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对一代伟人毛泽东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他的生命定格于1976年的这一天，他一生中许多重要事件都发生在这一天。这一个个“9月9日”，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伟人波澜壮阔一生的大致轨迹。从投身革命至1949年9月9日前后，是他参与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完成民主革命任务、成立新中国的奋斗历程；到1965年9月9日的一系列“9月9日”，则是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努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基础；再到逝世的9月9日时间串里，当是他着重于巩固政权而搞了“文革”，当然其中仍穿插着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努力。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也正是这天，遭遇了唯一一次被捕，后机智逃脱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根据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领导和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易礼容任行动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

　　9月9日，起义从破坏粤汉铁路北段开始发动。11日，起义军分别从江西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进入湖南境内，会合平江、浏阳地区的起义农民，准备会攻长沙。起义军先后取得老关、醴陵、浏阳、白沙东门市等战斗的胜利，占领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在战斗中相继失利。毛泽东迅速命令起义部队第一、三团与第二团余部，到浏阳的文家市集中。19日，前委在文家市召开会议。毛泽东根据客观形势做出了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于20日带领部队撤离湘东地区，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29日，起义部队1000人左右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改编。经过改编，起义军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党在部队中建立了各级组织，特别是把支部建在连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10月27日，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开始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

　　就在9月9日这天，毛泽东还遭遇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在途经浏阳张家坊时，他被当地清乡队抓住，在押送去团防局准备处死的路上，侥幸机智逃脱。在一个水塘边的密草丛里躲到黄昏，才死里逃生。

　　1928年4月28日，朱德带领南昌起义的部分队伍与毛泽东带领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从此，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这一条路让中国共产党由弱变强，最终把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

　　1930年9月9日，中共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随后诞生了“毛主席”这个称呼，直至被爱戴尊称到永远

　　1930年9月9日，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召开会议，决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临时中央政府。

　　1931年11月7~20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临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都是毛泽东。从此，有了“毛主席”这个称呼。此次大会选举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等为副主席。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1931年12月，周恩来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0年9月9日中共中央的会议和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把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联系在了一起。从此，这三位现代中国的伟人互相支持、并肩战斗了46年，直至1976年在同一年里相继逝世。

　　 

　　1935年9月9日，红军长征走到最艰难的时刻，张国焘却密谋与毛泽东分庭抗礼另立中央

　　1935年8月底，右路军（中央红军）穿过草地到达四川班佑、巴西一带，等待与左路军会合。中央政治局于8月24日将毛儿盖会议决定电告张国焘。但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四川阿坝后，违抗中央命令，拒不与右路军会合，并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甚至企图危害党中央。9月9日，张国焘给右路军在一起的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发了份密电。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首先看到此电文，立即报告了毛泽东。

　　9月9日晚，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随即连夜召开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周恩来、王稼祥、李维汉等人参加会议。毛泽东等一致认为，张国焘依仗优势兵力，妄图凌驾和危害党中央；在这种危急关头，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会议决定，立即率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

　　9月10日凌晨，党中央率直属纵队离开巴西地区，同时发布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党中央和毛泽东率红三军团、军委纵队和红军大学一部于11日晚陆续到达甘南俄界，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团会合。12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毛泽东《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会后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再次电示张国焘要他改正错误，率领部队北上。但张却顽固坚持错误主张，率领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原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并于10月间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央。朱德、刘伯承等坚持全党团结，在艰难处境下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错误进行斗争。

　　这样，毛泽东又一次将红军从危难中解救了出来。它是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一次关键会议。

　　1943年9月9日，开会对王明路线的错误进行彻底清算

　　在中共历史上，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王明路线对革命造成的危害最大、时间最长。直至1943年9月9日，才开始对王明路线的错误进行彻底清算。这一天，中共中央开会批判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1943年9月9~10日，中央政治局连续三次举行会议，批判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

　　这三次会议对于确立毛泽东在中共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路线在中央的主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1945年9月9日，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于谈话中说了句著名的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经过长达8年浴血抗战的中国民众强烈渴望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一心想打内战的蒋介石近10天之内即向延安连发三封电报，假意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毛泽东为了国家前途和人民利益，为表示对和平的诚意，全然不顾个人生命安危，于8月28日下午飞抵山城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9月9日，毛泽东在红岩村专门会见了后来成为亲密诗友的郭沫若、于立群等，并与他们共进晚餐。当谈到郭沫若在文化界应采取的态度时，毛泽东认为态度应该强硬些，要有斗争，并且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且耐人寻味的著名话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与诗友的会见，启发了毛泽东要用诗词赠给重庆谈判和未来中国的想法。10月7日，毛泽东将一生中写得最好的一首词《沁园春·雪》题写在给柳亚子的纪念册上。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的当天，此诗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立即轰动政坛并引起一场罕见的文化风云。

　　9月9日还是中国在南京正式接受日本投降的日子，标志着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及其军队为中流砥柱的中国抗战胜利结束了。

　　1948年9月9日前后，在西柏坡主持召开自1947年3月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

　　为适应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确立新的战略任务，党中央和毛泽东于1948年9月8~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它是抗战胜利后召开的一次规模较大的重要的中央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战略任务以及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等问题的报告。一是确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任务。二是制定了进行战略决战的正确部署。三是规定了加强纪律性与健全党委制度的措施。四是提出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重要思想。按照九月会议的战略部署，华东人民解放军执行中央军委“攻济打援”的指示，于9月16日开始全面展开了济南战役，经过八昼夜的激烈攻坚战，一举攻克济南。9月12日至11月2日，东北人民解放军胜利地进行了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辽沈战役。这样，就使中国的军事形势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九月会议之后，从济南序幕之战到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一个有机的战局整体，它们一环扣一环，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地向前发展。

　　1949年9月9日前后，在筹建新中国的百忙中，多次下工夫审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1949年9月9日前后，毛泽东潜心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以迎接新国家的诞生。毛泽东至少对《共同纲领》四次草案稿作过200余处精心修改。不仅如此，他还亲自校对和督促印刷。其中，他改写了这样一段话：“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各级政府机关为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

　　在忙于修改审定《共同纲领》的同时，毛泽东还时刻关注解放战争。9月9日，针对攻歼白崇禧部的部署问题，他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邓子恢电：“陈赓、邓华两兵团，第一步进占韶关、翁源地区，第二步直取广州，第三步邓兵团留粤，陈兵团入桂，包抄白崇禧后路。陈兵团不派任何部队入湖南境，即不派部去郴州、宜章等处。”“程子华兵团除留一个军于常德地区，另一个军已到安化地区外，主力两个军，取道沅陵、芷江，直下柳州”，“另以三个军，经湘潭、湘乡攻歼宝庆之黄杰匪部，与程子华出芷江的两个军摆在相隔不远的一线上。”13日起，林彪、邓子恢指挥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采取大迂回作战方针，分三路南进，并于10月6日至16日在衡阳、宝庆地区歼灭白崇禧第七军和第六十八军等部47000余人，解放衡阳、宝庆、芷江和大庸等城，为之后进军广西和第二野战军入川创造了条件。

　　1951年9月9日，作出“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决定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又是一项极其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要把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与国家工业化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其困难可想而知。新中国诞生后，迅速进行了土地改革，地主阶级被打倒了，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毛泽东认为，土改后，要使广大贫苦农民能够迅速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实现工业化，要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就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

　　1951年9月9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于12月发给各级党委试行。《决议》指出，土改后农民中存在发展个体经济和实行互助合作的两种积极性，党一方面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在农民中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件而稳步前进的方针，在农村发展互助合作运动，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

　　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并于26日公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说：“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中心。”10月15日和11月4日，他两次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指出：“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

　　为了实现农业集体化，从1951年9月起至1956年底，中国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这是中国农村自土地改革之后的又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几亿农民开拓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伟大尝试。到1956年底，入高级社的农户已达10742万户，占农户总数的87.8%。至此，全国提前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我国农村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农业集体化的实现，解放了生产力，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1956年9月9日前后，全身心投入筹备八大，并着重多次认真修改审定《政治报告》

　　1956年9月9日，毛泽东用心修改关于党发展方向的八大《政治报告》。

　　从8月上旬到9月14日，毛泽东对《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倾注了极大心血，多次逐字逐句认真推敲和反复修改。在保存下来的80多份修改稿中，经他修改的就有21份。毛泽东对《政治报告》最重要的修改，主要在如下几处：一是关于党的中心任务。经毛泽东的认真推敲和斟酌后表述更为精确到位：“就是要依靠业已组织起来的勤劳勇敢的六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来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工作，以便迅速克服我国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状态，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二是看了原文的某段话感到没点出问题的实质原因，便在一旁批注道：“要讲一讲理由：即为了不要个人突出。”本着这个精神，“党的领导”一节中加强了关于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的论述，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把防止对于个人的神化作为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内容。三是在修改“国家的政治生活”一节时，加写了两段十分重要的话：“解放台湾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原则，昭示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四是对“国际关系”一节反复作了修改。曾加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支持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我国政府和人民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今后还应当做更多的工作，争取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使它们更加发展，以有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也就有利于我国的建设。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要做到的。”这段重要思想，在修改定稿后的《政治报告》中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和发挥。

　　与此同时，8月22日、9月8日和13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南海勤政殿、怀仁堂主持召开七届七中全会第一、二、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提交八大的重要文件，对大会的有关事项作出决定。在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先讲了一下文件准备情况和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预选情况。会议对《政治报告》和其他几个文件进行讨论后，基本通过。在谈到八大文件的修改过程时，毛泽东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八大预备会议也从8月30日至9月12日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在对会议议程作了说明后，就八大的目的和宗旨、继承党的传统、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经济建设等问题发表了意见。七届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在团结、和谐、生动活泼的气氛中先后结束，为9月15日至27日顺利召开八大作了各方面的准备。

　　《政治报告》明确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1965年9月9日，曾使用一国两制模式来解决其问题的西藏自治区成立

　　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经过近10年的筹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的议案获得批准。1965年9月1～9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拉萨召开，大会选举阿沛·阿旺晋美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选举产生了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至此，全国五个省级自治区全部成立，百万农奴的翻身掀开西藏历史的新篇章。

　　　  1970年9月9日，九届二中全会后离开庐山

　　1970年9月9日，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离开庐山。

　　下午两点半，毛泽东乘车来到牯岭饭店门前，下车后沿公路步行至隧道口。他满面笑容，频频向群众挥手示意，沿途接见庐山军民。在这次会议上，林彪集团改变原定的议程，利用“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两个问题挑起事端，制造混乱；毛泽东随即挫败了林彪的阴谋活动。毛泽东离开庐山后，显然开始与林彪分道扬镳，随后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又对林彪集团采取“搬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的办法，瓦解了林彪控制的军事力量。

　　1971年9月9日，果断令专列离开杭州，粉碎了林彪集团布下的死劫

　　1971年9月9日，对毛泽东来说，应是惊心动魄的一天。一路南下巡察的他于9月3日到达杭州。但是在9月8日晚上，他得到消息说，有人提出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的运营线上“影响飞机起降”，使直觉敏锐的他意识到处境严峻。

　　9月9日，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专列立即转移到绍兴附近，大部分的工作人员则向杭州西部进发，将行李与书籍向另一方向运输；自己却秘密地留在杭州不动。10日凌晨6点，他突然调回专列离开杭州直赴北京。

　　事后得知，正是在9月8日，林彪下达了“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林立果等人决定马上启动蓄谋已久的“五七一工程”（即武装起义谐音的代号工程），欲以空中炸弹、地面火力突击加害毛泽东，并立即把谋害毛泽东的地点选在杭州——南京之间，且派于新野当晚赶到杭州，向直接负责毛泽东在杭州期间警卫工作的陈励耘布置任务，希望在9月9日那天将毛泽东驱离杭州前往上海，以便行动。

　　正是毛泽东9月9日的决策，使林彪集团的谋害方案没有得逞。9月13日，林彪选择叛逃出国，赤裸裸地将其篡党夺权的本质暴露无遗。

　　1976年9月9日凌晨，毛泽东逝世，举国哀悼；联合国会上140多个国家的代表肃立默哀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带着乡愁情思逝世，享年83岁。当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通告了这一噩耗，并高度评价毛泽东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9月11~17日，吊唁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农村、学校、街道等一切基层单位也都举行了吊唁活动。9月18日，首都工农兵各界群众参加的百万人追悼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200多个国家、政党和组织及其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向中国党和政府表示深切哀悼。9月21日，联合国第31届大会开幕式上，与会140多个国家的代表为悼念毛泽东肃立默哀。（摘自《党史文汇》2013年第9期，原文约12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