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评近期几种偏激观点
李方祥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一以贯之的坚定立场。十八大报告从党90多年历史的宏大视野，对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和历史地位做了一段沉甸甸的论述：“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党的十八大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龙去脉的角度，评价了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无疑是一个崭新的角度，对于我们正确评价毛泽东提供了历史观和方法论方面的有益启发。
必须从中国共产党整个历史
而不能只从某个历史片断来
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对历史人物的一生作出整体评价，不同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某一次重大实践活动或他的某一方面，必须从整体上考察他一生所从事的重大历史活动，才能得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评价毛泽东必须坚持全面的、整体的原则，从党的整个历史发展、从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起到了怎样的历史作用，对后世产生怎样的影响。如果只抓住他一生中的某个历史时期或某个历史事件就轻率地做出评价，这样的结论显然是片面的。
首先，毛泽东的一生功过分量是不同的，绝不可等量齐观，必须分清功绩和错误究竟何者为第一位的问题。
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既高度概括了毛泽东的三件“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又高度评价了他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所产生的深远意义。他指出：“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为古老的中国赶上时代发展潮流、阔步走向繁荣昌盛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从整个党的历史来看，毛泽东做的这三件事都是古往今来了不起的大事，一个人只要能够完成一件就足以名垂青史，更何况毛泽东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虽然犯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但是正如历史决议所指出的，这十年毕竟“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取得了旧中国所不可能取得的巨大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全面认真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而这一切，又都是在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下所取得的。邓小平在指导起草历史决议的前后，多次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在修改党章和1982年宪法草案时，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写入宪法。1980年2月5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的意见，当胡耀邦汇报到总纲中没有提毛泽东的名字时，邓小平坚持必须写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他强调指出：“这个问题是总纲中最大的问题。作为一种科学的语言，马克思主义是可以包括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但如果我们的党章中只提马克思主义，不提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国际上就会有人说我们党的性质变了，国内就牵涉到一个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所以，要写上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1981年12月26日，他在同胡乔木谈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问题时，强调指出：“宪法序言里要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其次，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必须恰如其分，这首先是一个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问题。
近年来党中央强调要讲政治，要讲政治立场、政治态度，能否科学评价毛泽东特别是能否正确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辨别一个人持什么样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的试金石。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往往就是从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作为突破口。邓小平多次强调，“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否则“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近年有个别人不断地渲染、夸大党史上的一些失误，使人形成一种错觉，似乎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都在不断地犯错误直至“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其实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上半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们恢复了国民经济，进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改造，召开了党的八大并开始独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等等。毛泽东在这个阶段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重大决策，总体上是正确的。邓小平曾经多次明确肯定了这一段的历史，他指出：“建国后的头八年，也就是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我们搞得不错”。对于这一段历史以及邓小平的这一论断，党史学界和社会上大多数人没有什么分歧。问题在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邓小平曾有一个说法，他说：“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事实上，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左”的错误的确开始出现，并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个时期，尽管开始出现“左”的错误，但是并没有起支配作用，没有发展成为全局性的错误。毛泽东总体上还是比较清醒的，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他曾多次带头纠“左”。邓小平在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从理论上说，毛泽东不断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富有创见的理论观点，其中有些虽然是零碎的、不系统的，甚至是思想火花，但都是极为宝贵的。在实践上，这十年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也都取得了新的进展。
即使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固然需要负主要责任，但是也不能把这十年的毛泽东妖魔化。1987年10月，邓小平在同匈牙利客人谈党史时就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灾难，但这期间并不是一点好事都没做，比如那时中国加入了联合国，同日本建交，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不仅如此，毛泽东在晚年还制定了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的决策，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称它“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对于“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此外，毛泽东对如何巩固社会主义政权、防止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做了很深远的战略考虑。
历史人物的评价既需要在充分占有史实基础上的具体分析，同时又必须在具体分析基础上进行综合评价。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一些人借我们党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之机，企图利用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来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邓小平和我们党作出的这个根本结论是科学的、恰如其分的，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因为它是在严谨考量毛泽东一生功过得失的基础上而得出的结论。
必须从党的领导集体来看
毛泽东的突出贡献，而不能以
其他领导人来贬低毛泽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然而，也有一部分人从反对对毛泽东的神化，走向了贬低、否定毛泽东的突出作用和历史地位，特别是在近年极个别人把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对立起来，通过不恰当地抬高其他重要领导人来达到贬低、抹杀毛泽东的突出贡献。
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部分其源头是朱德的军事实践”，等等。就军事而言，在党中央领导集体中，毛泽东与朱德在党内、在军内都是很优秀的，而且是各有特色、各有所长。如果就具体的用兵作战指挥而言，朱德的军事知识、实践经验要比毛泽东丰富。毛泽东的优势在于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以及对客观事物的理论分析、归纳概括能力，对中国革命的经验尤其是对军事斗争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方面，具有相对比较突出的优势。这主要表现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许多具体经验，经过毛泽东的概括和总结，就上升为指导人民军队军事斗争的重要的军事原则。这样，经过理论层面的概括，具体的作战经验就提升为反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理论。从认识论角度看，这是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这是人们认识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而在中共党内，毛泽东在这方面的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这不只是表现在军事理论这个方面，其他方面也都有这个特点。历史决议说毛泽东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居于首要地位”，我想，对中国革命实践的高度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这应当是首先一条。
其次，有些理论观点是党的其他卓越领导人率先或比较早提出的，但经过毛泽东的丰富和发展，使之更加全面、更加系统，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持久战问题就属于这类。有的人认为是朱德在1937年4月12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最早提出抗日持久战。这个看法是值得推敲的，查阅文献可知，至少在1936年7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已经提出坚持持久抗战的各项方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仅吸收了朱德等其他领导人的观点，而且从战略层面有了更全面、更系统的分析和概括。毛泽东不仅提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而且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发展过程的三个阶段及其各自的特点，并提出了一整套具体的战略方针。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这部著作是对抗战十个月经验“做个总结性的解释”，因此，使大多数关心中国抗战进程和前途的人们感到，这是一部既充满辩证法又具有理论高度的军事著作，在国内外获得很高的赞誉，正如一位外国记者所评论的，“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需要指出的是，这只是一个具体例子，毛泽东的独特作用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毛泽东的丰富发展，不是把现成的结论简单地吸纳、拿来，而是有他自己的独创性创造。
第三，有些理论观点和党的重大方针、决策，是毛泽东在纠正历史上的“左”右倾错误、深刻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党的历史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曲折的，是在不断纠正错误中前进。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在具体的探索中也会犯错误，有时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是从总体上看，毛泽东比党内其他同志高明一等、略胜一筹，并不是他有先知先觉，而是在于他注重调查客观实际，善于反思、善于从错误和失败中总结教训，因此，与党内其他领导同志相比，他往往能够比较早发现和指出工作中的错误，及时加以纠正和总结，并形成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决定，以避免重犯类似的错误。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能够在不断总结经验、修正错误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在党史上这类现象不胜枚举，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许多根据地发生了类似打AB团等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郭化若说“毛泽东同志是谨慎的”，但受到整个环境的影响，其对AB团的实际情况的掌握是有限的，对肃反扩大化的认识也是有限的。一旦他发现搞错了，毛泽东就立即予以纠正，所以他也是党内首先吸取教训并加以纠正的人。当他知道陕北“左”倾肃反滥捕滥杀而使根据地陷入危机的紧要关头，毛泽东“果断决定‘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国家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和贾拓夫等组成工作组前往调查并制止。后来，在延安审干时，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方针，也正是吸取了土地革命时期各根据地肃反扩大化的历史教训，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于这段历史，邓小平曾经说过：“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候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即使是“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毛泽东也曾纠正过“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的错误。比如说他也保护了一批老干部免受“文革”的冲击；解放过一批老干部，使他们重新出来工作；在“文革”后期，对“四人帮”多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且抵制住江青在四届人大的“组阁”阴谋。邓小平被打倒后，“四人帮”一直想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但始终未能得逞。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几次提到毛泽东设法保护他不被加害，他说：“我比较安全。有毛主席保护，专门指定人和部队保护我”；“就我个人来说，对个人安全是放心的。‘四人帮’非要打倒我不可，打倒还不算，还要把我整死。我的职务是撤掉了，但毛主席还保留了我的党籍。毛主席指定专人、专门的部队保护我的安全，并明确交代别人不准插手干预，也就是不准‘四人帮’干预”。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毛泽东比较注意听取党内外的不同意见和建议，并择善而从之，他提出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以及他作出的一些重大决策，往往是在听取、吸收他人正确的意见并加以总结的结果。也正是由于如此，毛泽东往往代表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中指出：“中国的革命自从他参加领导以后，方向就一天天地端正起来。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四个阶段都是正确的，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的……在中国革命三十年中的许多历史关键时刻，他的方向都是正确的。”
我们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时，应当既要看到党的集体作用，同时又要看到毛泽东的个人作用；既要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又必须指出在创造和总结这个理论的过程中，毛泽东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毛泽东是主要代表，他的科学著作，是对党的经验的集中概括。正如陈云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党里头没有第二个人写出这样好的著作”。
30多年前，邓小平曾经语重心长地提醒全党同志：“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认识。”30多年过去了，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邓小平在正确评价毛泽东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一位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深谋远虑和远见卓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