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方针的提出有一个发展过程。1950年，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戏曲工作会议，总结戏曲改革的成绩和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京剧和地方戏谁为主的争论。毛泽东在广泛征求意见时，结合他1942年在延安提出的“推陈出新”，形成了戏曲改革“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1951年4月3号，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任院长的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他亲笔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一题词为新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构成为“双百”方针的重要一环。1956年以来，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党和国家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要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去，迅速发展我国的经济、科学和文化事业；另一方面，在科学文化领域内仍然存在着一些“左”的思想影响。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对非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进行改造和批判，学习和宣传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是完全必要的，改变了知识界、文化界各个领域的状况；但是，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也出现了片面性，出现了学术、文化和艺术问题上乱贴政治标签，动辄打棍子、扣帽子等粗暴现象；文化教育方面学习苏联也出现教条主义，这严重损伤了部分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和繁荣。针对这种情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十大关系的过程中，提出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艺术和技术性质的问题区分开来。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作过“对学术问题的不同意见不应禁止谈论”的批示，已经蕴含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实质[28]。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29]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和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根据“双百”方针实施以来的情况，进一步完善了“双百”方针。他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30]这个表述更规范完整。他明确宣布，这是一个基本的、长期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提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31]毛泽东还把它作为科学艺术发展的规律来认识：“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毛泽东明确了“双百”方针的适用范围：（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32]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还阐明了“双百”方针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关系。他说：“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33]因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34]至此，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自己的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道路[35]。

　　“双百”方针的提出，顺应了繁荣文化艺术、发展科学技术的时代要求，反映了当时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团结、社会进步的国家形象，反映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一种信心。它一经提出，立即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使学术文化事业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发展景象。尽管这一方针在贯彻执行中曾受到“左”的干扰，但由于它正确地反映了学术文化发展的规律和时代的特征，所以“大大促进了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半个世纪以来在这些文化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是前人所不可企及的，有些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36]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证明了“双百”方针的正确。

　　五、明确了新文化的发展目的

　　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离开了人来谈文化，离开了人的文化素质、文明素质、精神面貌，来谈文化建设，就会忽略文化建设的根本，因此，就有一个文化为了谁、依靠谁、服务谁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新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37]，应该为人民服务。列宁在1905年发表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提出了文学事业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的思想。[38]列宁关于文化的功能的主张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影响[39]，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丰富和发展。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谈到了艺术作品的内容要适合时代，要适合大众的要求。他说：“艺术至上主义者是只注重味道好不好吃，不管有没有营养，他们的艺术作品内容常常是空虚的或者有害的。艺术作品要注重营养，也就是要有好的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40]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主要解决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他开宗明义，“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41]工人，农民，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42]文艺如何为大众、为工农兵服务？毛泽东认为，文艺工作者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前提是深入了解和熟悉群众生活。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能进入创作过程。”[43]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从中吸取艺术养分，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才能创造出具有永恒魅力的经典之作。这就解决了文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阐明了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关系中国文化的前途，毛泽东始终旗帜鲜明。1944年1月9日，他在《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写道：“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的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44]

　　关于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毛泽东明确指出，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因此，“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又说：“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45]

　　正是在毛泽东文艺方针指导下，延安的革命文艺开始真正与广大工农兵群众相结合，许多来自上海亭子间的文艺工作者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同人民群众相结合，虚心学习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立场，致力于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同时注意形式和内容的结合，同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关系，语言上也做到了相当的大众化。如发展秧歌、快板书、春联、小调、章回小说、年画等。在教育方面，设识字组，编写普及生产知识的教材，让农民学会打算盘、记账、写信、写路条，提高农民文化水平。总之，毛泽东致力于文化生产者的工农化，文化品格的大众化。这种文化形态与当时的革命环境高度契合，创造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的人民文化，把革命文化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正是通过这些通俗易懂的文化形式为广大人民丰富了文化生活，廓清了思想上的迷雾，起到了安定人心、凝聚力量、鼓舞斗志的作用，从而为党领导人民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新中国成立，建立的是人民的国家，毛泽东向往的新文化形态自然是“人民的文化”，即劳动人民实现文化翻身，文化向劳动人民敞开大门，为劳动人民服务，打破知识精英垄断文化的格局。1949年7月，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要求全中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46]大会确立了新中国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开启了新中国人民文艺的主潮。以此为契机，人民文化、人民艺术、人民教育等文化事业蓬勃开展。1960年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确认在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下，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政策，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最正确、最宽广的道路[47]。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中“二为”方向的正式概括，是对延安时期文化建设思想的进一步阐发。

　　综上所述，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在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同时，在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中表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荡涤封建文化、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作为文化纲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创造出以延安革命文艺为代表的中国先进文化，并总结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双百”方针，坚持了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对中国文化事业尤其是先进文化建设中的带有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深刻地影响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实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探索的历史起点。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历史时代局限，毛泽东晚年的文化探索比较明显地存在着理性认识与实践操作相脱节的问题，提出的一些文化建设思想在实践中没有得到严格遵守和真正执行。而且，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与“左”倾思想影响，探索中出现偏差与失误，甚至出现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错误。但是，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新文化建设思想，对文化强国目标的追求以及繁荣文化的举措，有着指导与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