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５年初，中共中央向全党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这时，由邓小平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不久又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条战线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大力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李先念全力协助邓小平，积极推动全面整顿工作，推进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从铁路会议到钢铁会议

　　整顿工作是从整顿铁路运输开始的。１９７４年９月，交通部虽然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会议，李先念等也在会议上讲了话，但由于江青集团制造“风庆”轮事件的干扰，这次会议精神未能贯彻下去。整个交通运输的混乱状况依旧，严重危及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的人民生活。因此，中共中央于１９７５年２月２５日至３月８日，召开了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会前，铁道部部长万里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和国家计委等有关负责人一起，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２月１４日，李先念看了谷牧送给他的《决定》代拟稿后批示：“今天要讨论。”（《李先念办公室文件登记簿》（１９７５年２月１４日））。他完全赞成代拟稿中提出的各项措施。

　　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对《决定》进行了认真讨论和修改，又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报毛泽东审定后，于３月５日发出（即中央９号文件）。同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参加会议的省、市、区负责人。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铁路运输是关键。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是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纪律性，必须反对派性。李先念因腰部扭伤休养，未出席会议，但他仔细阅读了邓小平的讲话记录稿，表示完全同意。

　　３月２５日，李先念病情好转后，即出席邓小平主持的国务院全体会议，听取万里关于解决徐州铁路局问题的汇报。汇报后，邓小平讲话。他在讲到对中央９号文件有三种态度时说：绝大多数人是赞成的；一部分人不理解；极少数人反对。李先念接着说：“无非是三种情况，不能搞夹生饭，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好，充分发动群众。”“有几个‘老油条’，教育也不改，你说怎么办呢？就是要严肃处理。”（《中央首长指示（记录稿）》（１９７５年３月２５日））。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江苏省委把解决徐海地区问题的作法和经验，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作为１２号文件转发。为进一步落实中央９号和１２号文件精神，万里带队深入问题比较突出的一些路局逐一解决问题，铁路运输很快出现了新局面。但在解决郑州铁路局问题时，遭到了“造反派”头头的顽固抵制。于是他提出调整郑州铁路局领导班子的方案，征得河南省委负责人同意后上报李先念、纪登奎。他们表示同意万里提出的方案。

　　郑州铁路局领导班子调整后，河南的“造反派”头头唐岐山等人还要闹腾，串连一些“造反派”头头进行干扰破坏，多次向中央告状。７月２５日下午，李先念、华国锋、吴德等接见了郑州局的主要负责人苏华、唐岐山、胡逸平等，万里、刘建勋等参加。会上，唐岐山等人认为，“解决郑州局领导班子的做法是打击新生力量，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对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对邢介江（邢介江，时任新乡铁路分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造反派头头。）的处理是错误的”。苏华、胡逸平等人针锋相对，列举大量事实说明铁道部对郑州局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调整郑州局的领导班子是正确的，大得人心，这些不容否定（张广友、丁尤嘉：《万里》，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６０页。）。

　　李先念听取了双方意见和激烈辩论之后，支持苏华、胡逸平的意见，批评了唐岐山。他讲了六个问题。第一，河南省委是支持铁道部的，铁道部是支持河南省委的。有人想在这个中间钻空子，挑拨离间，是不允许的，一旦查出来，要严加惩办。第二，学习理论要联系实际。要抓革命，促生产，你们总得开车，不开车，那不行。对破坏铁路运输的人要查办。第三，要做好思想工作，要用无产阶级党性去克服资产阶级派性。搞资产阶级派性是可耻的。领导干部千万注意，对本单位不同意见的群众，不能只站在一边，站一边是要犯错误的。要站在两派之上，要超脱。第四，凡是制造分裂，破坏团结，杀人放火，强奸抢劫，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破坏铁路运输等，过了杠的，都要查办，一律专政。不管哪一派，都不能包庇。第五，河南一直比较稳定，对过去工作要有一个正确估计。新派去的同志和原来的同志要加强团结，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把工作一定要搞好。第六，邢介江拿国家车皮和物资乱来，破坏国家计划，破坏铁路运输，问题严重，一定要查清楚，严肃处理（《中央领导同志接见郑州铁路局负责同志的讲话精神（记录整理稿）》（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５日））。

　　李先念充分肯定了万里的工作，说：“中央９号文件很重要，如果没有万里同志到处去贯彻，铁路不会这么快就畅通了。我对铁道部解决新乡问题是支持的”（张广友、丁尤嘉：《万里》，第１６３页。）。华国锋、吴德表示完全同意李先念的讲话。

　　铁路运输经过整顿效果显著，上半年铁路货运量完成全年计划的４８９％，全国２０个铁路局中有１０个局完成全年计划的５０％以上。

　　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后不久，为整顿钢铁工业，国务院又召开了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先后有１７个省、市、区和１１个大钢铁厂及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人。

　　１９７４年，在“批林批孔”运动的冲击下，经过７０年代初整顿、生产秩序刚有好转的武钢、太钢、包钢又大乱起来，其他钢铁企业生产也很快下滑。虽然经过１０月冶金工业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推动了一下，但生产形势仍未明显好转，致使全年钢产量猛跌到２１００多万吨，下降了４１０万吨。１９７５年１月至４月，全国钢产量又比原计划少生产１９５万吨。其中鞍钢、武钢、包钢、太钢等大钢厂亏产情况严重。所以，在解决铁路问题的工业书记会议时，邓小平就指出包、武、太和鞍钢四个大厂的问题要解决。

　　１９７５年４月底，李先念访问伊朗、巴基斯坦回国后，就积极筹备钢铁工业座谈会。５月８日，李先念主持座谈会开幕并讲话。他在指出钢铁工业存在的问题后，着重批评了派性，并强调要改变领导班子的软弱无力状态。他说：“毛主席提出安定团结的指示快一年了，为什么你那里还有派性，政策不落实，还不安定团结？到底问题在哪里？我看关键在领导，少数人在捣乱，工人在着急，但那里的领导却软弱无力，不敢碰。有人硬给你捣乱，你还不去解决？有的领导班子中就有派性，不团结。这些人脑子里丝毫没有党和国家的利益。对这些人的问题要严肃对待，该处分的处分，该调动的调动，该批评的批评。”（《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０９页。）

　　５月２１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钢铁工业座谈会文件，并作了重要讲话。２２日，李先念将中共中央《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计划的批示（代拟稿）》和冶金部的报告送给邓小平审阅，建议印发政治局讨论，并说明会议在等中央批示和政治局同志的接见。２９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转发冶金部《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的批语。当日晚，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接见参加会议的代表，并讲话。邓小平着重讲了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落实政策、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等问题。叶剑英从发展国防工业角度提出了对冶金工业的要求。李先念就如何贯彻中央领导人讲话和中央批准的文件精神讲了话，重点讲如何发挥投资效益和落实政策问题。他说：“落实政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一种是真想落实党的政策，集中力量来搞建设；一种是要当官，只有让他当上官，才算落实政策。小平同志讲的落实政策是落实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不是要落实有些人要当官的政策。共产党的‘官’怎么能由自己去争的。有人想着要当官，着急要做官，但不能给，还要严肃批评处理。”（《李先念文选》，第３１０页。）。

　　６月４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冶金部《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即１３号文件）。

　　座谈会后，国务院成立了以谷牧为组长，陈绍昆、吕东、袁宝华为副组长的钢铁工业小组。谷牧先后六次邀请冶金系统有代表性的科学技术人员开座谈会。他汇集与会人员的意见，形成了《关于加速发展钢铁工业的十六点建议》，上报给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各位副总理并报邓小平。李先念立即批示将此件印送政治局在京各同志，并全国人大有关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各部委参阅。

　　交通运输和工业战线经过几个月的整顿，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未有的好形势。为巩固发展整顿的成果，李先念主持起草了国务院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中以令人信服的大量数字说明，自３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发生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的巨大变化。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板、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均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情况也比较好。同时也列出了一批生产还没有上去的重点企业，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报告》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对那些问题多的企业，要一个一个分析，一个一个限期解决。要认真加强生产的指挥和组织工作等。（《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１９７５年７月１２日））。《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毛泽东圈阅后，作为中央１７号文件发出。

　　批“四人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