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５年初，中共中央向全党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这时，由邓小平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不久又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条战线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大力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李先念全力协助邓小平，积极推动全面整顿工作，推进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从铁路会议到钢铁会议
整顿工作是从整顿铁路运输开始的。１９７４年９月，交通部虽然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会议，李先念等也在会议上讲了话，但由于江青集团制造“风庆”轮事件的干扰，这次会议精神未能贯彻下去。整个交通运输的混乱状况依旧，严重危及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的人民生活。因此，中共中央于１９７５年２月２５日至３月８日，召开了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会前，铁道部部长万里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和国家计委等有关负责人一起，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２月１４日，李先念看了谷牧送给他的《决定》代拟稿后批示：“今天要讨论。”（《李先念办公室文件登记簿》（１９７５年２月１４日））。他完全赞成代拟稿中提出的各项措施。
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对《决定》进行了认真讨论和修改，又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报毛泽东审定后，于３月５日发出（即中央９号文件）。同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参加会议的省、市、区负责人。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铁路运输是关键。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是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纪律性，必须反对派性。李先念因腰部扭伤休养，未出席会议，但他仔细阅读了邓小平的讲话记录稿，表示完全同意。
３月２５日，李先念病情好转后，即出席邓小平主持的国务院全体会议，听取万里关于解决徐州铁路局问题的汇报。汇报后，邓小平讲话。他在讲到对中央９号文件有三种态度时说：绝大多数人是赞成的；一部分人不理解；极少数人反对。李先念接着说：“无非是三种情况，不能搞夹生饭，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好，充分发动群众。”“有几个‘老油条’，教育也不改，你说怎么办呢？就是要严肃处理。”（《中央首长指示（记录稿）》（１９７５年３月２５日））。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江苏省委把解决徐海地区问题的作法和经验，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作为１２号文件转发。为进一步落实中央９号和１２号文件精神，万里带队深入问题比较突出的一些路局逐一解决问题，铁路运输很快出现了新局面。但在解决郑州铁路局问题时，遭到了“造反派”头头的顽固抵制。于是他提出调整郑州铁路局领导班子的方案，征得河南省委负责人同意后上报李先念、纪登奎。他们表示同意万里提出的方案。
郑州铁路局领导班子调整后，河南的“造反派”头头唐岐山等人还要闹腾，串连一些“造反派”头头进行干扰破坏，多次向中央告状。７月２５日下午，李先念、华国锋、吴德等接见了郑州局的主要负责人苏华、唐岐山、胡逸平等，万里、刘建勋等参加。会上，唐岐山等人认为，“解决郑州局领导班子的做法是打击新生力量，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对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对邢介江（邢介江，时任新乡铁路分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造反派头头。）的处理是错误的”。苏华、胡逸平等人针锋相对，列举大量事实说明铁道部对郑州局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调整郑州局的领导班子是正确的，大得人心，这些不容否定（张广友、丁尤嘉：《万里》，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６０页。）。
李先念听取了双方意见和激烈辩论之后，支持苏华、胡逸平的意见，批评了唐岐山。他讲了六个问题。第一，河南省委是支持铁道部的，铁道部是支持河南省委的。有人想在这个中间钻空子，挑拨离间，是不允许的，一旦查出来，要严加惩办。第二，学习理论要联系实际。要抓革命，促生产，你们总得开车，不开车，那不行。对破坏铁路运输的人要查办。第三，要做好思想工作，要用无产阶级党性去克服资产阶级派性。搞资产阶级派性是可耻的。领导干部千万注意，对本单位不同意见的群众，不能只站在一边，站一边是要犯错误的。要站在两派之上，要超脱。第四，凡是制造分裂，破坏团结，杀人放火，强奸抢劫，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破坏铁路运输等，过了杠的，都要查办，一律专政。不管哪一派，都不能包庇。第五，河南一直比较稳定，对过去工作要有一个正确估计。新派去的同志和原来的同志要加强团结，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把工作一定要搞好。第六，邢介江拿国家车皮和物资乱来，破坏国家计划，破坏铁路运输，问题严重，一定要查清楚，严肃处理（《中央领导同志接见郑州铁路局负责同志的讲话精神（记录整理稿）》（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５日））。
李先念充分肯定了万里的工作，说：“中央９号文件很重要，如果没有万里同志到处去贯彻，铁路不会这么快就畅通了。我对铁道部解决新乡问题是支持的”（张广友、丁尤嘉：《万里》，第１６３页。）。华国锋、吴德表示完全同意李先念的讲话。
铁路运输经过整顿效果显著，上半年铁路货运量完成全年计划的４８９％，全国２０个铁路局中有１０个局完成全年计划的５０％以上。
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后不久，为整顿钢铁工业，国务院又召开了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先后有１７个省、市、区和１１个大钢铁厂及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人。
１９７４年，在“批林批孔”运动的冲击下，经过７０年代初整顿、生产秩序刚有好转的武钢、太钢、包钢又大乱起来，其他钢铁企业生产也很快下滑。虽然经过１０月冶金工业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推动了一下，但生产形势仍未明显好转，致使全年钢产量猛跌到２１００多万吨，下降了４１０万吨。１９７５年１月至４月，全国钢产量又比原计划少生产１９５万吨。其中鞍钢、武钢、包钢、太钢等大钢厂亏产情况严重。所以，在解决铁路问题的工业书记会议时，邓小平就指出包、武、太和鞍钢四个大厂的问题要解决。
１９７５年４月底，李先念访问伊朗、巴基斯坦回国后，就积极筹备钢铁工业座谈会。５月８日，李先念主持座谈会开幕并讲话。他在指出钢铁工业存在的问题后，着重批评了派性，并强调要改变领导班子的软弱无力状态。他说：“毛主席提出安定团结的指示快一年了，为什么你那里还有派性，政策不落实，还不安定团结？到底问题在哪里？我看关键在领导，少数人在捣乱，工人在着急，但那里的领导却软弱无力，不敢碰。有人硬给你捣乱，你还不去解决？有的领导班子中就有派性，不团结。这些人脑子里丝毫没有党和国家的利益。对这些人的问题要严肃对待，该处分的处分，该调动的调动，该批评的批评。”（《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０９页。）
５月２１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钢铁工业座谈会文件，并作了重要讲话。２２日，李先念将中共中央《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计划的批示（代拟稿）》和冶金部的报告送给邓小平审阅，建议印发政治局讨论，并说明会议在等中央批示和政治局同志的接见。２９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转发冶金部《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的批语。当日晚，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接见参加会议的代表，并讲话。邓小平着重讲了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落实政策、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等问题。叶剑英从发展国防工业角度提出了对冶金工业的要求。李先念就如何贯彻中央领导人讲话和中央批准的文件精神讲了话，重点讲如何发挥投资效益和落实政策问题。他说：“落实政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一种是真想落实党的政策，集中力量来搞建设；一种是要当官，只有让他当上官，才算落实政策。小平同志讲的落实政策是落实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不是要落实有些人要当官的政策。共产党的‘官’怎么能由自己去争的。有人想着要当官，着急要做官，但不能给，还要严肃批评处理。”（《李先念文选》，第３１０页。）。
６月４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冶金部《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即１３号文件）。
座谈会后，国务院成立了以谷牧为组长，陈绍昆、吕东、袁宝华为副组长的钢铁工业小组。谷牧先后六次邀请冶金系统有代表性的科学技术人员开座谈会。他汇集与会人员的意见，形成了《关于加速发展钢铁工业的十六点建议》，上报给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各位副总理并报邓小平。李先念立即批示将此件印送政治局在京各同志，并全国人大有关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各部委参阅。
交通运输和工业战线经过几个月的整顿，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未有的好形势。为巩固发展整顿的成果，李先念主持起草了国务院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中以令人信服的大量数字说明，自３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发生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的巨大变化。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板、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均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情况也比较好。同时也列出了一批生产还没有上去的重点企业，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报告》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对那些问题多的企业，要一个一个分析，一个一个限期解决。要认真加强生产的指挥和组织工作等。（《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１９７５年７月１２日））。《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毛泽东圈阅后，作为中央１７号文件发出。
批“四人帮”
整顿工作的最大阻力来自江青集团。四届全国人大刚开过，江青集团打着“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旗号，继续进行篡党夺权活动。３月１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讲话，以谈学习理论为名，提出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随后，江青、姚文元也在各种场合叫嚣现在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压制坚持工作和重新工作的老一辈革命家及老干部。４月２３日，毛泽东回京不久，对江青一伙批经验主义问题进行了批评。４月２７日，中央政治局开会，传达并研究贯彻毛泽东的批示精神。会上，邓小平、叶剑英等在发言中严词批评了江青等人自１９７３年以来屡次伺机发难，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的错误。江青等人拒绝批评，反诬这次会议是对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围攻”，是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的再现”，“是翻前年１２月会议的案”。
５月３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批经验主义，承担责任。他强调要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批评江青等人借批所谓“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在“批林批孔”中“三箭齐发”等方面的错误。告诫他们不要搞“四人帮”，要守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毛泽东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７３１～１７３３页。）
李先念听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和要解决“四人帮”问题，心里很高兴，进一步增强了同“四人帮”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由于周恩来因病不能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召集，而王洪文一拖再拖不开会。周恩来在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商量后，于５月２１日致信在京政治局成员，说明前一时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反“经验主义”的经过，点明即将召开批评“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的主题。
经毛泽东批准，邓小平于５月２７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邓小平作中心发言。他首先谈了对毛泽东５月３日讲话的理解，指出：主席这篇讲话，对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席是对政治局讲的。主席提出要政治局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联系批评宗派主义、“四人帮”。这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好好讨论。在谈到４月２７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等的批评时邓小平指出：有人说，这次会议上的讲话过了头，还有人讲是突然袭击、围攻。其实，４０％也没有讲到，有没有２０％也难讲。因而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的问题。无非是讲了历史上路线斗争，没有什么过。这里有三件事，需要讲清楚：一是前年１２月会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二是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三是学习理论又提出批经验主义。倒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邓小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４９页。）。
邓小平等发言后，李先念发言。他针对江青一伙说的２７日批评他们“过了头”，搞“突然袭击”，“围攻”，指出：“我认为没有过分，没有越轨”；把经验主义当做“主要危险，与七届二中全会、九大、十大路线不符”；对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有人借口压制群众，传达慢了”；把１９７３年１２月的会议说成是“十一次路线斗争”，是错误的。李先念还讲到上年１１月６日毛泽东同他谈“四人帮”问题时说：主席“叫他们不要搞，他们还要搞”。李先念赞成周恩来、邓小平的意见，表示：“只要求同志们讲清楚，这是安定团结的基础”（《张春桥，姚文元记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７日）。）。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一伙一直挥舞棍子、帽子对着别人，整别人，李先念身受其害，他怒过，顶过，而更多的时候是同他们周旋，“敷衍”他们。这次，他在中央政治局会上直面“四人帮”，严厉批评他们，还是第一次。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心情很激动，是几年来批评“四人帮”最激烈、最痛快的一次。根据多年的经验，毛泽东虽然批评了“四人帮”，但李先念心中还是无底，于是散会后又和邓小平交谈。邓小平说，情况发展如何，还要看。
６月３日，邓小平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叶剑英就上次会议上邓小平发言中提出的“三件事”，作了长篇发言，尖锐地批评、质问“四人帮”。“四人帮”被迫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会后，王洪文、江青迫不得已写出书面检讨。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同“四人帮”进行的这场斗争，以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胜利而暂告一段落。虽然同“四人帮”的斗争还远未结束，以后的斗争还将更加复杂和激烈，然而这一暂时的胜利，为全面整顿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使李先念后来参与彻底解决“四人帮”问题有了政治思想准备。
推动全面整顿
１９７５年下半年整顿工作继续向纵深发展，不仅地方进行整顿，军队整顿工作也在进行。６月２４日至７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军队的整顿问题。叶剑英、邓小平先后作了重要讲话（中央作为１８号文件转发）。李先念认为他们的讲话精神，同样适合于国家机关和地方，并立即找国务院办公室和政工小组的负责人研究学习贯彻的具体办法。他说：“军委开了扩大会，叶副主席有个总结，邓副主席有个讲话。他们的讲话，邓副主席讲的五个字（指肿、散、骄、奢、惰）仅仅是对军队讲的？合乎不合乎地方的情况？国务院讨论过。叶、邓副主席的讲话，我认为也适用于地方，适用于工农业方面，适用于财政金融贸易方面的。”（《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全体代表时的讲话（根据记录整理）》（１９７５年８月３日））。随后，国务院向各部委发出通知，要求认真学习叶、邓的讲话，结合各部门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
７月２０日至８月４日，中央军委召开了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研究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问题。会上，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锡联等作了重要讲话。从１９７２年国防工业重新划归国务院统一领导以来，李先念直接抓国防工业，改变其混乱局面，重新进行规划，重点抓产品定型和提高质量，解决一些“老大难”单位的问题。这次会议，他首先讲话，重点讲了三个问题：一是加强党的领导，要建立过得硬的班子。他针对有些领导干部怕派性，不敢管的情况，提出“首先要克服领导班子中的派性”，“克服不了的话，就要调。对个别派头头或死也不改变的人，也应如此”。二是从现有企业中，挖潜、革新、改造，来增加生产，不要寄托再新建许多工厂上面。三是要保证产品质量，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如交接班、验收、检查等制度。他批驳了一些错误观点：“有人说，搞规章制度叫‘管、卡、压’，这是大帽子。什么叫管、卡、压？如果这个规章制度是必要的，能够解放生产力，又能保证质量，这能叫‘管、卡、压’吗？群众满意，技术人员也满意，这样的规章制度，怎么能叫‘管、卡、压’呢？！这样说不合理嘛！真理过了头，就成谬论了。”他要求充分发挥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把好质量关的作用。他再次提出要恢复和建立总工程师、总会计师和技术人员的责任制，保证企业的正常生产程序和产品质量。针对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论调，他严肃地进行了批驳。①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重点讲了三条整顿措施：第一，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第二，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第三，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重点解决大城市、工矿区和三线地区蔬菜、副食品、肉类供应严重短缺的问题。他提议调出５亿斤粮食，养５００万头猪，重点保障高温、高空、井下、有毒工种的工人能吃到肉。
李先念非常赞成邓小平的意见。多年来，粮食及其他人民生活基本必需品供应严重不足，几十种商品不得不实行定量凭票供应，而且标准比较低。即便如此，有些品种也难以保证供应，致使市场供应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李先念为此费尽心血，年年召开各种专业会，研究生产和市场供应问题。邓小平将关心群众生活作为整顿的一项重要任务提出后，李先念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贯彻。经过充分准备，国务院于９月初召开了生猪生产座谈会，讨论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业的通知》。７日，李先念、王震接见了出席会议的代表。李先念作了长篇讲话，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发展养猪业的一系列指示和中央有关整顿的一系列文件精神，提出了发展养猪业的具体措施。这次座谈会形成的《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业的通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由李先念于９月１５日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压下了，未批发。
全面整顿推动了工农业迅速恢复和发展，急需解决电力供应不足的突出矛盾。１９７５年６月初，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谷牧三次召开会议，听取水电部汇报，研究当年和“五五”计划电力问题。根据这三次会议讨论的情况，国务院于７月２５日发出《关于加快发展电力工业的通知》。为贯彻《通知》精神，水电部于８月召开全国电力工业代表会议。２０日，李先念、陈锡联、华国锋、谷牧接见出席会议的代表，并发表了讲话。李先念在讲话中，强调电力工业同样要整顿，必须把燃料、材料、动力消耗降下来，提高利润指标，提高劳动生产率。要求各级领导班子要敢于领导。他说：“如果以前说话没人听可以原谅，现在支持你，你要干，你还是软、散、懒，怎么办？置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不顾，迁就软、散、懒的班子，迁就那些闹资产阶级派性的人，不行；领导班子不过硬，闹资产阶级派性的人还在那儿兴风作浪，对坏人打击不力，更不行，要敢于管。”（《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代表时的讲话（根据记录整理）》（１９９５年８月３日））。
全面整顿，为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创造了良好条件。国务院抓住这一机会，按照整顿的精神，研究如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制定“五五”计划和长远规划。这年夏季，余秋里养病休息，李先念委托谷牧主持召开了计划工作务虚会，研究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李先念六次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各小组汇报讨论结果。最后，他讲了１２条意见，主要内容是：（一）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贯彻最近毛泽东的三条重要指示。（二）领导班子要“敢”字当头带领出一支像石油系统那样过得硬的队伍。（三）计划工作要综合平衡。长远规划、年度计划不要随便变，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四）“以钢为纲”，加强地质勘探，大打矿山之仗。考虑适当进口富铁矿，使沿海钢铁工业吃饱。千方百计、扎扎实实地把钢铁迅速搞上去。（五）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一定要下决心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每个项目都必须有设计任务书。要逐段验收、检查。（六）各部委都要脚踏实地真正解决几个问题，抓住重点。（七）工业体制，要下放，但要具体分析，下放的不能放手不管。现在要适当强调集中。（八）当前首先要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能力，要挖潜、革新、改造。（九）厉行节约，克服原材料的大材小用等等浪费现象。（十）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新产品试制时，老产品不能丢。（十一）立足于国内，同时必须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一用二学三改四创。（十二）七项经济指标（产值、产量、质量、成本、利润、劳动生产率、品种）一项也不能少。总之，长远规划要符合“多快好省”。“多快好省”是统一的，相互促进的。要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并且要办得好，办得扎实。（《李先念讲话提纲》（１９７５年８月））。这１２条成为制定长远规划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基本原则。
在务虚会的基础上，国务院各部委讨论制定１９７６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五五”计划和十年规划。国家计委综合各部门提出的规划方案，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８月２９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讨论“五五”规划主要指标和基建安排会议上再次讲话。主要内容：一是对规划要充分酝酿，各部门之间，各部门和地方之间，要多交换意见，尽最大力量把国民经济计划做得比较合乎客观实际。二是在贯彻多快好省总路线方面要多开动脑筋，认真研究，反复思考，提出一些办法来。三是建立一个懂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能打硬仗，不信邪、不怕鬼的领导班子。四是不要争投资，争原材料。（《李先念在国务院各部委负责同志讨论“五五”规划主要指标和基建安排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１９７５年８月２９日））。
１０月１１日，李先念向邓小平报送关于十年规划几个问题的汇报要点和附件三份。报告中说：“根据你主持的国务院会议精神，计委又作了修改（请见划红笔处），主要是拖拉机列了一个幅度，……其他只作文字修改。并增加了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增长速度比较表和说明。”如同意，“建议将此件印成中央讨论文件。政治局会议讨论时，可否请谷牧同志和计委有关同志参加。”（《给邓小平报告的抄件》（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１日））。
为系统全面总结整顿的经验，在计划务虚会期间，李先念主持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８月２日，他将国家计委写的最初稿子送给邓小平、纪登奎、华国锋审阅，并说明：“此件虽然综合了各部和各地同志在拟定计划时发表的一些意见，但只是初稿的初稿，还要讨论多次，才能形成文件”。１８日，国务院开会讨论了这个文件。而后征求一些大企业和一些省、市、区负责人的意见，得到普遍赞同。这个文件从实际情况出发，针对林彪、江青一伙散布的破坏生产的各种谬论，提出了发展工业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体现了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一系列讲话和国务院务虚会的精神，是经济战线上整治“文化大革命”之乱的一个重要文件。但不久，由于形势变化，这个文件不但未发出，还错误地被批判。
进一步落实政策
全面整顿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加速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
几年来，根据毛泽东的一系列批示精神，经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艰难的工作，使一大批高级干部解除审查，分配工作，但仍有一些人未作结论，或作出错误的结论，或处理不当，还有相当多的干部未分配工作。这时，李先念在亲自批示落实一批部级干部政策的同时，于１９７５年７月９日还专门找国务院政工小组的负责人吴庆彤、贾鲁峰谈话，作了四点指示。
（一）对部级干部的审查处理，要抓紧办理，不应再拖了。要审查从严、处理从宽。对过去已经结论处理的部级干部，处理不适当的，处理错了的，要改过来。尚未作出结论的，要抓紧结案。在审查过程中已经死亡的，也要作妥善处理。骨灰该送八宝山的要送入八宝山。（二）对一个人的审查结论，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坚持实事求是。对人的处理要持慎重态度。要看到，这不仅是对一个人的问题，还影响到他的家属、子女、亲戚和朋友。（三）落实党的政策，要做好思想工作。对于本人和家属子女，要教育他们正确对待。对本单位的干部和群众，特别是专案人员，要教育他们实事求是，严格按党的政策办事。（四）已经审查清楚，作了结论的部级干部，属于人民内部问题，身体好的，要很快分配工作；身体不好的，该养老的养老，还能够做些工作的可以当顾问。（《李副总理关于干部问题的指示（谈话整理稿）》（１９７５年７月１５日）。）
落实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７月２３日，邓小平在国务院办公室信访室的《人民来信摘报》上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批示：“春桥、先念、登奎、国锋同志阅。这是一个带着普遍性的问题，亟待整顿。”李先念看了《摘报》和邓小平的批示后，批给水电部部长钱正英：“请认真讨论和解决领导班子问题。对科技人员要正确对待。”（《李先念对国务院办公室信访室〈人民来信摘报〉的批示》（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４日））。这时，李先念又听到冶金部技术人员座谈会上的一些反映。技术人员要求不要嫌弃他们，对他们不能光改造不团结使用。这使李先念进一步认识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紧迫性。他在一次会上说：“一个钢铁厂有３０００名技术干部，他们自己认为没有起多大作用，很多技术人员现在不钻研技术了，很少有人看技术书籍、技术资料了，也没有形成钻研技术的空气。有色金属研究所，技术干部８００人，今年上半年，到图书馆看书的只有７００人次，平均每天４人次。这种状况不改变，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难哪！”（《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全体代表时的讲话》（１９７５年８月３日））。
毛泽东关于“老九不能走”的指示传达后，李先念在一些部门的会议上，大力宣传和贯彻。８月１１日，李先念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在这里给搞技术工作的同志说一句话。所有技术专家，包括工农商学等，他们的积极性充分发挥起来了没有？”“搞技术的同志，多读了点书，好嘛，是不是提倡不读书（好）呢？”“传达主席一句话：‘九爷不能走’。看过《智取威虎山》吗？不有这样一句话吗？在座的有没有九爷。九爷不能走啊！”（《李先念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座谈会上的讲话》（１９７５年８月１１日））。李先念后来多次讲过，他作报告时心情非常激动，要讲的话都讲了，特别是针对在“四人帮”鼓吹下把知识分子诬蔑为“臭老九”，重申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钱正英回忆说：“３０年中，先念同志只有一次亲自到水电部礼堂作报告，这就是在‘文革’中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时，传达毛主席所说的‘老九不能走’，老九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别号。那次报告，水电部礼堂座无虚席，听报告时屏气静息，听完报告反映强烈。”（钱正英：《先念同志与水利》，《伟大的人民公仆》，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２２页。）。
为调动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中国科学院遵照李先念、华国锋的指示和国家计委部署，由胡耀邦主持召开了科学技术规划座谈会，李先念亲自到会听取意见。当他看到座谈会第一期简报对冶金工业的科技规划提出一些意见后，立即批示：“送冶金部阅。听到一点消息，科技同志对现在的情况很有意见。没抓好，我们有责任。”（《李先念对《中国科学院简报》第２７期的批示》（１９７５年８月８日））。冶金部接到批示后，指派科技司把科技规划会议提出的问题，集中起来研究解决。
９月２６日，国务院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胡耀邦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李先念完全同意邓小平的讲话和汇报的内容，并几次插话。
这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正在着手恢复。８月１０日，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写信给邓小平、李先念，反映仍然有少数人宣传“知识分子没有改造好，谈不到搞业务”，“写文章必须与工人阶级相结合，否则不能发表”，“必须由工人把关”等主张，提议将学部的领导关系和负责人选报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附由胡绳起草的《决定》（草案）。《决定》提出学部直接由国务院指导，相当于部委一级的行政单位，仍由郭沫若担任主任，成立临时领导小组，军宣队、工宣队把工作移交给临时领导小组后即行撤出。还提出“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文化大革命、批（判）清（查）运动和整建党的工作已基本结束”，其各研究所和单位进行正常的业务工作。第二天，邓小平批示：“我同意，请先念同志批办。”李先念随即批示：“同意小平同志意见。”（《李先念对胡乔木信的批示》（１９７５年８月１３日））。并送叶剑英、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核批，退吴庆彤同志办存。文件传到姚文元时，他居心叵测地说：“文化大革命基本结束的提法，从未在其他文件中看见过，请斟酌”。张春桥阅后说：“文元同志考虑了两天，是否往下传”，并让中央办公厅转告李先念。显然，这暴露了“四人帮”不想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图谋。８月１９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作了修改。李先念又批示：“请中办继续传阅。”从此，中断业务工作九年多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才开始恢复。
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李先念再次“靠边站”
毛泽东非常重视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曾说过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其中一件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许的。从１９７５年９月底，他听了毛远新关于有“一股风”的汇报后，注意审视全面整顿工作，不久开始批评邓小平。按照他的指示，先后召开了六人会议、八人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直至打招呼会议，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毛泽东还提出让邓小平主持起草一份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小平没有接受。
１１月２４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打招呼会议，宣读打招呼会议“要点”。２６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谈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政军各大单位负责人，并要求进行讨论，将讨论情况上报中央”。从此，在全国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吴德回忆说：“那时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了。小平同志在奉命主持召开的第一次打招呼会议上，迫于压力，自己讲他犯路线错误，请大家批评。小平同志为别人着想，还向纪登奎、李先念、华国锋等人打了招呼，让他们批判他，否则他们也站不住脚。”（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９５页。）。这体现了邓小平的智慧和远见卓识。１２月２０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检讨”后，毛泽东未表态。
１２月２９日和３１日，中央政治局又开会，毛远新传达毛泽东指示和批判邓小平，也点名批评了李先念。毛泽东说邓小平“有事不和政治局讨论，也不和国务院商量”，并同意由李先念等六个人专门帮助邓小平。毛泽东还说：“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合作化时就有人反对过。有些同志听他们那么讲，也不觉得错，李先念他们就是。”（《李先念记录稿》（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９日））。
２９日晚召开了有邓小平、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和作为联络员的毛远新７人参加的小会，对邓小平进行帮助。李先念首先发言，他说：“小平出来工作我赞成的。我看你的长处多，毛病也想过。这次发生的事，主席讲有些同志听了不觉得错，于我，我不但不觉得错，而且也适应了我的味道、想法，有共鸣之处，看到派性，生产有的地方上不去。我应自我批评。”“‘三项’（指示为纲）我没有想过对不对。”（《七人小会记录》（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９日））。在邓小平、纪登奎发言后，李先念根据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评，说：“这次（你）主持工作，我讲你一定要请示主席。有些你是请示了的，而‘三项’（指示为纲）没有请示，也不在政治局讨论。既然是纲，就不是一般地说错话，做错事，而且你的身份来讲，问题就比较大了。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其他问题就不容易说清楚。”（《七人小会记录》（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９日））。李先念的这番话是根据毛泽东几次谈话内容说的，他感受到不说清这个问题邓小平是过不了关的。邓小平采纳了这条意见，后来写进他的“补充检讨”中。邓小平虽然两次“检讨”，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再次被打倒的厄运。
从“批邓”以来，李先念思想压力就很大，心烦、气闷，一开会“四人帮”就纠缠不休，搞得他心脏病时有发作，只是勉强去参加会。会议点名批评他，还要他“帮助”邓小平，这无疑是雪上加霜，使他的病情日趋加重。据吴德回忆，这期间邓小平和李先念有一次谈话。他说：“这以后的一天，小平、先念和我到飞机场去送人，小平同志在客人走后，与先念和我谈了一次话。小平同志说：看来毛主席的决心已经下了，我要退下来了。我要写信给毛主席把职务辞去。先念同志说：不能写信给毛主席，你一写信就会被别人当把柄抓，说你不愿意为党工作了。小平同志考虑了先念同志的意见后又说：首先要把最敏感的军队的职务辞掉。当时，我对小平同志说：是否可以找毛主席直接谈一谈，如果形势再乱下去，首都的工作首当其冲。先念同志也说，他给毛主席写信提出身体有病，请求休假。我们三个人谈了一个多小时。”（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１９５页。）。李先念请求休假，反映了他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厌倦心情和无法再继续工作的困境。
１９７６年１月２３日，李先念抱病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讲话。李先念在平时讲话很少照念稿子，这次一反常态，照稿宣读。这使与会人员感到吃惊，意识到党内出了大事。袁宝华回忆说：“计划会议结束时，先念同志讲话。大家都很奇怪，说先念同志是向来不拿稿子讲话。这一次是拿稿子讲话，念完稿子就宣布散会。大家知道形势比较严重。”（《访问袁宝华谈话记录》（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５日））。李先念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讲了四个问题。他首先肯定这次会议开得是认真的，有成绩的。他强调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其次，充分肯定了１９７５年工农业生产取得的巨大成就。粮食产量达到５６００多亿斤，是历史上最高的年产量。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１４４％。中国制造的地球卫星返回地面。文教、卫生和科学事业有了新的发展。第三，《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二十条）不成熟，回去不要传。第四，讲了１９７６年农业、工业、市场安排和三线建设、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工作任务，也讲了教育战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结束时的讲话》（１９７６年１月２３日））。会议后，李先念再次“靠边站”，除了会见一些外宾和批复极少数必须由他批办的文件外，中央政治局会议及各次中央打招呼会，他都请假。不久，他在国务院分管的工作由李素文代替。
１月３１日，张春桥以受中共中央委托之名，找李先念谈话，传达毛泽东关于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的提议和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情况，以及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的决定。他还特别强调说，要在全国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李先念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并说明自己的身体情况，要求继续休养。
李先念经过反复思考，给中央写了一份正式“检讨”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小平同志在主持工作期间，犯了路线错误，我是执行了小平这条错误路线的。
小平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我也宣传了这个错误纲领。在起草发展养猪业的文件上，用了这个错误提法。计委起草的“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中，也写了这个错误纲领。这个文件虽然是我们国务院少数同志议论的，没有成为正式文件，但征求过一些企业的意见，已经流传出去。因为我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我应负主要责任。
小平提出整顿，先整顿工业、农业、商业、军队等等，我当时错误地认为是要狠抓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很合我的口味。
在处理一些省和单位的革命问题，涉及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时，我们曾强调主席关于“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和“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等指示。
在对待老、中、青三结合的问题上，过去还是比较注意‘青’的，但在小平同志强调‘中’，说青年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来时，又感到有道理，没有丝毫抵制。
在教育革命和科研问题上，我根本一窍不通，根本没有调查，只听到一些片面的错误的反映，就跟着发表了错误意见。
总之，我执行了小平的错误路线，虽然在个别问题上，曾向小平提过不同意见，那只是枝节问题，决不能减轻我的错误的严重性。（《李先念给毛泽东、党中央的信底稿》（１９７６年２月））。
邓小平因领导全面整顿再次被打倒，李先念因积极支持全面整顿再次“靠边站”。
综上所述，在１９７５年全面整顿中，李先念完全支持和积极配合邓小平的工作。然而，《十年一梦―――徐景贤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一书，在叙述相关历史时，其中的回忆是有悖历史真相的。
在《十年一梦》中，徐景贤历述了他在十年“文革”中造反、夺权、当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央委员、最后被判刑的情况与思想活动，其中有一目的标题是《毛远新、李先念告邓小平的状》。毛远新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这是事实，有据可查。说李先念告邓小平的状，有什么事实根据呢？徐景贤写道：“１９７５年国庆节前后，有几批重要外宾由李先念陪同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在中南海紫云轩的书房里接见外宾，会见结束后，李先念有单独与毛泽东谈话的机会。”“他对毛说：‘最近有些讲话，我觉得有问题，味道不对，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徐还说，他看了许多文章，“从来没有人提到过李先念向毛泽东汇报过邓的问题，而这是王洪文亲口告诉我的。”他认为这是他一大“新发现”，而其惟一的根据，就是听王洪文说的。事实究竟如何呢？让我们来看看历史事实吧。
１９７５年９月到１０月，即徐景贤说的国庆节前后，经查当年的《人民日报》，这段时间毛泽东会见外宾共有５次，其中，邓小平参加陪见的４次，李先念参加陪同的只有１次，而不是徐景贤说的“有几批重要外宾由李先念陪同去见毛泽东”。 李先念陪同毛泽东会见马里共和国元首特使特拉奥雷夫人，是在１０月１９日。在这次会见外宾之前，毛泽东先后收到了由邓小平转送的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揭发迟群、谢静宜问题的两封信；又于９月２７日听了毛远新诬蔑邓小平“有一股风”的汇报。毛泽东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引起了对邓小平的不满。毛泽东会见马里客人后，把李先念留下，又把汪东兴叫进去，在场的还有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司长唐闻生、秘书张玉凤。这次谈话内容由李先念、汪东兴整理的记录全文如下：
“毛主席接见马里外宾后留下先念同志，后叫东兴同志进去，还有海容、闻生、玉凤同志参加。（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九日晚）
毛主席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指主席）。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现在他们有错误和缺点可以批评、教育。对犯有错误和缺点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是打倒。你们两位（指李、汪）批过后，还在用。迟群又不是坏人，就要打倒？
我在北京（指毛主席），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
你们六人（指小平、先念、东兴、吴德、小谢、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迟群暂不调，刘冰调出清华大学。
蒋南翔、陆平也是解放了嘛，现在又要打倒迟群他们了。
以上是我们两人回忆记录，可能有错的地方，请张玉凤同志补充”。
张玉凤看过记录后没有做什么补充。１０月２７日，毛泽东圈阅签名，表示同意李、汪整理的记录。那么，这份谈话记录整理时，是不是没有把李先念讲的话整理进去呢？毛主席是不是还同李先念单独谈过话呢？为弄清这个问题，笔者访问了在场的两位当事人。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４日，王海容接受我们访问，她对我们说：“这次谈话我始终在场，没有听到先念同志讲什么话，更没有听到先念同志讲邓小平的事。先念同志也未单独和毛主席谈话。先念同志一向比较谨慎，在当时政治斗争很复杂的情况下，特别是涉及江青一伙的事，他都很少讲话。”１２月６日，我们又访问了毛泽东晚年的秘书张玉凤。她看了徐景贤《十年一梦》中《毛远新、李先念告邓小平状》一目后，也感到吃惊，说：“先念同志不是锋芒毕露的人，待人很和蔼，没有听说他反对邓小平。”她还从毛主席当时身体情况说明，李先念不可能单独和毛主席谈话。她说：“毛主席这时身体不好，说话不是很清楚，需要能听清他讲话的人重复一遍，别人才能听懂，所以谈话时都有工作人员在场。”
上述事实说明，无论是当时谈话记录，还是当事人的回忆，都说明李先念没有同毛泽东单独谈过话，更没有发生李先念告邓小平状的事。而王洪文不是当事人，怎么会知道李先念向毛泽东汇报邓小平的事呢？据徐景贤说，此时王洪文还在上海，１１月看到清华大学简报后，才回到北京的。王洪文说李先念告邓小平的状，又是听谁说的呢？徐景贤为什么不说清楚呢？可见，徐景贤的说法是毫无历史根据的，只不过是道听途说罢了。
（本文作者《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 北京 １００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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