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写过一篇题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文章，称孙中山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理由是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的情况、当前的社会情况和外国的情况，“知道他是很虚心的”。初读这段论述，觉得有些不解：注意研究历史，怎么就是“谦虚”和“虚心”的表现呢？最近频频读到“历史是什么玩意儿”之类的调侃语，以及一些把历史本应带给我们的智慧和经验任意消解掉的奇谈怪论，渐渐有所理解了。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记录和记忆，老老实实地研究和学习它，从中获取经验、智慧、启示和借鉴，也就是尊重它和敬畏它，自然是谦虚和虚心的体现。

　　毛泽东同志提倡以谦虚之心学习历史的论述很多，其中有五句话应视为至理名言。

　　“读历史是智慧的事”

　　1920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一封信中说，他读历史时发现一种有意思的现象，那些干出傻事蠢事的专制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原因是其欲望冲动压倒了理性智慧。由此，毛泽东同志提出，“读历史是智慧的事”，多了解点历史上那些专制主义者的结局，让“智慧指导冲动”，或许能少干点傻事蠢事。此前，袁世凯称帝败亡时，毛泽东同志也发表过类似的议论，说袁世凯以及劝袁称帝的人不真正懂得历史，没有汲取“王莽、曹操、司马懿、拿破仑、梅特涅之徒”的教训，乃世间“最愚者”。

　　把是否读史懂史同是否具有理性智慧联系起来，是青年毛泽东已经体悟到的一个重要道理。他一生好史，有多方面的理由、需要和收获，其中定然有益智的成分，有一种获得智慧的求索精神与乐趣。他读《三国志》，认为蜀国之误始于此前诸葛亮《隆中对》里的战略构想。这个战略提出，将来得益州后派一上将守荆州，自己守汉中，大本营设在成都。本来就兵少势弱，又如此三分兵力，焉有不误的道理。如此诘问《隆中对》，未必有用于现实，但其中的经验教训却完全可能成为使人变得高明的营养。毛泽东同志后来说“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更加聪明起来”，就是这个意思。了解历史，总结前人和自己经历的过去，最起码的一条，就是尽量不重复前人蛮愚的错误。为了澄清党的历史上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亲自主持编辑了党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并说：“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用“恍然大悟”来形容读史的效果，揭示的就是益智、启智的作用。

　　“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

　　如果对自己的过去懵懵懂懂甚至一团漆黑，不可能成为一个明白人。如果研究历史不是为了今天的需要，一切拘泥于历史，恐怕也不算是一个明白人。对过去和今天都不太明白的人，自然很难干出有光明前景的事业。

　　毛泽东同志尊重历史，但从不拘泥于历史。上个世纪50年代，有人从毛泽东同志的一些现实决策中觉得他“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个话传到毛泽东同志那里，他在1958年1月28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专门作出解释说：“历史是要的。要读历史，我赞成郭沫若那个古史研究。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不迷信将来还得了呀！人类就是希望有个将来。”毛泽东同志承认自己“迷信将来”。至于说他“轻视过去”，恐怕有些误解。只不过一生重视读史的毛泽东同志比较看重现实这个立足点，总是希望从现实这个立足点出发去争取一个好的将来罢了。提出“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当时可能有自辩之意，但也揭示出了读史的要义，即了解历史是为现实和争取美好的将来服务的，学习古人是为今人增益的。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过一篇题为《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演，里面说：“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很明显，弄清过去，是为了把眼下的事办好。这样做，才是对历史的真正尊重和敬畏。

　　不能说毛泽东同志读史没有个人的兴趣，但借史明理、借古喻今、古为今用，却是他读史的常态和目的。许多问题，了解其来龙去脉，处理起来会有更多的思路，也更主动、更有效。毛泽东同志很善于从历史中获取灵感，常顺手拈来一些史实，以说明现实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这种情况多见于他的会议讲话和读史批注当中。比如，他读到《史记》记载萧何曾经实行“耕三余一”的政策，就思考：“那个时候能够做到这一点，可能是因为地多人少，土地肥沃。现在我们的东北，有些地区也还可以种两三年地，多余出一年的粮食来。但是，全国现在很难做到‘耕三余一’，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一下。”他在《汉书》里读到汉武帝曾经沿汾河乘楼船到闻喜一带，就感慨地说：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现在汾河水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呀！由此赞成“引黄济汾”的设想。凡此等等，立足今天，把历史读活，思想自然会丰富起来。而且，把历史与现实、昨天与今天紧密地联系起来，自然也就不会滑向“守旧”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