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广东还发生过一个更为突出的例子：广东某县的麻风病防治委员会，要在某乡盖一个麻风病院，和群众商量，群众不同意，而县政府不顾群众的意见，硬在那里盖了一所麻风病院。这样就惹恼了群众，有400多人在合作社主任的带领下，把麻风病院的房子拆掉，把干部的衣服也扯烂了。结果，该县公安局的负责人带领8名警察赶赴现场，还开了枪。由于当地政府对这件事情没有及时进行妥善处理，导致矛盾不断积累并最终激化，甚至发展到动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地步，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针对类似事件，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他还进一步提醒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因此，“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事实上，自1956年下半年起，一些地方接连出现不安定的苗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的半年时间内，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当时，一些党员和干部认为“好人不闹事，闹事无好人”，“凡是与政府闹事的就是敌我矛盾”。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对群众的闹事，一是“怕”，二是“简单处理”，即采取压制和压服的办法，动辄批判斗争、开除，甚至动用武力。例如，兰州一所技校，外省籍学生要求发给寒假回家路费，学校不同意，300多名学生闹了起来，学校领导采取强硬办法，抓了60多人，认为他们是反革命。对此，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对待人民内部问题动不动就想‘武力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纠正的。”一个月后，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又专门谈道：“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

　　怎样才能避免或正确解决群众闹事的问题呢？毛泽东对昆明航空工业学校的做法十分赞赏。1956年9月初，昆明市发生了由广东来昆明上中等技校的3000多名学生向省人民政府请愿，要求提高助学金和生活待遇的事件。但是，同期到达昆明航校的500名湖南学生却没有受到影响。其实，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条件比其他学校还差，之所以没有闹事，原因就在于“这个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做得比较具体切实的”。校领导说老实话，把学校的困难情况如实地告诉学生，动员学生共同克服困难，校领导和师生同甘共苦。结果，困难重重的昆明航空学校办得生气勃勃。毛泽东称赞：“这是没有官僚主义的。如果办学校的人，都照这个办法办，那就好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办学校的办法。”

　　此外，毛泽东还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高度，深刻阐释了解决群众闹事的办法，指出：“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了发生群众闹事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二）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搞好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是党的事业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在实际工作中难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这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思考如何妥当地处理问题，使其向有益的方向转化。毛泽东的做法就是很好的范例。如果党员和干部们能够认真学习毛泽东对待群众激烈言行的态度和方法，也许不但能够及时妥善处理问题，消除党群、干群关系中的不和谐因素，而且还能及时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加以改进和完善。这样才能有利于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作者为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天津300072〕

　 （摘自《党的文献》2010年5期）