识、调整国民经济无疑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李富春向全会作了关于1961年计划意见的报告，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总体设想是“必须更好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方针，争取农业丰收，特别是争取粮食的丰收。同时，对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争取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协调，使生产和建设的质量得到显著的进步”。根据这样一个设想，李富春建议对1961年计划指标再作调整：钢产量降到1900万吨；煤炭则调高到4.36亿吨；粮食调高到4100亿斤；基建投资规模为167亿元，比上年减少103亿元；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比上年减少700个左右。

　　全会经过认真讨论，一致通过这个报告，决定从196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八字方针。这标志着党中央实际上停止了“大跃进”的方针，国民经济将转入调整的轨道，是一次重要的转变。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闭幕的日期是1月18日，离这年的农历立春已不到20天。冬天过去就是春天，春天会给人们带来蓬勃生机与无限活力，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的全面形成与正式通过也使被“大跃进”拖入困顿沼泽的国民经济出现了好转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