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毛泽东没有专门用过“国家利益”这一概念，更没专门的理论去论述它，但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最高决策人，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怀的战略家，毛泽东非常重视新中国的国家利益。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主要体现在他长期的决策实践及一些重要的会议讲话、与外国领导人及来宾的谈话以及与政府各级负责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关于国家利益的基本观点是：

　　第一、国家安全利益。安全利益是一国国家利益中最基本的利益，国家安全不保则其它利益一概不保。毛泽东深知这一道理，把国家的安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决不允许别国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为了捍卫国家安全利益，毛泽东重视发展国家自卫能力。早在建国前夕，他就指出:“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4]为增强国防力量，毛泽东顶着美苏两个核大国的压力，在国家处于困难时期独立发展核力量和航空航天技术，确保国家安全。为了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尊严，毛泽东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华的侵略和强权行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第二，国家政治利益。毛泽东高度重视国家的政治安全利益。在毛泽东看来，政治安全，尤其是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安全是最大的安全，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最根本的利益。因此，保卫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和政权体系的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利益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对于20世纪5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推行的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战略，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它的危险性，并号召全党提高警惕，捍卫社会主义政权的安全。毛泽东还非常重视维护中国的国际地位，发挥中国在国际上应有的作用。尽管使新中国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大国地位是毛泽东外交战略的重要目标，但他坚定地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一原则问题上决不妥协。在建交问题，他坚持要在对方断绝与国民党残余政权的关系后再通过谈判重新建交，同时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在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他亲自草拟致联合国声明，要求联合国将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驱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时，毛泽东积极主张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开展的不结盟运动，充分发挥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作为第三世界中一个大国的作用。

　　第三，国家经济利益。经济利益是新中国立身世界民族之林的物质保障。毛泽东非常重视中国的经济利益，早日把新中国建成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是毛泽东孜孜以求的愿望。为此，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一完成，他就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开始了大胆的探索，在借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即国民经济建设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共同发展的道路，并进一步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新中国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同时，毛泽东提出对外开放的论断，主张用外国先进技术和外资来为中国经济建设服务，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张首先发展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经济贸易关系，同时也积极寻找途径开展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贸易关系。1949年12月毛泽东在赴苏联访问期间，心里还牵挂着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进行贸易往来的问题，他于22日电告中共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5]为了打开与西方国家进行经济交往的通道，毛泽东利用一切机会做外国客人的工作。1954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以艾德礼为团长的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倡议中英两国之间“一要和平，二要通商”。同年10月，毛泽东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强调了同样的原则。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没有得到很好贯彻，但它为后来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主张中国与外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应该坚持平等互利原则，不允许利用经济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企图利用经济问题给中国施加压力，损害中国的利益。如1960年7月，苏联突然照会中国，撤走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撕毁两国间签订的经济技术合同及协定；1961年，苏联乘中国发生自然灾害之际强行逼债，毛泽东一方面同苏联这种行为作了坚决的斗争，一方面号召人民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了苏联毁约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困难，维护了民族尊严。

　　第四，国家文化利益。毛泽东高度重视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利益，他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出发，重视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主导地位。为了消除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封建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及其它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他积极倡导在人民群众中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强调：“为了作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了群众所掌握。”[6]毛泽东还非常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段极其屈辱的历史，毛泽东常以此来教育国人，以提醒人们任何时候都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毛泽东还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来振奋民族精神。针对建国前后一些人心存对美国的恐惧感，毛泽东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不要“在外国人面前伸不起腰”，我们“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7]。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总体上反映了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迫切需要维护和实现自身主权利益的客观现实，因而是一种主权利益观。主权是一国固有的处理其国内、国际事务而不受他国干预或限制的最高权力。包括独立权、平等权、自卫权和管辖权。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他对国家利益的判断无不打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烙印，如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论、帝国主义论及国际主义原则对毛泽东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判断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利益也成为他的国家利益观的一部分，正如上文所说毛泽东把它看成是重要的一部分，把新中国的政治安全看作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最根本的利益。然而，毛泽东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新中国国际战略的决策人，总体来说，他一贯坚持的是以国家主权利益为重，意形识态利益从属、并服务于主权利益。这一点在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有突出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