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中期，毛泽东开始探索

　　1950年初，毛泽东在准备以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也在筹划着和平谈判的一手。谁担任去和蒋介石集团接触的任务呢？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把目光盯在了张治中身上。张治中是国民党大员，陆军二级上将，曾任湖南、新疆两省主席，担任过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与蒋介石交往密切。同时，张治中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很密切，曾代表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过多次谈判。

　　1950年3月11日，毛泽东给尚在华南的张治中发出了《关于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给张治中的电报》，希望他“刻意经营，借收成效”。3月20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张治中，让他来北京商谈这一工作。张治中由华南赴京时，毛泽东曾亲自致电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指示其为张治中北上布置沿途护卫任务，可见毛泽东对张治中此行的重视。但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党中央和毛泽东不得不暂时终止了与台湾当局的和平谈判。另外，限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将和平方式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主要方式，真正将和平方式作为重点考虑并提上议事日程，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

　　进入50年代中期，国内外形势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国内各项社会改革取得伟大成绩，经济建设已成为整个国家生活中的主要任务，人民需要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来从事经济建设。在台湾，国民党当局于1955年前后完成了“党改”、“土改”工作，岛内政局趋于稳定，民众不希望看到新的战争发生。在国际上，朝鲜停火得以维持，印度支那问题和平解决的协议也已经达成；美国虽与台湾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但并不想过深地卷入与中国的对抗。另一方面，武力解放台湾，面对200多公里的台湾海峡，如果没有强大的海、空军支持是不行的。特别是美国还横在海峡两岸之间干涉中国内政，成为解放台湾最大的阻力。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适时调整政策和策略，将解放台湾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看待。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从祖国统一的大计着想，毛泽东逐渐考虑在不改变武力攻打台湾及附近岛屿的同时，探求其他解决办法，并由周恩来在外交口寻找机会，争取和平解放的可能。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由周恩来负责此项工作。1954年7月，毛泽东致函周恩来，指示加强对台工作，以完成祖国的统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决定成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周恩来直接领导对台工作。8月27日，周恩来在接见朝鲜南日外相时说：“在台湾问题上，我们总的口号是：解放台湾。但是，这要有步骤地进行，因为中国海军还未锻炼好，各方面的准备还需要时间。”9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中指出：解放台湾是“我国的既定方针”，“斗争是长期的，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海、空军，就要有时间去把它建设起来”；“斗争是复杂的，因为这个斗争有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对内，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要采取军事斗争的方法；对外，“在美国尚未参加战争的时候，要采取外交斗争的方法”。“除了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以外，还必须在宣传工作、政治工作、经济工作等方面同时加紧努力……扩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孤立美国侵略集团，最后达到解放台湾。”

　　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对我们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宣传，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利用参加万隆会议的机会，阐明我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对台立场，让更多的国家了解事实，支持我们，扩大我国的影响。另外还可以见机寻求与美国直接对话或谈判，以缓和台湾海峡紧张局势。为此，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担此重任。行前，毛泽东与周恩来经过讨论，商定可在会议期间，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阐述了我们对外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对目前台湾海峡局势的看法，博得了与会各国代表团的广泛同情与支持。许多国家纷纷要求美国政府响应中国政府的建议，尽早就缓和紧张局势，从台湾撤兵等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首次向外界表达了中国在可能的条件下和平解放台湾的信息。这一立场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得到各国代表的普遍赞誉。

　　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是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正式对外宣布和第一个公开提出并阐述，是由周恩来完成的。1955年5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公开地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凡是能够团结的，愿意站在我们队伍的人，都要团结起来，不管他过去是做什么的。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周恩来随即在2月初的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斗争”的口号。

　　1956年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和平的解放台湾而奋斗》。4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等政策主张。7月29日，经毛泽东审阅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目前对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应采取多方影响，积极并且耐心争取的方针。工作重点应放在争取台湾实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这就是通过各种线索，采取多样方法，争取以蒋氏父子、陈诚为首的台湾高级军政官员，以便台湾将来整个归还祖国。”

　　1956年夏，一位神秘人物的到来，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浓厚兴趣。他，就是曹聚仁。曹聚仁，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和杰出的爱国文化人士。他早年曾在赣州帮助蒋经国办过《正气日报》，与鲁迅、周作人兄弟交往甚密，与海峡两岸的不少重要人物都有交往。1956年到1959年，曹聚仁多次受邀回大陆采访，毛泽东曾数次接见他，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也多次接见他。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陈毅及张治中等先与曹聚仁会谈。1956年7月中旬，周恩来先后3次接见曹聚仁。周恩来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有过两次，第一次合作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第二次合作取得抗战的胜利，为什么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曹聚仁以周恩来谈话为题写成文章，发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报》上，正式向海外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震动。

　　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泽东推迟了与印尼总统苏加诺会见的时间，专门接见了曹聚仁，并作了长谈。毛泽东与曹聚仁谈到了台湾问题，具体阐述了中共“和平解放”的新方针新政策，希望曹聚仁把话传到台湾去。曹聚仁回港后积极给蒋经国写信的事实，也印证了毛泽东和他谈话的意图。但是台湾方面对曹聚仁的来信，没有任何积极答复。

　　1956年春，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许孝炎立即从香港飞往台北，亲手将信交给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详尽报告。蒋介石展开中共中央的信件反复看了几遍，沉默无语，没有作任何表示。1957年初，经过一年的考虑，蒋介石突然召许孝炎回台北，让他推荐人选。许孝炎考虑再三，提出三个人：曾任“立法院长”的童冠贤、曾任“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山和“立法委员”宋宜山。蒋介石反复权衡后，选中了宋宜山。宋宜山的哥哥为原国民党被俘将领宋希濂，时在大陆功德监狱服刑。派他回大陆，可以借探亲的名义掩人耳目。1957年4月，宋宜山从香港入境，经广州乘火车抵北京。周恩来亲自会见了宋宜山，阐明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政策：一是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二是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三是台湾政务仍由蒋介石领导，中央不派人前往干预；四是美军撤离台湾，不允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9月，刘少奇在“八大”上作政治报告时指出：“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10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明确表示：“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可以秘密来。”台湾回归祖国以后，“一切可以照旧”，“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他表示：“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毛泽东还指出：“台湾只要与美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周恩来就蒋氏父子等人的人事安排作了具体的说明。

　　1957年4月1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时说：“国共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翌日，《人民日报》首次向外公布了共产党准备与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消息，在海内外引起很大的震动。

　　毛泽东、周恩来多次就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方针政策进行阐述，其要点有：一是省亲会友、来去自由。中国政府充分理解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早与家人团聚的心情的愿望，他们可以同在大陆的亲友通信，可以回到大陆省亲会友，各级人民政府保证来去自由并提供各种方便和协助；二是既往不咎、立功受奖；三是国共合作、爱国一家，台湾问题是内政问题，中国共产党准备与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四是和平解放、互不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