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被“监护”的彭德怀来说，度日如年，眼看又一个春节到来，他更加焦躁不安。奇怪的是，这一天竟有人给他送来了礼品：糕点和罐头。彭德怀接过礼物时，问起哨兵：“小鬼，这罐头是你买的？”

　　哨兵回答：“不，是国务院管理局送来的，每人一份。”

　　“国务院？”

　　“对，是周总理让送的。”

　　“总理？总理还没有忘记我们……”

　　他双手捧着礼品，止不住老泪纵横，久久地站在那里，嘴里不停地念叨：“总理啊，我有一肚子的话要对你说，要对主席说呀！为什么还不让我出去呀！”

　　这几年，彭德怀实际上已成了被软禁的政治犯。在长达10余年的专案审查中，由于找不到“里通外国”的证据，而且，审查委员会主任贺龙自己也成了被审查的对象，并先于彭德怀被迫害致死，彭德怀的专案审查交给黄永胜。1970年，“彭组”三次上报了《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罪行的审查报告》，将“里通外国”、“篡党篡国”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等罪名强加在彭德怀头上，并对这位开国元勋提出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处理意见。所幸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看后都未作任何表示。这样，彭德怀的“案”始终未定。

　　恶劣的监管条件和残酷的批斗审讯，摧垮了这位硬朗朗的铁汉。到了1972年后，他经常便血。直到第二年4月，他才被送进医院检查，被确诊为晚期直肠癌。真可以说，他是死于心肠太直了。

　　周恩来闻讯后，打电话批评了卫戍区监护办公室和专案组：“彭德怀同志病到这个程度，你们怎么才知道？怎么才报告？太不像话了。”他指示：请三○一医院的同志马上研究手术方案，尽全力治疗。

　　4月18日，医院正式通知专案组：“145号”必须尽快动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专案组只好打报告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批示：彭德怀同志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手术不要受到影响，一定要做好。

　　可是躺在病床上的彭德怀却坚决反对手术。他对着专案组的人吼道：“你们不把我的问题搞清楚，我决不做手术！”

　　专案组的人劝道：“你的案是毛主席定的，他老人家不点头，谁敢……”

　　“那好，你们让我去见毛主席！”

　　“你这不是给我们出难题吗？告诉你，给你做手术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你还信不过吗？”

　　“那好，请允许我给总理打个电话，我有话要跟总理说。”

　　“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不对！我这是正确反映客观事实，我在庐山讲的是真话，我没有错！我到死也不认这个账！不给我把问题搞清楚我死不瞑目！”他还想用自己最后一口气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他坚持要在做手术前见一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以讲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后经侄女彭梅魁反复劝说，他才勉强同意先做手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不断地申辩：“我没有里通外国！我自己犯有许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诡计，在这一点上，我是清白的！”在风雨飘摇的中国之冬，可能毛泽东、周恩来都已无暇或无心顾及彭德怀了，整个中国都已乱了方寸，他们面前的乱麻已经多得难以理清：毛泽东感觉到“天下大乱了”，自己“已经收到马克思发来的请帖”；而周恩来的处境更加困难，已经时时准备“入地狱”了。尽管我们无意苛求两位伟人，庐山的那场风暴也不是他俩的“合谋”，但庐山会议确是一段无限的悲剧“风光”。彭德怀于1974年11月29日含冤去世。当今天我们能公正地评价这段历史时，“始作俑者”们都已纷纷作古，而这段繁杂的“历史的插曲”，给后人留下了苦涩的思索。

　 摘自《红墙见证录》，当代中国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