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的名字，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联系在一起的。从1919年起，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阐发与中国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今年10月2日，是李达120周年诞辰。为了纪念这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在这里对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中留下的思想足迹，作一历史的追寻。
提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论题
李达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动中，就已自觉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思考如何使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大地上扎根生长、开花结果。1923年，他发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指出马克思学说在中国，已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但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中国社会，中国无产阶级应该为解决中国问题做怎样的准备，这些问题却尚未解决，因此必须认真地提出并讨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论题。
对此，李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无产阶级处在这样的经济的政治的情形之下，中国共产党乘机起来组织无产阶级，企图社会革命，在理论上在事实上并不是没有确实的根据的。至于中国无产阶级对于目前的政治运动，究应怎样决定，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并未为中国共产党筹画，若按照目前中国国情，参照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替波兰瑞士德国共产党设下的计画，也可以定出一个政策来。”在这里，李达提醒中国共产党人，制定解决中国问题的计划，求得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当然需要从马克思那里获得指导和启示，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决不能离开中国国情来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即使是《共产党宣言》也不能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直接的计划和现成的答案。中国共产党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获得解决中国问题的计划和答案。
在文章中，李达还思考了一个颇有远见的问题：“假使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掌握政权，该采用什么政策？”他的回答是：“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政策，总要根据当时产业的状况和文化的程度来决定，有产阶级的国家是这样，无产阶级的国家也是这样。”如对于《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的十项措施，李达就认为，根据马克思所说，这些措施只有在最进步的各国才能采用，而且只有最进步的各国无产阶级执政时才能采用；而在落后的中国，情况就不相同，“假使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掌握政权，当然可以利用政治的权力把私的资本主义促进到国家资本主义去。那么，将来采用的政策当然可以根据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则来决定了”。
李达的这些论述虽然都是初步的探索，但他明确提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论题，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高度关注和反复思考，实为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发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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