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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毛泽东关于卫生防疫的重要论述
发布时间: 2020-03-20    作者:万建武    来源:求是 2020-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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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暴发的这场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这场严重疫情,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正以必胜之心、责任之心、仁爱之心、谨慎之心,坚决打好、打赢这场艰巨的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医疗卫生特别是疫病防治是重大民生问题,更是重大政治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消灭血吸虫病、麻风病、疟疾、鼠疫、霍乱等传染性疾病的人民战争,取得疫病防治的历史性成就。旧社会“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景象,从此一去不复返!重温毛泽东关于卫生防疫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毛泽东熟读中国历史,切身感受过旧中国疫病丛生给人民生命安全和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危害。在他心目中,卫生防疫具有特殊而重要的位置,不仅仅是群众关切、生命攸关的事情,更是决定人心向背、体现党的性质宗旨、事关执政安危的大事。

  群众利益无小事。卫生防疫是民生的重中之重,一定要坚持群众观点,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我们党要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首先“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特别是“生疮害病”这样涉及人命的事。1934年,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深刻阐述了这个道理。他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要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他把长冈乡、才溪乡称为“模范乡”,就是因为他们把涉及群众利益的这些“小事”解决了,把组织发动群众这件“大事”办成了。在《长冈乡调查》中,他调研了当地群众生活特别是医疗卫生情况,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把卫生防疫工作明确为党和政府的职责,这在人民卫生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重于泰山。卫生防疫的特殊性,决定了这项工作的政治要求很高,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极端负责的精神。毛泽东经常讲:“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疫病作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危及人民生命健康,严重影响经济发展,极易造成社会恐慌和秩序混乱,更应引起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讲,这是最起码的政治素养和政治责任。对疫情视而不见、闻而不报,麻痹大意、玩忽职守,是绝对不允许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要求非常严格。1951年9月7日,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向中央报告说:“不少省县以下的党、政领导干部,只把不饿死人认为是政府的责任,对因不卫生而病死人则重视不够,认为是难以避免的‘天灾’。”这个苗头性问题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他看到报告后,马上以中央名义作出指示,严厉指出:“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为引起各级领导足够重视,他列举分析了每年全国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的损失数量,认为这可能超过了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造成的损失,强调“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正是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作出“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的论断,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阐明了卫生防疫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在毛泽东的关心和领导下,新中国卫生防疫的体制机制很快建立起来,天花、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尤其是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防治取得重大进展。1958年6月30日,当他得知江西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后,兴奋异常,“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第二天清晨,写下著名的《七律二首·送瘟神》。我们党用实际行动兑现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承诺。人民群众欢呼:“中国人民有了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不管是天灾人祸还是牛鬼蛇神,什么都不怕!中国人民有力量,中国人民真幸福!”

  送走血吸虫病、鼠疫等一个个“瘟神”,并不意味着从此天下太平、乾坤净朗,与各类疫病绝缘。预防和控制传染性疾病,是一场持久战,但往往更是突如其来的遭遇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风险,始终是我们须臾不可放松的大事。新冠肺炎疫情,“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给全党吃了定心丸,让全国人民有了主心骨。疫情发生以来,他时刻关注疫情形势,连续主持召开会议进行研究部署,不断作出重要口头指示和批示,亲赴北京、武汉疫情防控一线调研指导,考察疫情防控科研攻关工作,及时制定疫情防控战略策略和方针政策,领导防控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面对疫情防控这场输不起的战争,中国人民没有退路,只能迎难而上,坚决斗争,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但同时,更要保持战略定力,越是兵临城下,指挥越不能乱,调度越要统一。要认识到疫情的冲击只是短期的,决不能被困难和问题吓倒,更不能慌了手脚、乱了阵脚。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的精神,把党中央的每一项部署、每一个要求都落实到位,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共同打好疫情防控战。

  “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

  疫病防治是一场战争。这是毛泽东的重要观点,主要强调疫病造成的影响和损失十分巨大。他以血吸虫病为例分析说:“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

  既然疫病防治是一场战争,那就必须按打仗的方法认真应对。“用药如用兵,用医如用将。”毛泽东从军事和战略的高度,极富创造性地提出疫病防治每个阶段、每个环节的战略战术和方法举措,展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

  第一,在疫情初发时,强调要保持高度警惕,及时公开信息,做好防控准备。

  如实公开灾情,是毛泽东的一贯要求。1952年春,华北各地疫病相继发生并蔓延发展,主要是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白喉等。毛泽东收到疫情报告后立即批示:“周总理:似宜通令全国各地普遍注意疫情,有疫者治疫,无疫者防疫,并将华北防治时疫文件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办。”

  1959年6月,广东发生严重水灾。毛泽东得知后马上批示:“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

  在灾情面前,毛泽东的战略决断力、实事求是精神、科学严谨态度和为民情怀,令人动容!

  第二,在疫情防控上,强调要统筹协调,实行“三者结合”的防治策略,即“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

  毛泽东历来认为,“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要大家来做”。疫病防治更是如此。党组织是领导保证,科学家是关键,人民群众是主力军,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就能打赢疫病防治战。

  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动员群众广泛参与,是毛泽东始终强调和重视的。发挥科学家尤其是医务工作者的作用,也是他提出的明确要求。“一切卫生医药人员都要振作起来,与党委、群众组成三结合,显示自己的能力”。1956年2月,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写信提出,用火焚烧的办法对消灭钉螺更有效。毛泽东见信后立即批示卫生部重视此意见,并叮嘱“开会时可邀秉志先生前往参加”。这个故事,使血吸虫防治科学工作者深受鼓舞。

  第三,在救治病患时,强调要坚持中医和西医相结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1944年元旦刚过,延安周边出现严重的传染病疫情。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特意讲了这件事。他说:“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想什么办法呢?只有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但在当时,一定程度上存在崇尚西医、相信西医,看不起中医的观念。为了使这两种医生组成“统一战线”,共同防治疫病,毛泽东提出“中西医结合”的倡议。他解释说:“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他重视发挥中医的作用,认为“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中医药在疫病救治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充分证明。

  第四,在抗灾救灾时,强调要加强社会救济,解决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生产。

  救灾是疫病防治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深知人民生活困难,一遇天灾人祸就是难以承受之重,必须“保证不饿死一个人,不冻死一个人”。“此问题解决的好坏,对各方面影响甚大。”所以,在安排救灾时,他总是强调要“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把保障群众的吃住放在首位,并经常亲自批示调配物资,保证灾区生活供应。

  灾后重建是战胜灾害、恢复秩序的根本之策。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不久,政务院就发出《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指出:“生产救灾是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死问题,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在灾区巩固存在的问题,是开展明年大生产运动、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之一,决不可对这个问题采取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在抓生产救灾时,毛泽东尤其关心灾区的税赋负担,强调“征粮必须不超过中央规定的比率,大大减轻民负”。

  毛泽东关于防治疫病的战略战术和思想方法,是新中国卫生防疫工作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已经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得到贯彻和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直接领导和指挥下,我们举全国之力进行疫情防控,采取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防控和救治举措,逐步形成一整套更加科学有效的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比如:突出强调“及时准确”和“公开透明”,建立完善的疫情信息通报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群众更多知道党和政府正在做什么、还要做什么,对坚定全社会信心、战胜疫情至为关键。”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各国携手应对。要深化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发挥我国负责任大国作用。疫情防控已经成为我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实践。

  明确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建立科学精准的疫情防控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提炼概括的“十六字”总要求,字字千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指引作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科研工作者努力攻关,人民群众广泛动员,医务工作者奋不顾身,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闻令而动,构筑起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展示出全国一盘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强大制度优势。

  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建立健全重大疫情救治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死率。这是当前防控工作的突出任务。”要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加快筛选研发具有较好临床疗效的药物,全力救治患者。他高度赞扬医务人员的奉献精神,要求务必重视对医务人员的保护、关心、爱护。

  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作出工作部署。他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会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发展,越要增强信心、坚定信心。”各级领导干部要扛起责任、经受考验,既有责任担当之勇、又有科学防控之智,既有统筹兼顾之谋、又有组织实施之能,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和谐稳定。

  实践证明,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举措是有力有效的。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应对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高超能力。

  “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

  “坏事能否变成好事?”这是毛泽东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命题。他认为,“乱子有二重性”,这种事情发生以后,“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