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先念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主席和全国政协主席。作为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李先念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在传记中已经作了记述。从1954年至1980年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长达26年，并在此期间兼任财政部长达22年，这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是很少见的。在26年里，他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事情，我们首先想了解的是他具体主管哪方面的工作？

　　程振声（1979年至1989年任李先念的秘书）：先念同志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不同阶段，分管的具体工作不同。在“文化大革命”前，他主管财政、金融、商业和外贸、外经，又曾分管纺织、轻工业和手工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特别是在1969年以后，他负责国务院日常工作，协助周恩来主持内政外交工作。当时，他在外交工作上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在内政方面，他主要负责工业、农业、商业、财政等经济方面的工作。按照周总理的说法，“国务院主要是先念同志在管”。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务院领导分工，先念同志全面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一、筹集“一五”计划的建设资金七亿两黄金

　　记者：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加强中央部门工作。担任财政部长不到一年的邓小平，调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决定调李先念接任财政部长。从那时起，李先念就一直在中央工作，他上任后，开展的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黄达（1953年至1964年任李先念的机要秘书）：先念同志是1954年6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的，9月被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10月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主任。到京后，在毛泽东接见他时，他提出，当财政部长，自己没有那个能力和水平，希望中央能考虑别人。毛泽东既严肃又风趣地说：“你干不了，不想干，只好把国民党的孔祥熙、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们干了。”李先念领会到这是既批评又信任的话，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从那时起，李先念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部长长达22年（“文化大革命”时期财政部成立军管会和革命委员会，但未正式免去李先念的财政部长职务）。

　　高敬增（《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先念同志到中央工作后面临的头项重要工作就是制定第一个五年财政计划，也就是为“一五”计划的实施筹集7亿两黄金的建设资金。这是他刚担任财政部长后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五年计划制订完成后，五年内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支出总数为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两。1955年3月24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实现五年财政计划的几点意见》的发言，他提出财政工作应“从供给财政转向建设财政的方针”。

　　蒋冠庄（1964年至1979年任李先念的秘书）：对于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折合7亿两黄金的建设资金，当时帝国主义嘲笑我们搞不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内有人担心和怀疑，能不能积累起数额巨大的建设资金。先念同志认为，靠社会主义经济的内部积累，靠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开源节流，可以解决“一五”建设所需的资金。当时，农业收入占国民收入总值的百分之五十几，农业税占到财政收入的30%，“一五”计划的建设资金能不能从农民手里筹集？对这一问题，当时有好多民主人士向毛主席提出，要对农民施仁政，要让农民休养生息，要让农民少受苦，不向或少向农民收钱。毛主席说，所谓的仁政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重点应放在大仁政上。毛主席说的大仁政就是要实施使我国摆脱贫穷落后、改变农业国状况的“一五”计划。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工业化的基础，没有156个苏联援助的建设项目，当时中国发展不起来。先念同志在筹集建设资金时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既要施大仁政，又要兼顾小仁政，就是说要从农民手中筹集资金，又能让农民继续休养生息，那么能从农民手中拿多少钱？

　　先念同志后来算了一笔账，他指出，新中国成立前，“帝国主义通过军事掠夺、商品倾销、在华投资等方式，掠夺了我国人民无数的财富，其中‘庚子赔款’一项即拿走白银四亿五千万两；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通过亦商亦官、假公济私等方式，搜刮的民财，包括他们在金融、商业、工业、地产等方面的独占财产以及他们在国外的存款和产业，总数约有黄金五亿两。旧中国大小地主向农民索取的地租，每年约有粮食七百亿斤。”他算这笔账，就是要说明解放前中国并不是没有建设资金，而是被大量地装进了帝国主义者、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腰包。

　　按照当时的情况，建设资金还必须从农民的手中筹集，但又不能增加农民的负担。于是确定农业税绝对额不增加，农民增产不增加税收的办法。“一五”计划实施结果：1952年到1957年，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4.8%，农业税却一直稳定在30亿元左右，没有增加，1957年农业税占各项税收的比重由1952年的27%和1955年的24%降至19%，整个农民的负担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52年的7.1%下降到1957年的6.4%，农民的负担相对减轻了。第二个筹集资金的途径就是发展轻纺工业，那时投入重工业156项的资金不能马上收回，重工业没有利润，因此，在以重工业为主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地发展轻纺工业，发展轻纺工业更是为了城乡居民的需要。因此，将准备投入156项而暂时没有使用的资金，投入到轻纺工业，这些投入两三年就可以赚回来，还从中征收工业税。轻纺工业创造的工业税占到建设总资金的百分之四五十。除此之外，还有对私人工商业的税收、苏联的贷款、国家建设公债等几方面，最终筹集到折合黄金8亿两的建设资金。

　　  二、坚持“三大平衡”理论

　　记者：李先念担任财政部长长达22年，对新中国的财政建设作出了哪些突出贡献？

　　蒋冠庄：在五六十年代，先念同志作为副总理主管财经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在财政金融方面，组织领导实施每年的财政预算，保证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他在实际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财经验，提出了理财思想。关于他的理财思想，我们主要讲两点，一是他坚持和发展了“三大平衡”理论，二是他针对财政金融方面出现的问题，提出“捉鬼”。

　　先念同志所说的“三大平衡”，即财政平衡、信贷平衡、物资平衡。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以后，1953年经济工作中出现了小“冒进”，小“冒进”的结果是把上年的财政余额花掉了。先念同志在主持编制“一五”财政计划时，就遇到现金缺额20亿元的困难。这是由于1953年动用了上年财政结余而出现的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的问题。先念同志专门组织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和财政部、银行对能否动用上年财政结余进行调查研究。当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特别是地方财政工作人员认为，既然是财政的钱，为什么财政不能用；另一种意见认为，财政结余是存在银行里的，银行已经把这部分钱贷出去了，财政动用了这些钱，银行没有充裕的资金，就会出现问题。先念同志仔细听取双方意见，深思熟虑后认为后一种意见是有道理的。他认为，这是在实施财政预算和信贷计划时，对财政结余的使用没有相互衔接好，以致财政和银行两家都使用了这一笔钱。后来形象地称这种现象为“一女二嫁”。

　　高敬增：1955年3月24日，先念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发言中，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一个重要的理论，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不仅自身必须平衡，而且必须保持相互间的统一平衡。他强调，“信贷计划和财政预算是国家分配资金的两个不同形式，考虑财政平衡时，同时也要考虑信贷和现金的平衡，两者必须互相衔接，密切配合。因此，使用结余，就需要有数目相等的信贷资金或流动资金来弥补，所以实际上还等于增加本年的开支。”1957年1月，先念同志在财政、信贷平衡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财政、信贷和物资的统一平衡。这是对陈云提出的财政收支、购买力与商品供应、主要物资供需之间必须平衡的理论的发展。

　　蒋冠庄：后来又加上一个外汇平衡。当时我们外汇是紧张的，还须争取进出口额的平衡，不能有赤字，不平衡又影响到国内的物资、资金和生产。这个四大平衡理论，是他在主持经济工作中一直坚持的，在这方面他讲得非常深刻、非常恳切。

　　朱玉（《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先念同志对平衡理论有个形象的比喻，他说，一个人本来只能挑80斤重的东西，你非让他挑150斤以上，那不是要把他压垮吗？弄出病来，50斤也挑不成了。要量力而行嘛！我们搞经济建设，要平衡地发展，协调地发展。

　　蒋冠庄：1958年底的市场商品物资紧张，先念同志从财政金融方面查找原因，当时财政形势似乎很好，账面上收入418亿元，支出409亿元。然而，一方面生产增长很快，财政有节余，一方面市场供应紧张，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先念同志认为其中肯定有“鬼”，形象地提出要“捉鬼”。

　　在他主持下，财贸办公室、财政部分别组织调查组到各地调查研究。首先发现的是商业物资库存有虚假现象。财贸办公室统计分析，当年商业流动资金增加111亿元，库存只增加40多亿元，相差60多亿元。先念同志认为必须查清这部分流动资金的去向，而且认为“鬼”可能就在这里。经先念同志建议，中央于12月发出要求各地清理商业资金和商品库存情况的指示，目的就是要搞清财政状况好、商业物资却极度紧张的问题。

　　各地经过清理，结果发现商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从银行借来的贷款，有80亿元没有增加商品、物资库存。这80亿元的去向是：（1）商业资金办工业；（2）商业自办工业企业；（3）商业部门赊销商品和预付款；（4）商业资金用于基本建设；（5）工业部门用流动资金搞基本建设。同时还查出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损失向银行的借款和损害农民利益需要赔偿的金额，尚未算在80亿元之内。

　　为此，先念同志组织财贸办公室、财政部、商业部的干部，包括部长、司长、专家以至具体工作人员，反复多次座谈，从“财政、信贷、物资”是否综合平衡来进行研究。大家认为工业盲目生产，商业盲目收购，包括指山收柴、指水收鱼等虚假收购在内，表面上工业完成了生产增长的任务，商业完成了收购指标，还据此向财政上缴了收入，但是生产出来的工业品和收购的商品，或销不出去或不值钱，甚至花了钱没有收到商品。比如，大炼钢铁造成的大量亏损，是要由财政赔付、补贴的。结果很明显，财政并没有结余，实际上是赤字。但这个财政赤字被银行贷款所掩盖。财政挤了银行，银行贷款收不回来，银行资金仍要运转，于是就多发了票子。每元人民币的流通，需要一定量的商品作对应，钞票发多了，而商品库存却是虚的，没有对路、合适的商品物资相供应。市场紧张、通货膨胀就这样形成。这就捉到了财政“真赤字、假结余”、市场供应紧张的“鬼”。

　　先念同志根据以上的调查研究分析，于1959年2月13日给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清理商业资金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针对在财政金融中查出来的一系列虚假现象，即名义上结余很多，实际上这些结余不少已经通过银行借贷被商业用去做了属于财政性质的开支，报告明确提出：“国家基本建设资金和流动资金必须分别管理，分别使用，‘桥归桥，路归路’。”就是财政资金不能用到银行的信贷里面去，信贷资金不能补财政的窟窿。

　　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先念同志集中精力组织国务院财贸办公室起草给党中央关于《当前财政金融存在的问题和调整措施》的报告，深入分析财政“真赤字，假结余”、市场供应紧张的现象。7月17日，这个报告正式报送中央。报告综合预算、信贷、物资的全面情况，指出当时不仅国家某些物资紧张，国家资金也是紧张的。报告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1958年财政结余，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报告提出，财政金融工作出现的一些新问题，需要调整。强调预算、信贷、物资的综合平衡还是需要的，并指出这种平衡只能是积极的平衡，而不是消极的平衡。

　　　 三、抓粮食工作花费的精力要比管财政的多

　　记者：李先念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时候，主要分管的是财政、商业和对外贸易，他是全国财贸工作决策的参与者，又是财贸工作实践的具体指挥者，但据他所说，实际上在这一阶段他所用的精力，抓粮食工作要比管财政的多。是这样吗？

　　高敬增：先念同志确实用很多精力抓粮食工作。统购统销中的“三定”（定产、定购、定销）政策是在陈云和他主持下制定的。1954年下半年至1955年上半年，随着农业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展开，在统购统销政策的贯彻和私营工商业的经营方面出现了一些新问题。1955年1月18日，先念同志给周恩来写了报告，建议由陈云主持召开全国财经会议。2月6日至26日，全国财经会议在北京召开。先念同志在会议上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经过定产、定购、定销，逐步把今后一定时期内的粮食收购的数字大体上稳定下来，这对解除农民“购、销无底”的顾虑和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大有好处的。这个“三定”工作一直坚持了十几年。

　　蒋冠庄：先念同志当年在制定“三定”政策时曾说过，“三定”里面定产是最基本的。定产和定购工作都牵涉到农民的利益以及与农民的关系，做好这项工作既要保障国家需要，又要取得农民支持和拥护。实际上他很顾农民这一头，所以，当时他在制定政策时有几条原则：定产是在前几年产量的平均水平上留有余地；超产可以多留，征购粮食约占当年产量的80%，征购任务完成后，余粮可以上集市出售，等等。

　　这就是说粮食是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在农民，如何从农民手中征收粮食；另一方面就是城市居民，如何保证向城市供应粮食。那时候在城市实行粮食凭票定量供应，这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办法。在“三定”的基础上粮食征购和供应都比较好。

　　先念同志认为粮食是特殊商品，是战略物资，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最大产品。他有一个战略思想，就是国家要重视粮食安全，要有比较充裕的粮食储备。他认为，国家如有600亿斤左右的粮食储备并且仓储布局合理，大体可以保障粮食安全。600亿斤的粮食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当时全国城市、工矿半年的供应量。他每天都看粮食报表，对粮食的收购和供应非常重视。

　　记者：《李先念文选》中有一篇文章是李先念于1961年5月17日就粮食问题写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反映了全国粮食征收与分配遇到的困难，并分析了原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国家面临着粮食危机。

　　黄达：实际上他最早向毛主席反映粮食危机是在1960年上半年。庐山会议后，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经济上打断了原来纠“左”的工作部署，使“左”的错误思想和政策继续发展，工农业继续遭到破坏。虽然在庐山会议上没有专门批判先念同志，但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先念同志主管的财贸口被指为“右倾思想”比较严重，他由此而受到批判。

　　高敬增：1960年初，各地粮食部门纷纷告急，粮食征购不上来，国家粮食库存下降，面临青黄不接。面对这种粮食危机的严重局面，先念同志不顾自己因思想“右倾”而遭到错误批判，及时地把全国粮食危机状况，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汇报，并提出解决措施。1960年1月13日，他如实地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报告说，据部分省区反映，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中，10%至20%实际缺粮。4月16日，他又给毛泽东写信汇报，截至4月5日，粮食入库高潮已过，但全国粮食库存517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13亿斤，而销售比去年同期增加。

　　他在信中着重说明粮食管理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和粮食购销任务的艰巨性：“过去，国家主要是管理粮食的购销，负责城市人民和农村一部分缺粮人民的粮食供应；现在已经发展到，国家必须把六亿几千万人民的粮食消费都要更加具体和更加直接地管理起来，国家对于人民群众的粮食是不是够吃，是不是吃饱吃好负有十分重大的责任。”这封信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蒋冠庄：庐山会议以后，很多人不敢说真话了，先念同志在自己受批判的情况下，敢于向毛泽东反映饿死人的事情。在1960年上半年的一天，毛泽东约先念同志到住处谈工作。先念同志到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正靠在床上看书。毛泽东请先念同志到屋里坐下，笑着对他说：“杞人忧天，杞国人来了，请坐下。”言下之意是先念同志关于缺粮的报告是杞人忧天。毛泽东接着就问先念同志：“你是怎么搞的，报纸上讲形势大好，你老是泼冷水，讲什么都不好，你是怎么想的？你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你可不要学杞国人啊。”先念同志看到毛泽东并无严厉批评之意，心情也就放松下来，平和而又认真地对毛泽东说：“我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担心全国几亿人吃不上饭呀！主席你不担心吗？你不要听报纸上吹的那一套，形势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点也不好！老百姓在挨饿，已经死了不少人。有些省一方面说粮食大丰收，另一方面向我写报告要救济粮。我昨天晚上没睡觉，和粮食部长陈国栋等同志商量，调粮搞救灾，原来一列车粮食准备调山东，结果山西来电报说他们饿死的人太多，又把这一列车粮食运到了山西。当前老百姓没粮吃，只好挖野菜、捋树叶度日。”毛泽东听到先念同志这些话，大吃一惊，便让先念同志坐下来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严重情况。先念同志实事求是地汇报了全国粮食购销的严峻形势。毛泽东不仅耐心听，而且不时地提出问题，先念同志一一做答。不知不觉到了吃饭时间。毛泽东便留先念同志同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谈。通过这次谈话，毛泽东不仅了解到全国粮食购销的实际情况，更了解先念同志是在为全国亿万人民的吃饭问题日夜操劳，便放手委托先念同志抓全国几亿人民的吃饭和生活问题。

　　高敬增：在全国出现粮食危机的情况下，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先念同志采取了四项应急措施：采取非常手段调运粮食；统筹安排粮食消费标准，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以确保城乡居民的基本口粮供应；从国外进口粮食；减少城镇人口。我在这只说进口粮食的一项措施。为了尽快解决粮食缺口大的问题，为了农村休养生息，1960年11月29日，先念同志给毛泽东、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写信，正式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作了批示，同意进口粮食。进口粮食的具体工作，由先念同志亲自抓，叶季壮、姚依林、陈国栋、牛佩琮、马定邦等协助。中央同意进口粮食以后，究竟进口多少粮食合适？姚依林请示周恩来，周恩来同意进口50万吨。1960年12月，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商议进口150万吨。1961年1月19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在同外商谈判中已有把握签订进口200万吨的合同，如能进口400万吨粮食，那么我们今年的日子会比较好过一些。经李先念、叶季壮反复研究，报请中央批准，在外汇有保证的条件下，决定进口400万吨粮食。

　　按计划，外贸部从澳大利亚订购的第一批小麦将于1961年2月到达天津港。进口粮食数量大，装卸运输任务重，时间紧，缺乏经验，困难不少。1月27日，先念同志召集财贸办公室办公会议进行专门研究。他在会上说：进口“粮食运到了港口，如果运不到急需的地方，发生粮食脱销，那就成为政治问题”。“粮食体大、笨重，不及时运出码头，就会堵塞，造成整个码头的瘫痪，这是很危险的。所以今天开个动员会，把力量组织起来，一定要做到进口粮食一到港口，就快卸、快装、快转运。”后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进口粮食接运工作组，由先念同志任组长。

　　2月，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批粮食抵达天津港。先念同志在这批粮食抵达港口前夕，就委派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先到天津，检查码头、京津公路及仓库等准备工作进展情况。他叮嘱这些负责人，要定期召开港口接运粮食的经验交流会，不断改进粮食的装卸和转运工作。先念同志当时就好像是前线总指挥，从国外进口的粮食到达哪一个港口，怎样装卸，怎样运输，都是他亲自抓的。

　　1961年8月22日，先念同志主持召开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办公会议，部署1962年进口粮食问题。他指出，明年进口粮食的两条基本原则是：进口400万吨，外汇不要发生问题。同时，他提出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要建立在“使人民生活水平不再降低，物价不再上涨”的基础上。1961年9月22日上午，陈云、先念同志约叶季壮讨论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进口粮食问题。24日先念同志同叶季壮、卢绪章、陈明等，进一步落实从国外进口粮食的事情。从国外进口粮食，在一定程度上逐渐缓解了粮食危机。
　　　　 四、促成中国远洋船队的建立

　　记者：“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指责“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是刘少奇说的，并制造了风庆轮事件。当时是李先念协助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对买船和造船的关系是怎么看的？

　　高敬增：这要从远洋船队的建立谈起。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没有自己的远洋船队，外贸运输主要靠租外国的船。我们从1950年到1964年自造远洋船舶7艘，其中载重万吨的2艘，载重5000吨以下的5艘。这种状况远远不能适应对外贸易工作的需要。对外贸易部每年租船130万至140万吨，每年付给外国人的租金达7000万到8000万美元。因此，必须造船和买船并举，迅速扩大中国的远洋运输船队。从1962年起，资本主义航运市场发生危机，新旧船舶售价大幅度下降。交通部和外贸部抓住时机，从1962年10月起，多次提交报告，提出抓紧购买外国货船，主要是购买旧货船，资金由香港中国银行贷款解决。先念同志与有关部门商量后，大力支持购买外国货船。他认为，中国远洋运输船队运输能力太小，已不适应外贸工作的需要，应当多买一些旧船，壮大我们的远洋船队。经先念同志同意，报中央批准，到1965年，中国从外国购买旧货船18艘，新货船4艘，有力地保证了中国外贸进出口货物运输任务的完成。

　　程振声：在1970年，周恩来在听取全国计划会议情况报告时，针对中国每年花几亿美元租用外国船只运输的情况，决定在“四五”计划期间加快发展中国的远洋运输船队，改变长期租用外国船只的被动局面。此后，先念同志与余秋里组织国家计委、交通部、外贸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贯彻落实周恩来的决策。经多次研究认为，只靠中国自己造船难以满足当前需要，而当时在国际市场上买船比较有利，花钱少，见效快。况且当时中国银行吸收的外汇存款也较多，有资金来源，于是决定买一批船。从1971年到1973年，批准交通部利用大量贷款购买运输船，中国远洋运输业务发展很快。三年共贷款4.1亿美元，买船198艘，载运量255.4万吨，船舶总价值3.961亿美元。贷款买船营运净收入累计2.05亿美元。

　　然而，江青集团一直在盯着交通部，妄图在造船和买船上大做文章。

　　江青一伙控制的上海市委一直反对国务院的决策，不断挑起事端。“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时，上海的《解放日报》就刊登一些批判中国远洋运输公司的材料，在造船和买船问题上制造混乱，把买船说成是“洋奴思想”进行批判。先念同志很注意上海的动向，把上海媒体反映的材料，及时告诉余秋里等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阅读，提醒他们注意事态的发展。

　　当时造船部门提出一个方案，用买船的外汇贷款进口材料、设备，变国外买船为国内造船。1974年3月8日，先念同志对此作了长篇批示，着重讲清造船和买船的关系。他说：“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我国的造船工业，这是根本的，但不排除有利条件下从国外适当购买一些船只。因为我们现在的船舶太不够了，每年花掉的运费就要3亿多美元，数目太大。”“广东、上海以油为原料的大化肥厂，一旦建成，就需要有较大的油船，如五万吨的或者更大一些的。建议早点考虑解决。”对这一批示，邓小平、李富春、陈云等均表示赞同。

　　此后，交通部又上报了《关于我国远洋运输贷款买船的情况》。先念同志看后，于6月6日批给王洪文、邓小平、余秋里、谷牧、袁宝华阅。他指出：我们要自力更生，大力发展造船工业……必须在造船工业上下苦功夫。该定型的，要下决心定型，并使之形成生产线。为了抢时间，这个报告提出的买船意见，似是可行的，建议仍抓紧购买一批船。6月18日，王洪文抓住几封来信，针对先念的批示，又在造船和买船问题上进行攻击诬蔑，说从国外买船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是造船不如买船的修正主义”，逼迫先念表态。6月22日，先念同志对王洪文转来的几份材料又作了长篇批示，送给华国锋、余秋里、谷牧、袁宝华并交通部，阐明自己的观点，向他们通报情况。他没有直接反驳王洪文的诬蔑，但指出：目前我们航运事业的运力还不足，每年都要花费二三亿美元来租用外国船只，实在使人痛心，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我们的立足点是发展我国自己的造船工业。他坚持认为：“鉴于我们目前的造船能力与航运事业的需要相比，也是为了增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在有利的条件下，适当购买一些船只还是可以的，也是需要的。特别是利用我香港银行吸收的部分闲置存款，买一些船是划得来的。”

　　1974年9月14日，先念同志再次阐述了买船和造船的关系。他说，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很快，外贸运输大幅度增长，为了抢时间，解决生产建设的急需。利用我国银行吸收的国外游资买点船，用船运收入逐步归还银行贷款，这比每年花二三亿去租船要好些。但买船终究不是我们的长久之计，不能因为买船而削弱我们自己造船的志气，更不能动摇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他要求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我国造船工业的发展，要造各个型号，各种用途类型的船只，同时要加强港口建设和提高装卸机械化水平。先念同志将他的讲话稿送给邓小平等征求意见，邓小平说：“讲得好，建议早发出。”

　　当时外贸有一定的发展，主要是引进了国外的先进设备，即“四三方案”。那时候没有足够运力的远洋船队不行，进口的设备运不进来，所以先念同志更加强调要建立自己的远洋船队，不但要自己造船，而且要买外国的二手船，他转送一个报告，就是买了多少船，多少吨。在他组织领导下，中国的远洋船队逐渐建立起来了。

　　蒋冠庄：我们买回二手船后，将有的船拆了，从中获得了一些技术，有利于我国造船业的发展。买二手船有利于我国外贸的发展，有利于运输，有利于外汇的使用，对国民经济有很大的促进。
　　  五、稳定市场物价

　　记者：据说李先念抓经济工作非常细致、谨慎，而且他抓经济工作多年，但非常低调。

　　程振声：先念同志有一句比较经典的话，他说：搞经济工作比打仗还难。打仗打不赢可以跑，可是搞经济工作跑不了。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感慨，是他多年来的体会，就是说搞经济工作要特别谨慎。

　　1974年，先念同志在全国基建会上说过一句话：“对我们搞经济工作的同志，毛主席曾经提出到底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毕业？今天我还答复不了这个问题。”这反映出他搞经济是非常细心的，他认真地研究各个方面的问题，而且搞经济工作多年，但正如你们所了解到的，他一直都很低调，从来不称自己是经济专家。

　　蒋冠庄：有一个例子能说明他搞经济工作的细致。“大跃进”运动后，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国内市场出现了商品供不应求的问题。陈云、先念同志多次召集商业、粮食、物价、财政等部门有关负责人研究政策措施和办法。1961年3月，陈云和先念同志共同主持财贸办公室办公会议，研究市场供不应求和物价问题。当时围绕商品是否涨价，存在不同意见。陈云、先念同志反复考虑，认为商品全面提价的方案对处于低工资状况的广大职工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当时又不可能提高工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提高，农民也难以接受。先念同志在发言中指出，通货膨胀比较严重，当时货币流通量相当于正常数字的两倍左右；依据价值规律，商品应当涨价，但不同意商品全面大幅度涨价；赞成陈云的意见，出台高价糖果、高价糕点等。但为保障广大居民基本生活需要，日常生活必需品，不能涨价。为了确定哪类商品可以涨价，哪类商品不能涨价，他让工作人员将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找来，按类归队，他一对一地看，看每一种商品的定价，确定哪一种商品不能涨价，哪一种商品可以涨价。把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定为不能涨价的商品，最后定18类商品是生活必需品。

　　高敬增：先念同志经过详细研究和测算，提出在维持原凭证供应商品基础上，以平价供应城乡居民生活必需的18类商品。这18类商品是：粮食；棉花；针棉织品；絮棉；食盐；鞋子；酱、酱油、醋；肉鱼的定量供应部分；食油的定量供应部分；食糖、糕点、糖果的定量供应部分；大宗蔬菜（粗菜）；火柴；煤炭；煤油；文具、纸张、学生课本、书报杂志；主要西药；搪瓷制品、铝制品、橡胶制品等由国家供应原料的日用工业品；房租、水电、交通、邮电、医疗、学费等费用。这18类生活开支，对于收入水平较高的职工来说，占全部开支的比重不到60%；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的职工来说超过60%。按全家人口计算，每人每月平均收入15元以下的职工，可能占到全部开支的80%以上。

　　经陈云、先念同志提议，报中央批准，自1961年1月起，在平价定量供应居民生活必需品之外，实施某些商品高价出售的政策。就是在大中城市，对高档糖果、糕点、名烟、名酒、高档针织品、手表、自行车等商品，放开价格，敞开供应。1961年1月，陈云和先念同志主持召开有财贸各部门党组负责人参加的办公会议，专门讨论了高级糕点、高级糖果的供应问题。陈云、先念同志在会上指出，高价、敞开供应高级糕点、高级糖果和小炒肉，是开始扭转市场全局的首先一着，其好处是：第一，可以回笼一大批人民币，把购买力盲目冲击的车子刹住；第二，可以满足高收入者的需要，使他们有钱能够买到东西，增加热量，增加营养；第三，可以比较快地争取到物资与购买力的平衡，从而大大有利于进一步争取市场的好转。要克服惜售思想，要做到这些高级商品不断档、不脱销。
　　六、协助周恩来支撑国务院工作

　　记者：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先念成为批判的对象，但在毛泽东采取的“一批二保三看”的措施下，李先念一边被迫检讨，一边坚持工作，协助周恩来支撑国务院的工作，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程振声：先念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抓经济工作主要有四点。一是协助周恩来维持国民经济的运转。这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整个社会处于混乱的状态，但是，国民经济运转不能中断，如果经济中断，整个国家就要陷入瘫痪。那时候他主要协助周恩来制定各种制度以稳住局势。二是稳定农村经济政策。针对改变农村所有制的极左思潮，他提出学大寨要三不学：“学大寨，第一不要学它的政治评分，第二不要学它的大队核算，第三不要学它没收自留地。但是大寨的干部参加劳动，这一条却学得不够。”他极力主张稳定农村生产关系，坚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制度，抵制和阻止并队、并社和搞“穷过渡”，避免瞎折腾，以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和农业生产，保证农民有饭吃和城市农副产品的供应。三是抓住机遇引进大型项目。他抓引进工作主要是从实际出发的。为什么要引进？主要是当时粮棉争地的情况比较严重。中国的耕地是有限的，既要种粮食解决吃饭问题，又要种棉花解决穿衣问题。如果粮食种多了，只靠棉花就解决不了穿衣的问题。所以当时决定要引进生产化纤的设备，以此来解决穿衣问题，解决粮棉争地的问题。化纤设备引进后老百姓的穿衣问题才有所改观。

　　黄达：利用化纤设备，全国人民一年可以增加一套衣服，就是每人每年能增加十多尺的布料，解决了大问题。如果仅靠棉花增产织成的布，每人每年做一条裤衩都不够。

　　程振声：四是在工业上抓大型骨干项目。抓骨干项目保证重点建设，是先念同志当副总理的一贯思想。他组织抓铁路、钢铁、石油、煤炭、水电、科技和国防工业等骨干工程建设，如襄渝铁路、攀枝花、葛洲坝、六盘水煤炭基地、二汽等大项目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进行建设的。他利用“文化大革命”形势稍微平稳的时候来组织建设这些重大项目，为中国工业化打下基础。

　　朱玉：粉碎“四人帮”后，先念同志有两年多的时间在全面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他当时主要抓的工作是恢复国民经济，对这项工作先念同志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在经济领域里，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思想是一致的，没有多大的分歧，都主张工作重点的转移，全面恢复经济、制定长远经济规划、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等决策都是那时候作出的。特别是1978年秋天，先念同志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议，为探索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路子，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和具体措施，实际上为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准备。在两年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他和陈云又向中央建议，用两三年的时间，进行经济调整。经中央同意，确定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以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先念同志在实际工作中积极贯彻落实八字方针，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纠正某些“过热”现象，使工农业生产均逐步走向比较健康、平稳的发展轨道。

　　程振声：1981年9月，先念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了这样一段话：人民希望我们的国家快一点发展起来，很快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但是，人民还有一个心情，而且这个心情可能还超过前一个心情，就是不要再折腾了。过去折腾，在政治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折腾；在经济上是搞高指标，比如1958年“大跃进”那样的折腾。今天的中央，不会再搞那样的折腾，我看有这个把握。这是他总结32年的经验教训而发出的肺腑之言。

　　记者：担任国家26年的副总理，李先念参与的国家决策和主持的具体工作不胜枚举，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对李先念同志的丰功伟绩有了进一步具体的了解。谢谢各位接受采访。

　　（本文记者高远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编审；刘学礼，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缉 北京10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