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抓粮食工作花费的精力要比管财政的多
　　记者：李先念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时候，主要分管的是财政、商业和对外贸易，他是全国财贸工作决策的参与者，又是财贸工作实践的具体指挥者，但据他所说，实际上在这一阶段他所用的精力，抓粮食工作要比管财政的多。是这样吗？
　　高敬增：先念同志确实用很多精力抓粮食工作。统购统销中的“三定”（定产、定购、定销）政策是在陈云和他主持下制定的。1954年下半年至1955年上半年，随着农业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展开，在统购统销政策的贯彻和私营工商业的经营方面出现了一些新问题。1955年1月18日，先念同志给周恩来写了报告，建议由陈云主持召开全国财经会议。2月6日至26日，全国财经会议在北京召开。先念同志在会议上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经过定产、定购、定销，逐步把今后一定时期内的粮食收购的数字大体上稳定下来，这对解除农民“购、销无底”的顾虑和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大有好处的。这个“三定”工作一直坚持了十几年。
　　蒋冠庄：先念同志当年在制定“三定”政策时曾说过，“三定”里面定产是最基本的。定产和定购工作都牵涉到农民的利益以及与农民的关系，做好这项工作既要保障国家需要，又要取得农民支持和拥护。实际上他很顾农民这一头，所以，当时他在制定政策时有几条原则：定产是在前几年产量的平均水平上留有余地；超产可以多留，征购粮食约占当年产量的80%，征购任务完成后，余粮可以上集市出售，等等。
　　这就是说粮食是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在农民，如何从农民手中征收粮食；另一方面就是城市居民，如何保证向城市供应粮食。那时候在城市实行粮食凭票定量供应，这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办法。在“三定”的基础上粮食征购和供应都比较好。
　　先念同志认为粮食是特殊商品，是战略物资，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最大产品。他有一个战略思想，就是国家要重视粮食安全，要有比较充裕的粮食储备。他认为，国家如有600亿斤左右的粮食储备并且仓储布局合理，大体可以保障粮食安全。600亿斤的粮食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当时全国城市、工矿半年的供应量。他每天都看粮食报表，对粮食的收购和供应非常重视。
　　记者：《李先念文选》中有一篇文章是李先念于1961年5月17日就粮食问题写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反映了全国粮食征收与分配遇到的困难，并分析了原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国家面临着粮食危机。
　　黄达：实际上他最早向毛主席反映粮食危机是在1960年上半年。庐山会议后，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经济上打断了原来纠“左”的工作部署，使“左”的错误思想和政策继续发展，工农业继续遭到破坏。虽然在庐山会议上没有专门批判先念同志，但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先念同志主管的财贸口被指为“右倾思想”比较严重，他由此而受到批判。
　　高敬增：1960年初，各地粮食部门纷纷告急，粮食征购不上来，国家粮食库存下降，面临青黄不接。面对这种粮食危机的严重局面，先念同志不顾自己因思想“右倾”而遭到错误批判，及时地把全国粮食危机状况，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汇报，并提出解决措施。1960年1月13日，他如实地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报告说，据部分省区反映，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中，10%至20%实际缺粮。4月16日，他又给毛泽东写信汇报，截至4月5日，粮食入库高潮已过，但全国粮食库存517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13亿斤，而销售比去年同期增加。
　　他在信中着重说明粮食管理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和粮食购销任务的艰巨性：“过去，国家主要是管理粮食的购销，负责城市人民和农村一部分缺粮人民的粮食供应；现在已经发展到，国家必须把六亿几千万人民的粮食消费都要更加具体和更加直接地管理起来，国家对于人民群众的粮食是不是够吃，是不是吃饱吃好负有十分重大的责任。”这封信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蒋冠庄：庐山会议以后，很多人不敢说真话了，先念同志在自己受批判的情况下，敢于向毛泽东反映饿死人的事情。在1960年上半年的一天，毛泽东约先念同志到住处谈工作。先念同志到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正靠在床上看书。毛泽东请先念同志到屋里坐下，笑着对他说：“杞人忧天，杞国人来了，请坐下。”言下之意是先念同志关于缺粮的报告是杞人忧天。毛泽东接着就问先念同志：“你是怎么搞的，报纸上讲形势大好，你老是泼冷水，讲什么都不好，你是怎么想的？你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你可不要学杞国人啊。”先念同志看到毛泽东并无严厉批评之意，心情也就放松下来，平和而又认真地对毛泽东说：“我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担心全国几亿人吃不上饭呀！主席你不担心吗？你不要听报纸上吹的那一套，形势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点也不好！老百姓在挨饿，已经死了不少人。有些省一方面说粮食大丰收，另一方面向我写报告要救济粮。我昨天晚上没睡觉，和粮食部长陈国栋等同志商量，调粮搞救灾，原来一列车粮食准备调山东，结果山西来电报说他们饿死的人太多，又把这一列车粮食运到了山西。当前老百姓没粮吃，只好挖野菜、捋树叶度日。”毛泽东听到先念同志这些话，大吃一惊，便让先念同志坐下来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严重情况。先念同志实事求是地汇报了全国粮食购销的严峻形势。毛泽东不仅耐心听，而且不时地提出问题，先念同志一一做答。不知不觉到了吃饭时间。毛泽东便留先念同志同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谈。通过这次谈话，毛泽东不仅了解到全国粮食购销的实际情况，更了解先念同志是在为全国亿万人民的吃饭问题日夜操劳，便放手委托先念同志抓全国几亿人民的吃饭和生活问题。
　　高敬增：在全国出现粮食危机的情况下，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先念同志采取了四项应急措施：采取非常手段调运粮食；统筹安排粮食消费标准，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以确保城乡居民的基本口粮供应；从国外进口粮食；减少城镇人口。我在这只说进口粮食的一项措施。为了尽快解决粮食缺口大的问题，为了农村休养生息，1960年11月29日，先念同志给毛泽东、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写信，正式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作了批示，同意进口粮食。进口粮食的具体工作，由先念同志亲自抓，叶季壮、姚依林、陈国栋、牛佩琮、马定邦等协助。中央同意进口粮食以后，究竟进口多少粮食合适？姚依林请示周恩来，周恩来同意进口50万吨。1960年12月，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商议进口150万吨。1961年1月19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在同外商谈判中已有把握签订进口200万吨的合同，如能进口400万吨粮食，那么我们今年的日子会比较好过一些。经李先念、叶季壮反复研究，报请中央批准，在外汇有保证的条件下，决定进口400万吨粮食。
　　按计划，外贸部从澳大利亚订购的第一批小麦将于1961年2月到达天津港。进口粮食数量大，装卸运输任务重，时间紧，缺乏经验，困难不少。1月27日，先念同志召集财贸办公室办公会议进行专门研究。他在会上说：进口“粮食运到了港口，如果运不到急需的地方，发生粮食脱销，那就成为政治问题”。“粮食体大、笨重，不及时运出码头，就会堵塞，造成整个码头的瘫痪，这是很危险的。所以今天开个动员会，把力量组织起来，一定要做到进口粮食一到港口，就快卸、快装、快转运。”后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进口粮食接运工作组，由先念同志任组长。
　　2月，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批粮食抵达天津港。先念同志在这批粮食抵达港口前夕，就委派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先到天津，检查码头、京津公路及仓库等准备工作进展情况。他叮嘱这些负责人，要定期召开港口接运粮食的经验交流会，不断改进粮食的装卸和转运工作。先念同志当时就好像是前线总指挥，从国外进口的粮食到达哪一个港口，怎样装卸，怎样运输，都是他亲自抓的。
　　1961年8月22日，先念同志主持召开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办公会议，部署1962年进口粮食问题。他指出，明年进口粮食的两条基本原则是：进口400万吨，外汇不要发生问题。同时，他提出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要建立在“使人民生活水平不再降低，物价不再上涨”的基础上。1961年9月22日上午，陈云、先念同志约叶季壮讨论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进口粮食问题。24日先念同志同叶季壮、卢绪章、陈明等，进一步落实从国外进口粮食的事情。从国外进口粮食，在一定程度上逐渐缓解了粮食危机。
　　　　 四、促成中国远洋船队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